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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从“公推”到“票举”:近代天津商会职员推选制度的曲折演进

更新时间:2017-08-15 10:38:04
作者: 朱英 (进入专栏)  
而唯独在数量最丰富、保存也最完整的天津商会档案中,却找不到任何有关投票选举的具体记载。这种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只能证明天津没有真正实行投票选举制度。

  

   天津商会在清末制订的章程中,也没有对投票选举制度及其实施办法列出详细的具体条文,这是天津商会与其他实行投票选举制度的商会又一明显的不同,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天津商会在清末并没有实行投票选举制度。因为实行投票选举必须制定具体的操作方法,例如像上海、苏州等商会那样在章程中对投票选举做出一系列规定,否则就无法实际操作。由于清末天津商会没有明确规定投票选举及其具体操作方法,而是仍然采取所谓“公推”或“公举”方式,其总、协理的产生结果也与实行投票选举的商会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实行投票选举制度的商会对总、协理的任期和连任次数都有规定,尤其是对总、协理的连任次数有所限制。但天津商会却对此没有限制,从其1904年成立起直至1911年,都是通过“公推”的方式推举王贤宾连任总理,如果不是1911年王贤宾因涉案被革职,恐怕还会继续无限期地连任。是年5月,身兼长芦盐商帮纲总的王贤宾,因涉案被斥革纲总一职,随即不得不辞去商会总理职务。“总理一席,责任綦重,非才望素优不克胜任。现在王贤宾辞职,遽难选举”,全体会董遂“公同酌拟所有商会一切事务”暂由协理宁世福兼任。但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天津商会意识到必须尽快公举新的总、协理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不久之后,天津商务总会全体会董开会集议,公推宁世福担任总理,吴连元担任协理,并报请农工商部加札委用。同年7月农工商部批示:“查宁世福、吴连元二员,既据该总会公推,堪任总、协理之职,应即照准加札委用,以专责成。”(13)

  

   除总、协理的连任无限制之外,天津商会也没有对各行帮当选会董的名额加以限制,以致有些经济实力雄厚的行帮占居会董名额过多,而其他行业则在会董中难有一席之地。上海、苏州等商会都在选举制度中规定各行帮至多只能3名会员,因会董在会员中通过投票选举产生,所以各行商董当选会董的名额自然也有所限制,天津商会却并非如此。根据档案文献的记载,天津商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会董共12人,其中绸锻洋布业即有5人,所占比例高达41%;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会董共15人(包括坐办1人),其中银号业即有4人,再加上粮食业3人,绸锻洋布业4人,这三个行业已多达11人,所占比例为73%;宣统元年(1909)的会董增至20人(包括坐办1人),但其中绸锻洋布业也增至6人,银号业仍有4人,仅这两个行业即占据了全部会董的一半名额。(14)显而易见,天津商会由于没有实行投票选举制度并制订相应的具体规定,使得少数几个行业在会董名额中一直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而为数更多的行业则在会董中始终无法拥有一个名额,这难免影响到商会作为工商各业之代表的信誉。

  

   综上所述,清末的天津商会在投票选举制度的建设方面并无什么建树,仍继续沿用传统的“公推”方式,这是天津商会不同于上海、苏州等许多商会的一个明显特点。之所以如此,除天津商会领导人自身认识方面的主观原因之外,与清朝商部颁布的《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对此未予明确规定也有一定关联。该章程是由清朝政府拟订的中国第一个有关商会的规章,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省垣或城埠,均设立商务总会,商务发达稍次之地设立分会。关于商会的职员,总会设总理1员,协理1员,会董20员至50员;分会设总理1员,会董10员至30员。但对于职员的产生却无具体规定,只是说明总、协理“应由就地各会董齐集会议,公推熟悉商情,众望素孚者数员,禀请本部酌核加札委用,以一年为任满之期,先期三月仍由会董会议或另行公推或留请续任,议决后禀呈本部察夺”;会董“应由就地各商家公举为定”,“举定一月后各无异言者,即由总理将各会董职名,禀明本部,以备稽查。至任满期限及续举或续任等,悉如上条办理”。(15)值得注意的是,奏定商会章程说明总、协理由会董“公推”,会董由商家“公举”,而且对“公推”和“公举”的具体涵义均未加以说明,更没有指明必须通过投票选举,就此而言天津商会在清末仍沿用传统的“公推”方式也并非违背法理。

  

   问题在于,当上海、苏州等地商会已经率先实行投票选举制度,商部官员要求天津商会参酌借鉴的情况下,天津商会却未予理睬,这就说明天津商会领导人主观上对投票选举制度持排斥态度。除此之外,天津商会不仅在清末没有真正实行具有现代意义的投票选举制度,甚至在民国初期的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希望坚持这种传统的“公推”方式,并就此一问题与北京政府工商部发生过争执,从而更进一步体现了天津商会领导人自身对这一问题所持的保守态度。

  

   二、民国时期天津商会职员从“公推”到“票举”的变化

  

   在民国初期,经历政体变更之后上海、苏州等商会都顺应时势进行改革,包括在选举制度方面实行“各业普通选举”和记名投票等新举措。但天津商会的职员推选制度仍没有像上海、苏州商会那样进一步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而是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改变历程。面临中华民国建立后的新形势,天津商会的领导人却似乎对投票选举仍存在一些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不仅没有实行投票选举以完善原本存在缺陷的职员推选制度,相反还继续坚持传统的“公推”方式。(16)在民国元年王贤宾能否再度出任天津商会总理一事中,天津商会曾就“公推”与“票举”问题与工商部发生争执,这一事件可以说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天津商会对投票选举制度似是而非的认识。

  

   1912年3月,天津商会总理宁世福以“年老气衰,不能襄办商务”,再次提出辞职,并且态度坚决地表示:“嗣后商务应如何办理,一任诸君尊裁,鄙人不负责任。”与此同时,协理吴连元也以“能力薄弱”为由请求辞职,要求“一星期内召集会董另选协理……即或满一星期尚未选出协理,连元对于会务亦不负责任”。(17)4月初,张荫棠、王子臣等12名商董联名代表津埠189家商号致函商会,吁请王贤宾再度出任总理。5月,天津商会全体会董和行董集议,“佥以商会总协理统括全局,担负綦重。总理宁世福等既卸责而去,遗缺未便久悬,恐误要公。兹经公同推选,查会办王贤宾热心公益,学识兼优,遇事不辞劳瘁,久为津商信服,以之推升总理,委系人事相当……叶登榜、卞荫昌为津商巨擘,见义勇为,平日赞襄之功,众情浃洽,推补协理职任,使实与会务商情均有裨益。”(18)但是,工商部却态度坚决地驳回了天津商会的这一禀文。其主要理由是:王贤宾于前一年因为以长芦盐商帮总纲名义滥借外债,并将借款私办高线铁路,不仅本人亏累169万余两,业不抵债宣告破产,而且导致其余各商亏欠甚巨,总纲和商会总理等职均已被革除。此前据津埠商会以津地市面停滞,禀请添派王贤宾为商会会办,经前清农工商部暂准通融办理,现在津埠秩序已渐恢复,商会本无会办名目应即取消,以归划一,更不能由其出任总理。另外,当时的工商部已明确要求商会总、协理必须通过投票选举产生,不能以“公推”方式决定,因而其批复还明确指出:“总理宁世福既因老告退,协理吴连元因事辞职,自应由众商全体投票,另行公举,方为合格,断不能遽以从前通融暂设之会办推升总理。况王贤宾系因案斥革之人,其名誉已损,信用已失,设再充为总理,亦无补于商会。应饬该总商会另行投票,正式公举公正绅商接充,俟举定咨复到部,再行核办。”(19)联系上下文看,可以肯定工商部批复中所说的“公举”就是“票举”(即投票选举),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推”方式。

  

   对此,天津商会领导人也不无了解,但仍对工商部的批驳颇不以为然,并再次呈文进行了申诉。其呈文首先解释了王贤宾之信用已失问题:查商会新章,民国现未颁布,前清旧章亦无限制选举明条。至谓王贤宾信用已失,从前商部既无此项之规定,而普通自治之选举法又以尚未清了四字为准绳。王贤宾曾失信用,究其果否清了,董等未能探悉详情。第观其行动自由,职衔开复,似已默认为清了。其词意虽然较委婉,但显然认为这一原因并不能完全否定王贤宾具备担任总理的资格。除此之外,呈文更多的是对工商部要求的“票举”方式提出了异议,认为“公推之习惯万难一旦改革”。天津商会指出:“大部以总理必须票举方为正当办法,董等虽无学无识,或不至票举之法不知。徒因商会习惯,向以全体会员为主体总理、协理特受会员之指挥者耳,非若他项机关,以会长、会员为代表也。夫代表之性质,遇事得有全权,商会总理非得全体会员之同意,一事未尝自专。揆其情形,正如一群之中,有耳目以司视听,有口舌以告疾苦也,会员与总理,常若五官百骸之相依相附而不可须臾离。”天津商会此番会员与会长关系之大段解释,用意无非是为了说明:今一旦欲行票举之法,是使全体会员随波逐流,不知此身之竟将谁属也。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一因果关系的推论颇为令人费解。姑且不论会员与会长之间是否存在着如同天津商会所说的这种关系,即使如此也未必会因为实行投票选举会长而导致“全体会员随波逐流,不知此身之竟将谁属”这样的结果。在清末民初,绝大多数商会都是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产生总、协理或正副会长,也极少看到这些商会出现天津商会描述的这种结果。事实上,工商部批示中所说之“票举”方式,也并不是说由全体会员投票选举,而是按照章程的规定由全体会董投票选举。因此,天津商会以所谓会员与会长的特殊关系为理由,声称“票举”之不可行,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因为会员根本不参加对会长的选举。更有甚者,天津商会还认为传统的“公推”方式优于现代“票举”制度:“查公推之法,推举者对于被举之一方,大抵不言感情,但言公理;被举者对于推举之一方,大抵既重公理,尤重感情。倘用票举,则推举者半属私情,被举者反无感情矣。”这种推论同样难以理解,实际上“公推”更容易受到感情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当被推举者在场的情况下,持不同意见者一般都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当面表示反对,而“票举”的方式则无需公开当面表示反对,只是以选票表达自己的意愿。天津商会还以商会不同于其他机关的三个特点,即“不受政府之补助”、“不取地方之公款”、“总(理)协(理)会(董)行(董)不支薪水及车马饭银”,说明“商会乃商界全体之商会,非天津全体之商会也。如用票举,特恐百弊丛生,转失本来面目商界一线自保之生机,则从此败坏矣”。(20)商会确实不同于其他机关,天津商会所说的上述三个特点也并不为错,但这与商会实行投票选举的制度并不产生矛盾。选举由商会独自进行,政府官员和社会其他各界并不干预,不可能造成“百弊丛生,转失(商会)本来面目”的局面,这在其他许多严格实行选举制度的商会中均可得到证实。

  

   由于天津商会仍要求工商部准允王贤宾担任总理的申诉理由并不充分,工商部又再次予以批驳,并进一步阐明:“查商律第七十三条内载,董事遇有倒账,即退任等语。倒账者,不能为公司董事,岂能充商会总理!……本部办理此案,毫无成见,惟既责在保商,则凡有碍于商者,一经本部查悉,断不容滥厕其间。所请仍以该商接充总理,碍难照准。应请转饬该商另行选举,毋庸多渎。”(21)王贤宾也意识到自己乃“曾经破产之人”,“信用已失,不足代表社会”,出任总理要职确系勉为其难,向天津商会提出“另行选举”。(22)1912年10月,天津商会重新经过“公举”并报经工商部备案批准,由叶登榜、卞荫昌出任总、协理。王贤宾最终仍未能担任总理,这显然是天津商会不得不做出妥协让步的结果。但是,天津商会的这一让步也并不意味着该会此后即开始严格实行投票选举制度。

  

如果不是受特殊原因的影响,一般来说实行投票选举制度的商会都将于任期届满后在规定的时间之内举行换届改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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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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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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