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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自出手眼 力排干扰

——由编选《李白研究》所想到的

更新时间:2017-08-30 19:08:56
作者: 周勋初  

   这就牵涉到了研究者的学识问题,涉及到了他们的素质问题,也关涉到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问题。

   张可礼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中特设一章,讨论“研究综述”的写作,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概括,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也指出了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最为难解的是,大家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年动乱,往往用“噩梦”、“浩劫”、“断裂”、“荒芜”等词一笔带过,他就此提问,“为什么”有不少爱好和研究古代文学的知识分子投入了或想投入这场“革命”,有些人还写了一些今天看来毫无“学术”的文章?为什么许多同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成名的学者,在十年动乱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其中有什么教训值得后人汲取?这些问题提得很尖锐,要想全面地正确回答,可能还要等上几十年。大家对此采取一笔略过的态度,也就是因为难于正面回答。

   我思想水平很低,思辨能力也差,自知无法回答。不过我想从师长一辈和同辈中人的表现中寻找一些答案。

   我认为,近百年来知识分子思想上多混乱,原因之一,与价值标准的多歧有关。陈寅恪于1964年《赠蒋秉南序》中说:“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他表白的是坚守传统价值观的信念。现在看来,由秦入汉位致通显的叔孙通是早期的“风派”,司马迁为之立传,就用“希世度务”、“与时变化”来加以讽刺。因为中国士人向来认为应该坚守自己的信念,不能为求一时之通显而作识时务的俊杰。

   新中国成立后,党与政府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最高准则,理论界认为道德也有其阶级性,中国的很多传统观念都遭到了否定,遭到了批判。到底哪些道德应该坚持,哪些道德应该批判,人们思想上自必产生混乱。

   周一良为陈寅恪的早年入室弟子。新中国成立后,周氏一直要求进步,历经折腾,“文革”后期进入了“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陈寅恪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中本有一段文字,叙述师生二人论学之乐,末尾时云“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泪之泫然也”,文字饱含感情,后来却把它删掉了,所以在后来出版的文集中已不见踪影。周氏自云这是因为老师认为他“曲学阿世”,所以有此一举。由此可见,一些坚持中国传统观念的人对此甚为执着。

   “文革”结束之后,批评郭沫若的人很多,特别是他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推翻了自己过去提出的观点,将“双子星座”中的杜甫肆意糟蹋,而替李白说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好话。这种现象,是否可称曲学阿世,却又不能简单地作这样的判断。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党政领导一直要求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知识分子经过二十年的改造,既有层层领导组织的系统学习,又有不断上纲上线的群众运动作胁迫,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更是动辄得咎,既有思想上的困惑,又有现实的困苦,如果不紧跟上面的步骤,也就会遭到意想不到的灾难。像郭沫若这样的身份,既是文坛大佬,又是政界标志性的人物,其时身处风口浪尖之上,自当把握好大方向,调整个人思路,投入到运动中去。

   这就让我再一次地想起师辈来了。方光焘先生殁于1962年,像他这种性格的人,如果活到“文化大革命”时,定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受凌辱而自行弃世。因此他的不能寿登髦耋,对他自己来说,实为幸事;对我们学生一辈来说,也就免除了心中的无尽伤痛。

   钱钟书的《宋诗选注》,选文时顺应时势,评注时则坚持己见,这是当时知识分子常见的一种处世态度。《论语》上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人处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有时也不得不调整个人的位置,但在大德上还是不能“逾闲”。

   一些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成名的学者出现某种异化,也可理解。如上所言,上有党政方面的高压,下有群众运动的胁迫,这就必然会导致思想上的混乱,甚至发生尽弃所学的现象。

   至于那些年轻一代的学者,本在“学”上还未扎根,因而谈不上什么“曲学”的问题。他们的趋时,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上级要求的就是这样。只是这一时代中培养出来的有些人趋时过甚,旧的道德固然弃之如敝屣,各种新的道德也未见其展示,而且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一无原则可言,各种各样的道德都可为我所用。这样的人,只能称之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土特产———“风派”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国人睁眼看世界,发现国外的人并非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内也并非天堂。而且照官方的说法,国内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因此中央号召拨乱反正,于是兴起了一股反思的潮流。只是阶级观点仍应坚持。这就面临着一个难缠的老问题,道德到底有没有阶级性?传统道德能不能继承?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要不要紧跟上面来的号召,是不是可以独立思考而不再重蹈“曲学阿世”的覆辙?

   时至今日,陈寅恪的声誉越来越高,大家对他的不曲学阿世表示钦佩,因为这维护了一位学者的尊严和良心,为此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郭沫若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本就不甘心以文人与学者自囿,他要作一名斗士,何况这时他也亟欲有所表现。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中国一直处在苏联的军事威胁之下,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陈寅恪称李白为胡人,“无产阶级学术权威”起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这种“谬论”,正是抓住了好题目,倒也顺理成章,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这时郭沫若也承受着内外的重重压力。“文革”开始,他就公开表态:自己过去写的东西应该付之一炬。《李白与杜甫》中的扬李抑杜,体现出他的进一步努力,表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已经彻底改变,完全接受伟大领袖的教导,这样也就同时确证了自己仍属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一员。而在这时站出来表态,就要像个造反派的样子,因此他得用尖刻的口吻斥骂萧涤非等人,还以轻蔑的态度批判陈寅恪,乘机在业已沦落为贱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前摆摆威风。这也是当时有条件出来露露脸者的一种常态。

   有人称《李白与杜甫》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怪胎。联系当时的形势,也就可以理解。1966年至1967年初,江青审查新中国成立以来拍摄的电影时,便对《诗人杜甫》横加指责,申明毛主席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对于这点,郭沫若当然早有所知,深有所知。处在他的位置,既不能像钱钟书那样远离风口,则自当改变立场,收回戴在杜甫头上的人民诗人桂冠,何况他本人确是具有挥洒自如的浪漫主义气质。

   看来郭沫若的表态还是及时的。一年之后,《读〈封建论〉呈郭老》向外传达:“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幸亏郭沫若在李杜问题上已经争取主动,“击一猛掌”的力度也就减轻了不少。可见,郭沫若在政治上还是极为敏感的。

   李杜诗歌的此高彼低,本是学术上的一个老问题,自可让人自由发挥。令人难解的是,这时各种学术思想正乱作一团,伟大的导师为什么不再提那美妙动听的“百家争鸣”,而自称好学生的郭老则又为什么定要足尺加码,调门提得高的离谱。以他这样的身份,却以演出荒诞剧的方式谢幕,郭沫若为保住晚节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文化大革命”之后,社会上流行一句总结性的评语,认为人们的路线斗争觉悟越来越高,道德水平越来越低。显然,这里说的道德首先指的是传统道德。可见虽经十年大力“除四旧”,还是没有能够从根本上铲除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价值观。这到底是中国人的幸运呢,还是不幸?

   郭沫若从颂扬“双子星座”转向扬李抑杜,可用组织观念强来解释,这是一种新道德,也就是革命道德。有人则把他的学术转向视为“曲学阿世”,这是从传统道德着眼而提出的批评,他们标举的是旧道德。二者各有所见,或许也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这也就是我在上面所提到的,价值观上的分歧,导致道德观上的混乱。

   我想,今后还是会有多种价值观并存的局面。这可能也不是什么坏事,只要一些人不动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去逼迫他人改变立场曲学阿世就行了。毕竟殷鉴不远,人们还是不愿看到传统道德遭到彻底铲除。

   现在我的思想再次出现变化,认为若对过去的研究作总结,不必再持一种标准,选文时也不必要求四平八稳,应该允许人家独标宗旨,去宣扬某一种写作手法,标榜某一种情调,犹如当年神韵、格调、性灵等流派争竞时的情况一样,否则研究中的多样化将无从体现。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研究工作中的繁荣景象将永远无法出现。

  

   本文为周勋初先生治学经验谈系列之六,选自周勋初先生《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凤凰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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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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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雍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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