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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从“公推”到“票举”:近代天津商会职员推选制度的曲折演进

更新时间:2017-08-15 10:38:04
作者: 朱英 (进入专栏)  
这也是商会投票选举制度是否正常运作的具体表现。从实际情况看,绝大多数商会基本上都能够照此执行。但天津商会在民初却出现了与此不同的情况,由此同样可以看出当时天津商会对选举的认识与态度。1912年天津商会虽因王贤宾出任总理之事与工商部发生争执,直至当年10月才另推叶登榜、卞荫昌出任总、协理,但是年改选的时间仍应为当年的6月。按照规定商会应每年改选一次,但到1913年9月天津商会仍未准备改选,也未做出任何解释,相当一部分商董对此颇为不满。于是,估衣商、洋布商、洋广货、银钱商等22个行业的近60位商董,联名向天津商会致送说贴,陈请遵章按期举行改选:“窃查商会为商务机关,所有内容办事,自应遵照章程,以维秩序。查我会奉工商部奏明简章第四款内载:商会总协理每年改选一次等因。我会自去年六月改选,迄今一年余兹,所有改选办法尚无音信,实与章程不符。若不遵照办理,则内务不清,何以服人!商董等当经开会公同研究,决定应请贵会召集各行董开会,即行组织改选,以保定章而重会务,实为公便。”(23)

  

   当时,并无什么特殊原因致使天津商会不能按期进行改选。是年10月工商部曾饬令整顿商会,主要是“外省自行组织商会并未报部者恐亦难免无此流弊,似此办法纷歧,殊属不成事体,亟应查明,以资整顿。所有前农工商部核准有案之各商会,除已照章呈报者外,应请饬其将更迭总协理等日期,呈明地方长官核咨备案。其新设之商会,如已在地方长官衙门核准有案者,应请查明咨部立案……新商会法尚未经国会议决,此后如有新设商会,应请批令暂缓,统候新章颁行后按新章组织,呈明地方长官转咨核办。”(24)天津商会不属新设商会,自然不在整顿之列,只需要将总、协理更迭日期报工商部备案,这也并不影响商会的改选。从档案文献的相关记载看,天津商会很可能是认定上届总、协理和会董的任期并非从1912年6月算起,而是始于重选叶登榜、卞荫昌为总、协理的10月。在致直隶民政长的公函中,天津商会说明:“窃查敝会总协理前经公举叶登榜为总理,卞荫昌为协理,呈请前都督转咨工商部核准立案,兹届一年任满之期。”实际上按照惯例,中途接任者的任期仍应按前任者之任期接算,否则将会给任期时间的计算带来严重混乱。不仅如此,在众多商董的催促下,天津商会会董和行董坚持在其自行认定的一年任满之期,“开会集议,佥以叶登榜、卞荫昌自任事以来,殚精竭虑,凡有保全振兴各事,无不悉心筹画,均臻完备。且天津为北洋巨埠,商事殷纷,总协理独能苦心经营,不辞艰瘁,似此成绩昭著,热心公益之员,岂容遽卸仔肩,致失众商之望。兹经公同议决,仍留续任,准叶登榜为总理、卞荫昌为协理,经理一切会务,俾孚众望而顺商情。董等仍随事随时会商妥协。”(25)就法定程序而言,尽管叶、卞二人在一年的总、协理任期之内领导有方,成效卓著,深得全体会董乃至商界人士拥戴,但在任期届满之后,仍需要通过投票选举的法定途径才能连选连任,而不能采取所谓“议决”的方式继续连任,何况改选并不仅仅只是限于总、协理,会董也需要重新进行改选。天津商会以这种方式要求总、协理连任,同时也不改选会董,这就意味着总、协理和会董全体留任,显然不符合法定选举程序。但是,由于工商部对各个商会改选的具体操作情况无从了解,竟然也对天津商会呈报叶、卞二人连任总、协理的请求予以批准。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天津有些行业成立的研究所或研究会等新型同业组织,已经在章程中明确规定实行投票选举制度。例如书纸业商号于1910年7月成立的南纸书业研究所,规定“凡在本所与会各商号经理人,皆得为本所会员,即由会员中选举正会长一员、副会长二员,会董四员”,并且“用投票记名法选得正会长李荫恒、副会长魏富泰、张士元,会董司兆鸿、范春第、王金铎、李庆元”。(26)又如1912年5月成立的洋广货行会议所简章也规定:“本行董事拟定四位,由各号全体投函公举,得票多数为赞成。选定后该董事不愿认责,实在挽留不住,按得票次多数公推,责任一年为限,照章改选,可否续任,当场公决。”(27)这些新型同业组织,实际上可以说是天津商会的下属基层团体。(28)而天津商会在下属基层组织已先行实施投票选举制度的情况下,仍然拒绝接受这一制度,类似的情况在当时确实少见。

  

   天津商会将投票选举制度的一系列条文明确而具体地载入章程是在1918年,此举称得上是天津商会自成立以来在选举方面的一大进步。但是,天津商会的这一进步还不能说是自身认识改变和主观努力的结果,而是缘于《商会法》公布实行的外力推动。1914年9月,经参政院议决的《商会法》及施行细则相继公布,起初因全国商会联合会被取消等问题受到海内外商会的抵制,北京政府最终接受了商会的要求,于1915年底又公布了重新修订的新《商会法》。新《商会法》对商会职员推选制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做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在此之后,各省商会都相继依照该法进行改组,并修订章程,确立新的选举制度。天津商会在根据《商会法》制订投票选举制度之前的1914年底,又曾公开表示“票举”之制不适合商会,只有“公推”才能杜绝流弊。此次天津商会是在致巡按使公函中详细解释其理由:“窃敝会恭读政府公报公布商会新法,敝会自当遵照,预备期于六月内组成,以符法令。当经开职员会议,佥以商家有特种性质,其声息相关,较之普通人民选举必造具人名册者不同。商会为众商代表机关,于商业相兴辅助极关重要。近年来天津票选行为舞弊,离奇怪状,罄竹难书,倘故辙复蹈,商业前途何堪设想。如近日众行董声告,有人假众行董名义私出传单,召集开会,议举总协理。此就显著而言,其未明张旗帜,当不乏人。且津埠商务繁盛甲于他处,自商会成立以来,经之营之,商业赖以维持。若遵新法票选,倘若举非其人,特恐正直大商避而去之,关乎商务前途,良非浅鲜。查商会向章,选举例用公推法行之,素有经验学识及正直大商皆得举之经理会务,实于商情大有裨益,非然者,其不正当之人,皆运动而得之,会务商情反滋扰累。敝会有见及此,惟有恳请巡按使察核,对于天津准予特殊办法,仍行公推,以杜流弊,而维商业。”(29)从现有史料中,尚未见到其他商会提出这种特殊的要求,由此可以更进一步证实,在此之前天津商会“选举例用公推法行之”,一直未曾真正实行投票选举制度,另外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天津商会仍然认为“公推”方式更具有优越性和可行性,但这种认识未必正确。由于民初的《商会法》不像清末的《奏定商会简明章程》那样对选举制度含糊其词,而是做出了一系列明确和具体的规定,并要求各地商会照此实行,所以天津商会的这一请求并未获得批准,也不得不在新的章程中对投票选举问题相应做出明确规定。

  

   1918年8月,天津商会制订颁布了《天津总商会章程》,其中第二章为“职员及选举”,主要内容如下:

   第五条  本会之职员如左:会长一人,副会长一人,会董六十人,特别会董十二人。

   第六条  本会职员之任期以二年为限,但届改选时再被选者得连任,惟以一次为限。

   第七条  会董由全体会员投票选举,会长副会长由会董投票互选,均用记名投票法。

   第八条  职员因故辞职或解职,得组织临时选举会,召集会员投票补选,但任期仍按前任者之任期接算。

   第九条  每届选举时,应造具有选举权者名薄,于先期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会员,以便观览。前项之名薄,会员若发现遗漏或错误时,得请求更正或填补。

   第十条  会员投票,应以该商号之图章为凭。

   第十一条  有得同票数者二名以上时,以年长者当选;若同年龄时,以抽签法决定之。

   第十二条  特别会董由全体会董推选。

   第十三条  会长、副会长、会董、特别会董均为名誉职。

   第十四条  每届改选时,新职员就职后,旧职员方得解职。(30)

   以上除第九、十、十一条系天津商会自行拟订外,其余各条内容均与《商会法》的规定基本相同。

  

   还应注意的是,天津商会在1914年底提出继续实行“公推”制度的请求被拒绝后,1915年初准备按照农商部统一规定进行改组,已着手拟订新的选举制度,并经过全体会董和行董商议,确定如下数项原则:一、改组商会必本业董事为选举代表,担负全体责任;一、各行董事各就本行公地召集全体会员公举董事,报会注册;一、各行董事原额在六人以上不再添举,如未满六人者,以六人为定额;一、各行改组董事以十日为期,如逾期无正式答复,本会即以旧董事注册,下信(原文如此一引者)改选担负完全责任;一、各行改组行董,在期间内完备报会注册,据报后不得过四日开场票选会董;一、各行改组行董,已设有公地者,即在公地办理,其未设公地之各行,预期通知本会,借用商会为改组之地;一、商会开场选举,务须本董事亲到投票,如有替代,作为无效。(31)这一新的选举制度已确定实行“票选”会董和行董方式,只是随后因海内外商会对《商会法》进行抵制,农商部批准上海、天津、汉口等地商会“暂行变通,稍缓改组”,在当时才没有实施。同年底,新《商会法》公布施行,农商部重新规定各商会于半年内进行改组,后又准允再延期半年。但天津商会的改组一直拖到1918年,农商总长曾为此向天津商会发布训令:“案查自修正商会法公布后,各省总商会先后呈报改组,既已一律报齐,该商会逾限已久,尚未实行改组。天津为北洋通商巨埠,商务素称繁盛,该处商会职务重要,亟应依照法定手续从事改组报部,切切勿延。”(32)

  

   此前,天津商会也已为改组开展了相关的准备工作,要求各行选举董事驻会担任筹备组织员,最后确定了28位董事。在此期间,曾因改组时的选举是否仅限在会者享有选举权问题,引发一些争议。有商董指出:“查前议改组,其选举权以在商会者为限,事未实行,而物议沸腾,诸多反对……此番继议改组,若仍按在会者有选举权,仍恐不无反对。我津乃通商大埠,而在商会者甚少,是以会费不甚充足,维持力亦甚薄弱,其未入会者,平日未尽纳会费之义务,而今享选举之权利,实属不公。以万商云集之大埠,若以现在已入商会之会员选举,又未免向隅。今拟以义务权利并行之法改组之,其选举权仍以在会者为限,惟必须预为登报,并遍贴布告,通知阖津及租界商号广招入会,以凭选举。会员应求普及,会费不宜太重……似此办法,会员可以普及,会费可以加增,纳费之义务与选举之权利两无偏重。”天津商会认为这一提议不无道理,遂加以采纳,随后公开发布通告,一方面说明“本会开办至今十余年之久,岁糜颇巨,概系在会各商所担负,此次改选,当然取得优先权利,以奖其平素辅助会务之热心”,另一方面又指出“津埠为通商口岸,商业繁盛,为北方之门户,未入会各商尚实繁有徒,未可以此綦限,致有向隅”,为此特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各商号未入会者急速请本行行董介绍来会注册”。(33)除此之外,天津商会此次不同的做法还包括将享有选举权之注册各商号,列榜通告宣示,以便于商家更正补遗。随后,由商会发给正式公函,通知改选日期。“此种公函于应有选举权利之商号收受时,加盖该商铺字号戳记保存,至选举日期,持原函来会,当时换领选举票,入场投票。”如无公函及公函未加盖商铺字号图章,均不得领取选举票。“此系慎重选举,以免冒滥之意。”(34)

  

根据档案文献的记载,天津商会于1918年3月19日举行了改组选举,从当日早8点至晚8点为投票时间,总计发出选举票1570张(35),意味着共有68个行业的1500余位工商业者直接参加了此次选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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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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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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