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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晨:如何理解张承志的“心灵伊斯兰”?

更新时间:2017-08-22 22:52:56
作者: 李晨  

   当我们试图了解并探讨中国的伊斯兰文明形态及相关的西北边疆问题时,张承志堪称一位能够提供强有力的参照与思想资源的现时代作家;然而,他同时是文坛上极其另类的、兼具文人、学者、宗教信徒等多重身份的特殊人物,理解张承志,并由此进一步理解伊斯兰边疆问题不仅是颇为棘手的考验,也是一个关切深广的重要现实命题。

  

创作历程


   1948年,张承志出生于北京一个回族家庭,但民族归属所携带的血统标记并不是他此后进入伊斯兰世界的决定性因素。对于这位作家来说,从1980年代至今以小说、散文、学术随笔等形式对中国乃至世界的伊斯兰文明、历史与现实的书写绝非一种封闭自足的类型化选择,而是以高度的真诚置入了个体的经验、情感世界,并朝向当代中国的社会巨变及世界大势的波澜起伏开放的创作历程。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抛开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张承志本人的履历和取道、抛开时代风云搅动起的社会、人心的大潮,去按图索骥地单独提纯出伊斯兰主题来做讨论。在本文所涉及的张承志与伊斯兰这两个关键词背后,实则悬挂着一幅纵横交织的网格,它既是已入暮年的作家的人生,也是当代诸多重大命题的集合。

   对于普通的文学爱好者而言,张承志的早期代表作《黑骏马》、《北方的河》、《大坂》等是传播久远、最为人熟知的经典小说。这些作品,无论从主题上还是风格上都极富作家本人的特色:一望无际的乌珠穆沁大草原、源远流长的北方大河、严苛的极地自然环境、慈爱刚毅的蒙古额吉、纯美朦胧的爱情故事、背负历史创痛奋勇前行的男主人公,这一切在充满活力却秩序未定的新时期文坛上赢得了批评家和读者的一致激赏,张承志仿佛文学界的黑马,由此开启了聚焦于西北中国的创作长旅。西北中国——确切地说是张承志所讲的三块大陆:内蒙草原、黄土高原、新疆天山——这一地理上的选择并不是出于某种文学性偏好,而是脱胎于作家本人的知青经验和此后的求学实践,并因此具备了一种指向底层人民的原则性。

   1968年,早于《人民日报》发出的全国性号召,张承志便写下血书主动前往内蒙乌珠穆沁草原插队。在爬冰卧雪的四年知青岁月中,他用坚实的劳动将自己锻造成一个合格的牧民,落户的额吉一家给了他亲人般的关爱,也让他与贫穷的下层一道深深地体会着艰辛生活所给予的屈辱和自尊。在当时非常有限的书籍阅读之外,蒙古草原以其特有的风土人情为他注入了重要的文学滋养,也奠定了此后“为人民”的写作宗旨。

   1975年自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后,张承志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主攻新疆地区的研究和考察,与野外实践相结合的学术方式依旧接续着游牧气息。而新疆考古经验后来成为以《大坂》为代表的天山系列小说的重要素材,同描写知青生活的蒙古草原小说十分相近,这里既有个体对自然的挑战、征服和对极限的敬畏,又包含着考察途中受到边疆人民恩惠后久久难忘的情谊,以及对多民族文明交汇地带平等开放的文化形态的领悟。

   1984年对张承志而言意义非凡。这一年的年底,张承志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作代会,初次深入西海固荒僻的群山,一场大雪将他困于西吉县沙沟乡,哲合忍耶的历史如同神谕和天命一般,展现在他面前。在兰州,他融入了数万教民迎回哲合忍耶圣徒马明心的墓塚的盛大仪式。这一“缺席”与“深入”形成的对照标志着“决裂”,写于1991年的散文《离别西海固》中,张承志说“我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1]虽然这样的说法多少带着些事后追溯的色彩,但某种大于文学的、更内在也更本质的区分正以“身未动心已远”的方式生长起来。从此,张承志开始频繁地出入大西北,回族、西海固、哲合忍耶⋯⋯成为他写作的关键词,相关的伊斯兰题材作品,也日渐探入形而上的精神和宗教世界当中。

  

“为人民”的心灵史

  

   1989年秋,张承志正式动笔写作《心灵史》,1990年7月完稿于北京。1991年1月,该书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后仿佛给文化界投下一颗重磅炸弹,高高举起信仰的旗帜,惊世骇俗——王安忆说,它为文坛带来了光芒,大家奔走相告;张炜说,文学搞到这个份上才有点意思;[2]“1993年年初先锋派作家余华、苏童等人聚会时,开口就谈《心灵史》”。[3]《心灵史》是哲合忍耶[4]的教史,关于“它究竟是怎样一本书”这个问题,在花城版的内容提要中已有精简的概括:

   西北黄土高原腹地,干旱贫瘠、风景凄厉,然而正是在这片绝望的黄土上,哲合忍耶诞生了,那是乾隆年间。从一开始它就倡导“人道、人性、人心”,被清政府视为异端并遭到灭绝的镇压。⋯⋯

   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它由无数充满血性、坚守正义、奋勇赴死的个体构成,然而他们从未入过正史,⋯⋯本书第一次客观地描述了他们备受迫害的历史,它以七代导师为线索,把哲合忍耶的全部故事划分在七段辉煌而悲壮的光阴里,清晰地勾勒出哲合忍耶悲剧式精神性格的形成过程。在这里作者打破了旧的小说套路,熔历史、文学、宗教于一炉,⋯⋯处处闪烁着真知灼见和人道的光芒⋯⋯[5]

   如果我们以惯常阅读方式去追问《心灵史》中典型人物究竟是谁,恐怕很难找到可确证的答案,无论是马明心与各代掌教人,还是若干被提及的殉难者,都不是贯穿作品始终的核心人物。由于这个最基本的出发点是模糊的,参照中外文学传统,《心灵史》无法完整地归入任何一个流派当中。边疆史学家姚大力认为这部作品:“形式上是七代掌门圣徒的传记,但它真正的主角更是划分在七代导师的‘光阴’里的十几万民众。⋯⋯它告诉人们,苏菲派神秘主义的教派是怎样彻底改变了生活在中国西北绝望境地中的绝望的底层民众。”因此,“《心灵史》的主题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这就是哲合忍耶的‘底层人民’。”[6]姚大力同时指出,对张承志来说,激起他全部热情和皈依冲动的,不仅是哲派的教义和历史,更是那些在物质上贫困得近乎一无所有,却在精神上活得高贵尊严的广大底层教众,而这样的追求也直接关联着张承志早期的文学主题。在《心灵史》的前言中,我们可以为这一判断找到佐证:

   多斯达尼——此刻是我心中最美的形象。我终于找到了能够超越和替代我的蒙古额吉的人。我的东乌珠穆沁终于变成了西海固。骑马牧人的纯朴已是贫苦农民的信仰。⋯⋯我最后的渴望是——像他们一样,做多斯达尼中的一个人。几乎同时我突然彻悟了我曾苦苦寻找的方法论:正确的方法,存在于被研究者的方式之中。[7]

   在张承志那里,以多斯达尼[8]称谓出现的哲派教徒“就是中国底层不畏牺牲坚守心灵的人民”,[9]是“一种信仰的中国人”,[10]他们是草原额吉的延伸,也是“为人民”写作原则新的实践对象。既然多斯达尼将自己的故事划分在一代代宗教导师的光阴里,那么书写的形式也随之划为七代,并且“每一代故事都使用哲合忍耶内部秘密钞本作家的体例,称之为‘门’,而不称为章或部”;[11]在这七代、七门的故事里,真正的主人公是哲合忍耶的精神和心灵,是活在一贫如洗的穷乡僻壤,却造就了如岩石般坚硬的人民并代代传承、坚守的心灵世界和人道精神。因而,这里没有个人性,也没有任何一个作为主导的典型人物,心灵和信仰才是真正的核心。正是立足于这个具有独特样式的心灵世界,张承志不认为《心灵史》描写的仅仅是宗教,他对读者说:

   我借大西北的一抹黄色,我靠着大西北一块黄土。我讲述着一种回族的和各种异族的故事。但是,人们,我更关心你们,我渴望与你们一块寻找人道。

   这里含有人、做人、人的境遇、人的心灵世界和包围人的社会、人性和人道。

   我厌恶狭隘。

   我将告诉你们的哲合忍耶的故事,其实正是你们追求理想、追求人道主义和心灵自由的一种启示。[12]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心灵史》首先是一个关于底层人民的文本。而底层所承载的社会现实性使得哲派信徒具备了向一般民众的开放性,残酷的抵抗殉难也是贫富两个阶级的斗争史和底层人民的斗争史,它同时向一切强权对弱势的压迫开放,但它从来不是国家分裂意义上的教派史。从根本上,它是超越宗教和民族的。正是由于这种跨界和开放,走向宗教的张承志承担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身份,对于普通的西海固信众而言,他显然是不同的外来者,北京的著名作家所代表的知识能力和话语权力将大过回族的血统标记本身;但对于广大汉族读者和主流文化圈来说,张承志深入伊斯兰教意味着重大的写作转向,意味着一种从血液到思想的区分和差异。无论面对文化边缘地带的伊斯兰哲合忍耶教派还是居主导位置的汉文化体系,张承志都不再扮演纯正的内部角色,他总是有部分血肉侧身于另外一种参照系当中,构建出自己独特的文化位置。这样的位置决定了《心灵史》不可能全然脱离儒家思想脉络中的汉语世界,彻底沉入哲合忍耶的怀抱,不顾读者的接受和外界的回应。背靠大西北的时候,张承志不曾忘记时代的不义、人心的堕落、文人的虚伪、知识的空洞⋯⋯宗教并没有赐予他内心的安顿,而是成为他据以反抗时代及其敌人的思想资源。因此,阅读《心灵史》不仅不能从单一的题材标准来分析,也不能仅仅听从单一的文化判断标准,正确的理解方式来自文本所呈现的书写方式本身,它要求我们既立足于文本,又要打开文本所贯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脉络,正是不同的文化参照以文本为中介爆发出的能量,让这部作品具备了深广的震撼力和持久的影响力。在《心灵史》完稿时,张承志说:“对于我在1978童年无忌地喊出的口号——那倍受嘲笑的‘为人民’三个字,我已经能够无愧地说:我全美了它。这是我对你们的一个约束;如今我践约了,没有失信。”[13]虽然《心灵史》的初版没有明确提及它与红卫兵理想的接续性,但“为人民”的写作宗旨依然让我们不能忽视从1960年代的革命理想主义到1990年代的“穷人的宗教”所埋藏的内在一致性。事实上,2011年底完成的改定版《心灵史》及随后发表的演讲中,张承志都明确地把这部作品与早期红卫兵理想合为一个整体来阐释他的思想道路、人生选择。[14]


“文明内部的发言”

  

完成《心灵史》后,张承志彻底地告别了小说,着意选择更加直接的非虚构方式,开始大量地创作散文和学术思想随笔。80年代中后期,在他频繁进出大西北的几年里,《河殇》式的社会发展思路甚嚣尘上,告别闭塞的黄色内陆文明,拥抱开放的蓝色海洋文明,走西方的自由民主道路是知识分子的基本共识。关于《河殇》,张承志笔下未做评议,他从来没有对那条“海洋文明”的进步之路抒发过向往。1988年,在深入西海固农家之后,张承志写下了这样的话:“宁愿落伍时代千百年,也要坚守心中的伊玛尼(信仰)。”[15]对于这份坚守,更具标志意义的是张承志1993年所提出的“抗战文学”。“抗战文学”产生的语境密切联系着1990年至1993年间作家的海外经历,求生的艰难和为求生所遭遇的歧视种族/民族之外,更具刺痛性的经验来自苏东剧变前后以日本、北美为代表的海外学界(甚至是左翼学术团体)对中国的不良企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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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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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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