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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牧:革命话语的情色重构

——论“新时期”以来“革命重述”中的情色叙事

更新时间:2017-08-17 23:48:43
作者: 赵牧  
但章永璘作为男性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不但颠覆了革命的阶级论,而且将关于“妇女解放”的论述放逐了。

   “妇女解放”当然并非只情色一端,但在启蒙或革命的主题下,情色却常被赋予“妇女解放”的内涵。然而“新时期”的张贤亮,却发出“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16]的声音。这其中不无历史的吊诡。要知道,新启蒙抑或个性解放,被很多人认为是“新时期”的最强音,但众多女性,却也像张贤亮所宣告的那样,在充当男性解放者的同时将自己囚禁起来了。沉没于男权的包围,似乎成了无以摆脱的宿命。在《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小说中,张洁表达了对男性的渴慕,但在《祖母绿》中却发现男性的猥琐,结果她就在《方舟》中完全推开男性而沉溺于女性的乌托邦,最后却只得到一个分崩离析的结局[17]。这是否意味着女性并不能自我解放自己?但此后,从宏大的社会议题中抽身而一味地退回到女性自我的私密空间,却成了90年代以来最为强大的叙事伦理。结果陈染林白们陷入“一个人的战争”,王安忆笔下的阿三则在国际饭店做起外国人的皮肉生意,世纪之交的“上海宝贝”,更是在摩天大楼里惊叹于德国男友阴茎的硕大无比。将目光从中国男性的猥琐而转入外国男性的雄奇,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女性主体丧失的象征。包括“妇女解放”在内的社会革命,经历百年的奋斗后,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晚清时的妓女傅彩云也曾跟八国联军统帅有过一番淫乱,但她的淫逸作态不仅暗示了帝国政治的崩溃,还在曾朴那里被赋予拯救乱世黎民的目的,而就在为国捐躯之前,她还与俄国女虚无党人畅谈革命理想,然而“上海宝贝”们既没有宏大政治寄托,也不承担社会控诉功能,却只献身国际资本和消费主义,不知家国情怀为何物了。

   当然,作为妓女的傅彩云完全可以置革命理想而不顾,法国大革命时期妓女玛丽昂便是如此。玛丽昂是丹东的情妇,丹东作为罗伯斯庇尔的战友而担任过十人委员会主席,签署过不少斩杀贵族的手令,但最后却被自己建立的革命法庭处死。何以如此呢?刘小枫在解读毕希纳的《丹东之死》时发现,这竟跟妓女玛丽昂密切相关,并由此引发“人民公意”与“个体偏好”孰是孰非的思考。按“人民公意”的逻辑,作了妓女的玛丽昂固然道德败坏,但卖淫是贵族老爷逼的,只有消灭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制度,才能杜绝不道德的卖淫行为。然而遵从“个体偏好”的玛丽昂母女却不这么认为。玛丽昂母亲为女儿辩护:“我们干活时身体四肢什么不得用,为什么就不许用这个?”作母亲的还只是强调妓女的职业性,玛丽昂的说法更有诗意:“人们爱从哪里寻求快乐就从哪里寻找,这又有什么高低雅俗的分别呢?肉体也好,圣像也好,玩具也好,感觉都是一样的。”按此,人们有权根据“个体偏好”决定寻欢作乐的方式,卖淫不过诸多方式中的一种。丹东也恰从这个角度质疑“人民公意”对“个体偏好”的压迫,竟至宣称“没有任何道德比每天夜间我和老婆的情谊更为牢靠的了”。罗伯斯庇尔闻听此言感到这战友对革命事业太过于危险了,于是,就把丹东送上了专门惩戒反革命分子的断头台[18]。

   刘小枫这么热心法国大革命中的一桩公案显然别有寄托。因为一直以来,他就是在中国思想界“反思革命”的主推者,而在中国革命史中,也确实发生过以革命方式改造妓女的事件。但相比这种含沙射影,苏童在《红粉》中对“妓女改造”的揶揄却是明白无误的。妓女秋仪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感到的不是跳出火坑的喜悦,而是一种无所适从的惊悸与敌意。她放弃改良的机会,跳下驶向社会主义金光大道的卡车逃跑了。秋仪不把自己视为“旧社会”的受害者,而革命的成功及随后而来的取缔妓女,不过是打乱了她原本宁静安逸的生活罢了。我们知道,陆文夫曾在《小巷深处》中积极肯定“妓女改造”的政治意义,其中的妓女徐文霞既因为与“阶级”、“革命”等话语关联而承担了控诉“旧社会”的功能,又因为与“翻身”、“解放”等话语关联而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象征。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革命党人借“人民公意”而对妓女玛丽昂的评判与陆文夫共享了革命逻辑,但苏童显然更倾向于认同妓女玛丽昂,认为从“个人偏好”出发,秋仪有权选择她的生活方式,无论将身体作为挣钱的工具还是寻欢的方式都无可厚非,而妄图对她进行改造,则未免有些多管闲事了。

   而杨争光在《从两个蛋开始》中对妓女故事的讲述,既不同于陆文夫的“人民公意”逻辑,也不同于苏童的“个人偏好”逻辑,而更多诉诸于欲望话语。故事发生在符驮村,而这里的妓女是在“市场经济”之后出现的。杨争光分别描写了三个妓女,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其中的经济因素,但却没有赋予她们社会控诉功能。比如“第一个把皮肉生意市场化”的马锋媳妇,她年纪轻轻死了丈夫自有种种难处,但欠债难还只是提供了一个契机:债主宝阳既不同于革命叙事中的恶霸地主,也不同于革命重述中的土改干部,他虽对她想入非非,却并无多少过分举动,而她却禁不住回想起当初闹洞房的情景:那时候宝阳用手指头在她胸脯那里按了一下,惹来了一阵哄笑,而这会儿她竟控制不住地心惊肉跳。因此,她想到了用身体还债的方法,而她的卖淫也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加以解释了。有意思的是符驮村人的反应,“过来人时常会忆起县城解放后人民政府扫荡烟馆妓院的情景,也时常讲给年轻人听,他们觉得现在应该再来一次,让那些女人脖子上挂一双鞋排队游街。年轻人觉得他们很可笑,吃不了葡萄说酸是可以理解的,要把葡萄捏碎不让别人吃就心术不正了”[19]。在两种对立的话语中,前者是对革命记忆的征用,但“妓女改造”在他们那里完全失去了“妇女解放”的内涵,而仅被当成对伤风败俗行为的惩戒;后者因为没有革命记忆的负担,则直截了当地从欲望逻辑出发,给乡村伦理支撑下的惩戒话语扣上了猥琐的帽子。

   很大程度上,莫言在《丰乳肥臀》中就与这些符驮村的年轻人共享了这样的欲望逻辑。在符驮村的年轻人看来,那些“过来人”之所以念叨着“再来一次”,就是因为以“改造”之名而对妓女实施的惩戒,想象性地满足了他们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欲望。而在《丰乳肥臀》中,做过妓女的四姐之所以被拉去参加阶级教育展,也是因为公社干部和社员群众,希望从她的“扭腰弄胯、搔首弄姿”中体验到一种满足:久惯风月的四姐即兴发挥的身体语言,公社干部和社员群众也跟着“挤眉弄眼、丑态百出”,将原本严肃的阶级教育展变得乌烟瘴气。很大程度上,杨争光笔下那些符驮村的年轻人,就是如此想象那些“过来人”的。而像莫言这样以戏谑的方式呈现阶级教育展,不仅远离了革命叙事赋予“妓女改造”运动的“妇女解放”内涵,而且消解了那些所谓的“过来人”种种惩戒话语的颠覆意义。此外,苏童的《红粉》除了提供了一个妓女拒绝改造的文本,他还将那些参与“妓女改造”的革命军人从救苦救难的“解放者”变成了凶神恶煞的“惩罚者”:他们大声地叫嚣,粗暴地打骂,恶毒地诅咒,也构成了秋仪拒绝改造的原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从妓女身上看到的不仅是苦难还是罪恶。无论《从两个蛋开始》中符驮村的“过来人”,还是《红粉》中的革命军人,都统一将妓女作为惩戒的对象,传统伦理加诸于妓女这一职业的“罪感文化”,显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像这样从伦理角度而不是从阶级立场看待“妓女改造”,本已撕下解放话语的温情面纱,而欲望话语的渗入,则不仅给“妇女解放”议题涂抹上了强烈的情欲色彩,连一度被赋予进步意义的革命,也几乎堕落为唤起欲望的工具。

   于是,在欲望逻辑下进行性权力再分配,就成为解构革命的利器。那些高密东北乡的社员群众或只能在想象中将四姐当作妓女玩弄一番,但苏童的《罂粟之家》中的陈茂、陈村的《故事》中的张三、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中的赵刺猬等人,却显然借革命的机会,将作为斗争对象的地主小姐或资本家姨太太骑到胯下了。而在杨争光的《从两个蛋开始》中,北存也在统治符驮村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尽享了与村中婆娘睡觉的权力。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他不再担任村支书时,就再没有婆娘愿为他献身了。就在他卸任村支书之后不久,村中出现了妓女,他自个掏钱去了一次,却没获得成功[20]。在这里,妓女似乎成了革命的晴雨表:革命之初,妓女被鼓动起来反对使她们沦为妓女的“旧社会”,革命之后,妓院虽被停业,但她们却在男权主导下继续被蹂躏的命运,而如今因为革命退场,妓女则又可重操旧业了。所以,比起《丰乳肥臀》中充满笑谑意味的阶级教育展,《从两个蛋开始》中北存在妓女身上的无能为力,几乎颠覆了革命及其叙事的一切正当与神圣,其间又因对欲望话语和市场法则的双重肯定,而给自身铭刻上了消费主义审美趣味的印记。

  

三、“崇高”的解构与“还原”的迷误

  

   这些欲望话语和消费逻辑主导下的情色渲染,还伴随着对革命浪漫主义及其崇高美学的解构。比如莫言的《革命浪漫主义》,就不但借助老山前线被炸飞“半边屁股”的小战士的性苦闷颠覆了革命书写的崇高幻象,而且经由革命战争年代被打掉“传宗接代工具”的老红军的讲述解构了长征的神圣叙事。我们知道,作为历史的长征在“革命浪漫主义”的叙述中已上升为传奇,那些“爬雪山”、“过草地”以及渡江涉水的事件,也被推举为崇高的神话。但老红军却在戏谑化的讲述中,将抢渡阿坝河的过程与口腹之欲紧密联系在一起:连水性最好的连长都淹死了,这昔日的红小鬼觉得过不了河,就一次性吃掉所有青稞麦,却不料水位退下而一架桥浮现出来。结果河是顺利过去了,饥饿却成了最大问题。他可怜巴巴地凑到在磨青稞面的卫生队长跟前,而正听得津津有味的小战士禁不住头脑中唤起革命电影的画面。小战士以为他应会象革命电影中那样,得到革命同志的无私帮助,但卫生队长却拍着他的肩头说:“同志哥,不是我小气,你知道,有这把炒面,我也许就过了草地;没有这把炒面,我也许就过不了草地”。这让小战士感到诧异,而在这诧异背后,显而易见的是莫言对“革命浪漫主义”的解构。故事讲述者老红军被赋予了“还原”历史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先是依照革命电影形塑的方式想象长征,最后却将老红军的叙述作为“真相”接受下来的小战士,则无疑被放在了见证者的位置上。

   然而据此而将“革命浪漫主义”归入虚假还为时尚早,在这里,小战士就适时插入了自己负伤后的情欲困境。在带着“千疮百孔的多半个屁股”来到这温泉疗养院之前,小战士还埋怨自己没能成为英雄或者烈士,但老红军的长征故事让他“心里竟像冰一样凉”,不由得想起因为“丢掉屁股”而“丢掉的尊严”:姐姐介绍的对象在他面前“疯狂地跳疯狂的迪斯科”,他则禁不住在眼前浮现一个画面,“我们队长飞向太阳,他的羽毛上金光灿灿”,试图用牺牲的幻觉战胜“丢掉屁股”的难堪。在这些不愉快的回忆后,他又似梦似醒地幻觉到向小护士求爱被拒而“难过地哭了”。现实的情欲受挫才是老红军的故事触动他的原因:原来对“革命的浪漫主义”想象破灭了,附着在“屁股”上的象征被剥除,现实的“羞辱”才被真切地意识到了。经这么一番现身说法,小战士煞有介事地在“革命浪漫主义”和“虚假革命浪漫主义”之间作了区分:“前者把人当人看,后者把人当神看;前者描画了初生的婴儿,不忘婴儿身上的血污和母亲破裂的生殖器,后者描画洗得干干净净的婴儿躺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母与子脸上都沐浴着天国的光辉”[21]。

尽管不能对这种区分郑重以待,但是若从接受美的学角度来看,“革命浪漫主义”作为一种美学形式,为了唤起人们虔敬、膜拜和崇高等情感,“温暖的怀抱”和“天国的光辉”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还应将“婴儿身上的血污”和“破裂的生殖器”屏蔽在外,不然将两者并置,则必会降低人们的神圣感。所以,莫言对于“革命浪漫主义”及其崇高美学的解构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正视革命中的暴力、血污,就一定是对历史真相的还原吗?“新时期”以来,还原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真实历史之类的说法越来越受青睐,但原生态的历史从来都是随风而逝,而人们总是基于当下处境而产生叙述和想象的冲动。据杜赞奇介绍,玛瑞安·赫布森曾将历史比喻成打给我们的电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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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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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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