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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之林:以写作反抗幻灭与虚无——有感于《王蒙自传》

更新时间:2017-08-17 23:36:59
作者: 董之林  

(一)

  

   《王蒙自传》第二卷《大块文章》中有《难忘的1984》一节,写到王蒙的孩子身患抑郁症,“一旦发病,世界立马变得灰蒙蒙的”。孩子的遭遇,让父亲震惊:

   我们都有弱点。而你面对的是自己的不知来自何处不知去向何方的孤独无靠的灵魂,你面对的是一只突然失去了罗盘失去了海图的小船,和小船四周的无边的黯淡的大海、波涛、风浪、雷电……你面对的是现实的、肉身的与想象的、情感的、欲望的、动荡的与梦幻无定所的精神。……你觉得自己不行,自己无力,自己看不见也听不清,一切都沉堕在阴影里。

   为使孩子摆脱病苦的折磨,王蒙仔细地回想,他有生以来究竟“经历了哪些压抑,哪些刺激,哪些折磨”。当孩子的病情好转了,“突然一个想法进入我的脑海,我应该以我童年时代的经验为基础写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活动变人形》的酝酿和诞生”。

   《活动变人形》在王蒙当年众多作品中,也许不是反响最热烈、最受推崇的,但却是最具有真实意味的小说。其中的道理,正像作家所言:“我终于从‘文革’结束,世道大变的激动中渐渐冷静了下来。我不能老是靠历史大兴奋度日。当兴奋渐渐褪色的时候,真正的刻骨铭心才会开始显现出来。”作家说“感谢时代”,但实际上,“世道”和“历史”的变动不拘始终没有停歇,至今还在继续;而对孩子感同身受的体察,使作家获得了写作灵感。孩子的症状及其病理解决方案,突然具有一种普适性的含义,为摆脱“不知来自何处去向何方的孤独”,为使社会激变中的个人不至于像一只“突然失去了罗盘失去了海图的小船”,在一片虚无中“沉堕在阴影里”,作家转向个人的生活史和精神史,追寻自己的来历,界定自己的身份。当作家从题材的时尚风潮中抽身而退,这是最顺乎自然的一种文学选择。

  

(二)

  

   《活动变人形》是《王蒙自传》的写作先兆。尽管作家特别说明:“倪吾诚自杀的情节并非父亲的亲历”,但他承认,童年生活中那些“最最沉重的经验我写到《活动变人形》里边去了”。80年代有一种流行的看法,新时期文学续上了五四新文化的流脉,换句话说,也就是现代社会的这两个端口才是思想启蒙和人性解放的黄金时代。但是如果读了《活动变人形》,读“后新时期”或“新世纪”的《王蒙自传》就会发现,从作家切身经历的角度,这里具有一个明显的误差。新时期,王蒙出版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写于1953年) 中的“新”,还有50年代《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那些单纯热情的“阳光少年”,显然把“新”赋予了新中国诞生后的生活,而非此前的生活,特别是深受五四新文化潮流影响的父母所缔造的、作家童年的家庭生活。由于有过去的生活为反衬的底子,在《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小豆儿》等作品中,作家对新中国的一往情深,更主要表现在王蒙认为它“应该是怎样的”,它应该是全新的,生机勃勃,拒绝“灰色人生”的。因此,当小说主人公林震敏感地察觉,像刘世吾这样的干部,尽管很有经验和能力,但性格深处有一种惰性,带有旧时代的颓废色彩,即便它们淡得几乎不着痕迹,无碍大局,仅仅“散布在咱们工作的成绩里边,就像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也在必需清除之列。这种对于生活纯而又纯的追求,是作家对以往不堪入目的生活的一种强烈的心理反弹,特别像《青春万岁》这样的长篇小说,抒情描写一泻千里,布满了富于诗意的想象和憧憬,却也能从一个侧面,映现出年轻的“诗人”背弃“旧生活”的决绝身姿。

   《王蒙自传》通过大量形象的描写,把“旧时代”,“新中国”,“新时期”和“新世纪”的历史勾连起来,把这一段“断裂”的历史又重新拼接起来。在他眼里,并非启蒙观念降临,中国的事就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倘若其中遭遇一些阻力和挫折,便是历史的断裂,和历史的不可理喻。实际上,从作家的成长史看,这是一段一切都事出有因、环环相扣、延绵不断的历史,观念与现实在本土的现代化进程中并没有断裂,而是与过去那种一厢情愿的宏大叙事相比,大大地错位了。不由人不怀疑启蒙运动当初对于“人”的承诺。王蒙以自己童年的经历说明,生活给那些轻信启蒙、轻言个性解放的人开了一个巨大的、近乎残忍的玩笑。

   王蒙的父母曾经是深受五四时代观念影响的知识青年,应该说,在进化论的知识背景下,他们也属于当时社会的先进青年。但是这样的人生模式只能表现在书本里,所谓“人生识字糊涂始”;一旦进入日常生活,便极大地破灭了,而且尽是让童年的王蒙感到“毛骨悚然”的场面:

   父亲下午醉醺醺地回来。父亲几天没有回家,母亲锁住了他住的北屋, 父亲回来后进不了房间,大怒,发力,将一扇门拉倒,进了房间。父亲去厕所,母亲闪电般地进入北屋,对父亲的衣服搜查,拿出全部———似乎也很有限———钱财。父亲与母亲吵闹,大打出手,姨妈(我们通常称之为二姨)顺手拿起了煤球炉上坐着的一锅沸腾着的绿豆汤,向父亲泼去……而另一回当三个女人一起向父亲冲去的时候,父亲的最后一招是真正南皮潞灌龙堂的土特产:脱下裤子……

   这样写自己的父母,以私人生活见证时代和历史的悲剧,在一个“孝感天下”的国度,的确让人感到十分的难堪与无情。但是对此,作家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我必须说到从旧中国到新世纪,中国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不论我个人背负着怎样的罪孽,怎样的羞耻和苦痛,我必须诚实和庄严地面对与说出。”自然,这种义正词严在王蒙写作中并不多见,更常见的是一种辛辣的讽刺。对此,王蒙自有王蒙的幽默,第一卷《半生多事》中《如同梦魇》一节,对母亲晚年的回忆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母亲晚年常常叹息:“你看人家冰心、宋庆龄这一辈子!你们看我这一辈子。干脆吗也不知道就好了,我知道了一点了,但是我什么也做不到!我这一辈子没有一点高兴,没有一点安慰,没有一点幸福!为什么我要这样过一辈子啊!”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与冰心与宋庆龄比。我更不明白,为什么我断定她不应该不可以与冰心宋庆龄比。

   无论义正词严,还是王蒙的幽默,《王蒙自传》都使读者对作家的写作历程加深了了解,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布礼》《杂色》,直到《青狐》,形成一条连贯有机的线索。这条线索比较复杂,也许不是一两个概念便可以囊括,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但可以肯定一点,他的写作恰恰不是对新文学的“断裂”,反而使当代文学从另一个角度,与鲁迅的《坟》中《娜拉走后怎样》、张爱玲的《金锁记》,甚至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都续上了流脉。

   事情的复杂性往往表现在,有时候,负面的拼接与连缀,更表现出现代文化传统的顽强和无所不在,根本不是任何主观愿望所能“断裂”得了的。“断裂”的说法,就像说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中间一片空白一样的荒唐。

   通过上面一些细节描写,表面看王蒙是反对启蒙的,但在他内心深处,始终有启蒙时代赋予他的一个现代标准:应该大胆质疑那些看起来毋庸置疑,但在现实中却不通情理的高头讲章或清规戒律;应该结束一种空洞、蒙昧、无趣、无味,或人整人、人吃人的活法。否则,就没有《王蒙自传》里那些诚恳的拒绝和幽默的讽刺了。因此,面对现实中许多的事情,王蒙主观上原想处理得八面玲珑、处处都好。但实际上,他也经常表现出书生气的一面。那当然是远不同于他父亲的书生气,毕竟时代变了。但出于某种观念,出于对某种标准有意识或下意识不可更改的遵循,他在现实中并不总是顺风顺水。自传的传主虽然经历“少年布尔什维克”、右派、中央委员、文化部长、著名作家等一系列人生的潮起潮落,对政治有比一般人更复杂也更深入的了解,但作为杰出的当代作家、新文化的后人,这也是他与满身市侩气的混世魔王绝不可同日而语的区别所在。

  

(三)

  

   以回忆的方式建构文本,只是作家表现人生的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方法。如果有人从另外的角度考察作家这段生活,也许会认为这种回忆不可靠,不符合读者想象中的真实,或者不符合经一些更较真的读者考辨的真实。自传体、日记体、书信体作品都可以归为写实的一类,鲁迅《三闲集》中的《怎么写》,就是对郁达夫关于日记体和书简体的看法所言。鲁迅认为, 由于怀疑文艺作品某些细节的真实性而产生幻灭,是读者的“粗心”。因为“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其真实,正与用第三人称时或误用第一人称时毫无不同。倘有读者只滞于体裁,只求没有破绽, 那就以看新闻纪事为宜,对于文艺活该幻灭”。鲁迅又说,其实“幻灭之来, 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

   引述鲁迅的话,不全是站在读者的立场,由于无从考察传主的人生细节,便一定要“幻灭”,其实也可以收获其“真”;我感到鲁迅的话还有一层含义,即真实与幻灭的关系。《活动变人形》和《王蒙自传》的真实性在于,王蒙以这样的写作,顽强地反抗来自社会变革、人生转变时期,时时活跃、散布在我们周围的幻灭与虚无的幽灵,正如他和自己患抑郁症的孩子一起,寻找一个真实的自我,为那只茫茫大海上孤独无助的小船,寻找由过去通向今天和明天的“罗盘”和“海图”。于此意义,写作首先是作家反抗幻灭与虚无的一种自救方式。

   《王蒙自传》写他父亲晚年有一句名言:他的生活还没有开始,“他永远期盼着自己的潜力,他确实感觉到了自己的无穷潜力连十分之一都没有发挥出来”。王蒙对父亲的评价带有讽刺意味,但他的结论却耐人寻味:“潜力云云,更多的是一个抒情的话题,而不是一个实证、实践、实有的命题。”这个“抒情的话题”,不仅对于父亲,对于当年怀有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少年狂想、一心踏上文坛的王蒙来说,同样不可抗拒。从这样的角度看,王蒙和父亲王锦第有相似的性格,或者王蒙秉承了王锦第身上一种特有的抒情气质。

   而且似乎是一种巧合,年轻人难以逾越的“抒情的话题”,与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体察也大致相近。米兰·昆德拉就把他的“青年叙事诗”一般的小说定名为《生活在别处》,并作这样的解释:“‘生活在别处’是兰波(十九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一句名言。……1968年5月,巴黎学生曾把这句话作为他们的口号刷写在巴黎大学的墙上。”把兰波的这句名言换一个说法,也就是真正的生活还没有开始。

   对此,该书的中文译者作进一步解释:

   对于一个充满憧憬的年轻人来说,周围是没有生活的,真正的生活总是在别处。这正是青春的特色。在青春时代,谁没有对荣誉的渴望?谁没有对家庭的反抗?谁没有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举目四望,我们周围的生活平庸狭窄,枯燥无味,一成不变,每天的日子都被衣食住行所填满,毫无色味, 毫无光亮。正是为了逃脱这一恼人的生存现实,人们才赋予自己激情和想象。对青年人来说,没有梦想的生活是可怕的,那是老年人日暮黄昏的平静和死寂,青年人拒绝承认生活的本质就是平庸实在,总是向往着动荡的生活,火热的斗争。这就是青春、爱情和革命之所以激荡着一代代年轻心灵的原因。

一个人的心态是不是年轻,不能以生理年龄断然划分,王锦第晚年的话与他的人生经历十分贴切,并不使人感觉突兀、无从由来。但在1953 年,不满二十岁的王蒙所写的《青春万岁》,的确就是一首青春的抒情诗, 而且是一首有新旧政权变更时期的“实践、实绩、实事”为“激情的基础”的抒情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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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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