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赵昌平:评程千帆、吴新雷先生的《两宋文学史》

——兼谈文学史编写的若千问题

更新时间:2017-08-10 15:20:53
作者: 赵昌平  

   诗歌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要使诗人通过特定的艺术手段所展示的他的心灵,重现在大家面前,而考证则是排除在再现过程中,在语言上、前景上等等的障碍,总之是为了扫除内在的隔膜,以便呈露内在的实质。……我曾经利用校勘学、训诂学、语法学、乃至物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解决诗歌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从而有助于对那些作品的内在涵蕴的理解。(《答人问治诗》)

   可见,考证是作者文本研读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史中虽不可能如在《古诗考索》中一样详述考订过程;但如以《嘉泰会稽志》中的冷僻记载解吴文英《齐天乐》“翠萍湿空梁,夜深飞去”句以见使典用词特色(语言障碍);联系史实(前景障碍)商榷前贤,解姜夔《暗香》、《疏影》,以见姜派词人咏物词寄忧国意识于不即不离之中的艺术特点等,均见别裁。程吴史中更有许多脚注,往往见出这方面的功力,不可等闲放过。如解秦少游“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脚注既引郭辑本《艺苑雌黄》及《笔麈》,指出其本于隋炀帝诗“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复与晏几道“落花人独立”二句注(100页)所云实本于五代翁宏诗相互发明,从而可见北宋前中时期婉约派词人实际上已执周邦彦善用前人诗句之先鞭。①凡此均于文本解读及别抉传承,比较异同,大有助益。

   程吴史中更多显示出考订功力的是对作家及作家群行事、交往、结集情况乃至个人与时代关系、由此而生的心态等等的精审研究梳理。文学史说到底是文人与文人群的活动轨迹,因此不理清这些关系,同样难以进入史的编写。前几年有些研究者据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枇评的一些说法,视这方面的工作为附加于文本的,外在的东西而予以否定,殊不知结构主义的有关论说既并非这么简单,且已为后起的学说(如新批评派等)所纠偏;更遑论以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理论,去框架另一种文化背景中的作品,其凿枘之处,不可避免。

   程吴史这方面的考订梳理进入了系统的,具有立体感的境地,其特点有三:

   首先,它既继承了通行史中凡大作家均分期叙介的传统,更充分注意了大量中小作家的铺垫作用,从而梳理了宋代众多文学流派的起因、构成及影响。这是此书所以能明晰地显示“线索”的重要内在因素。比如于江西诗派,过去一般只突出“一祖三宗”。于吕本中主要提其《宗社图》;于曾几,往往只于论陆游中简略附及;其他人则几乎不提。程吴史则在论山谷、后山后,既序列了前期江西派诸家的行止,并提挈了他们的共同风格,指出其愈趋狭仄的颓势,更专立《江西派诗风的转变和吕、陈、曾》一节,切实地论列了三家于黄陈的传承关系、三人间的师友关系,以及稍后陆游、杨万里等与他们的渊源。从而别具只眼地指出吕本中“确实是江西诗派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他不仅因于时代,首矫前期江西派脱离现实之弊,更首倡“活法”并兼重“圆美流转”,于山谷脱胎换骨法及瘦硬作风有承有革,其后陈与义由山谷、后山追溯老杜,“从黄庭坚的奇巧和陈师道的朴拙而发展为雄浑沉郁”,“号称新体”,曾几更宗尚一祖三宗而兼法居仁,自成“清新活泼”一格,成为后期江西派与南宋四大家之间的“承先启后”者。这样不但揭示了前后期江西派发展变化的脉络(后期的论述中,同样有其他四家的序列),更为下章论陆、杨诸家的创变作了出色的铺垫,避免了过去有的著作论陆、杨诸家之转变每嫌突兀的不足。

   程吴史考订梳理工作的第二个特色是不仅注意了政治背景的提挈,更注重了学术文化背景的进一步考索,可以见出陈寅恪先生历史文化理论的影响。如《南宋前期散文的发展》一节中,不仅提挈了“民族危机中的创作潮流”,更着重论列了当时道学、心学、浙学三派鼎立及他们的交游状况;当时古文评选推崇韩、柳、欧、苏,尤重苏氏以及古文理论化的趋尚。从而既清晰地显示了南宋前期散文对八大家的文统,尤其是苏轼文继欧文后所形成的宋文新格局的继承,同时又可看出三派文的异同:共同的时代特点与政治家兼哲学家的身份所形成的忧国意识及学术意味(后一点又与北宋二程之迂腐不侔)是其所同;而由于对文道、义利、王霸诸关系的不同看法,又形成三派文论及创作上的种种区别与得失。不仅如此,更由于通行史中仅一提的鹅湖之会,在程吴史中已扩展为三派学人活动、交往情况的较细致的叙介并显示了三家既为论敌又为师友的人际关系,因而,这一节所引录的纸面上的文章,读来便显得饶有生趣。此节中对吕祖谦的重视,也正是这种立体化考察的必然结果,特富创意。微感不足的是,我总感到南宋前期文虽法度精严,思致深刻,但已较缺少八大家文那种挥斥自如的气概与意度,即使如陈亮、叶适之文,亦慷慨有余,变化不足,这自然是与理性思维更多及文章技法的规范化有关的。如能于节末略加提挈,对于清理南宋前后期散文的变化轨迹,或有助益。

   程宋史考订梳理中的第三个特点是颇注意文人逸事的爬梳,以见其心态。心态,可以说是社会文化背景由外在成分转化为作品内在成分,从而引起文体演进的中介。二晏词父子相承,风格甚接近,而程吴史却作了精细的辨析:晏殊身居显要,生活优裕,“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往往“乐饮达旦”,(《避暑录话》、《石林诗话》)“但是优裕的物质生活并不能满足他渴求着探索人生奥秘的心灵,他心灵的触角常常是其来无端地伸向人心的深处,而又没有找到自己所寻觅的东西,于是一缕轻烟薄雾似的哀愁就上升到他的笔头,化为幽怨动人的小词。”所以,其“风格是和婉而明丽的,而在这种逗人喜爱的风格中间,又蕴藏着对于令人感到乏味的现实的不满和自己还不怎么明确的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②晏几道早年生活豪华,性格放浪,但因事株连下狱而屈沉下僚。山谷《小山词序》记其有四痴:“仕途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其“真诚、傲兀、豪爽”的“个性与环境的矛盾,造成了他失意落魄的命运,而这种个性在命运的推移中不断地发展,这就使他的生活更加艰难,因而在其词作中,通过爱情生活的悲欢离合的描写,表现了一种极度哀愁感伤的情调”。确实,大晏之愁是富贵人的闲愁,小晏之愁是历经荣枯、落魄痴绝人的执著的深愁。因此父子二人虽同以婉丽称,大晏更多师法冯延巳之“明丽与疏朗,脱去了花间派的脂粉气,从而有所创新”,小宴则更近李后主,“细腻曲折”过于乃父,“在婉字上用力尤深”。因此,在风格上,小晏“有他父亲的明丽而无其雍容,有欧阳修的深永而无其放旷,他将自己不随流俗而沉沦下位的生活经历与感受,溶解在离合悲欢的题材里,使其作品具有浓重的感伤色彩,体现着对人生的忧患意识,一往情深,凄楚动人。这却是别的作家所不及的。”不难看出上述异同分析中,逸事所表现的词人心态,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中小作者及流派的梳理,社会文化背景材料的拓展,文人生活、心态资料的发掘,使程吴史的考证梳理工作显示出与旧式考订的短饤习气迥然不同的格局,却继承了它的精义;又不难看出其与近十几年来的一些新观念,如大文化背景论,深层意识观念等等的联系(暗合或汲取),却又依然不失中国气派。这种由陈寅恪先生开创的治学方法与上章所论源于王国维先生的兼融中西,建构有民族特色的文本研究理论及中国诗学体系的努力,在程吴史中可说是有了较完美的结合与发展,于是它的视角、构架,也就不难产生了。

  

富于胆识与匠心的构架——视角、构架与线索

  

   不知是否与我有同感,如果不愿简单地以作家生卒先后排比叙介文学史,那么编写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构架以有效地显示史的脉络了;而且往往是对研究对象的构成诸因素了解得较充分,思考得越细致,就越是会对构架游移不定。因为构架看来是一个技巧问题,其实更是一个理论体系或说是视角问题,有怎样的视角,就会有相应的构架;但是一有视角,就产生了一种“二难”,因为编写者所取视角,虽是自己最有心得的角度,实际上却只能反映出丰富的文学现象的某一或某几个侧面,而这些侧面其实与其他侧面密切相联不可分割。略去其他侧面吧,则连这i侧面的分析也会显得相当单薄,兼顾其他吧,文章就会向横向铺溢,影响了主线的明晰。所以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文学史的视角或许应当是有主有从的多元化的视野;与之相应的构架也许应当是不强求形式划一的,灵活而务求突出每一阶段的主要动因与成果的不均衡构架。因为文学的艺术因素自身演进趋势,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及风会,个性化的作者及其心态——这三个文学史的主要因素,在特定时期,其作用的主次地位是不一致的,相互转化的。因而,如何从多种视角中确定主从、沟通纵横,便是文本研究充分、背景材料充实以后的首要任务,而程吴史在这方面的成就,尤其值得借鉴。兹以其北宋部分为例说明之,此部分凡五章,标目如次:

   宋初文学的因革欧阳修与北宋中叶的诗文柳永与宋词的新变苏轼在文学史上的杰出贡献北宋后期的文坛风貌

   在每一章下,都有若干节,节下有若干点。除苏轼一章专论大苏各方面的成就外,其他五章下各节、点大抵是以作家群或流派分列,视具体情况而轻重位置,前后勾连,本文前二章的例证中已论到节点的相互联系,囿于篇幅,不再赘析,仅就五章的分布试绎其总体构架。

   五章的标目初看体例不一。一、五两章以时代分;中三章则以大作家名,其中二、三章兼带风会,而第三章则以大苏独立构成。然而就在这不均衡中体现了作者识力、胆略与匠心。

   全书开宗明义称:“北宋统一帝国的建立,把历史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然而在文学方面,却不是随着改朝换代而突然发生同步变化的,它有一个从因习旧章到创新变革的渐进过程。”(1页)以此为纲,首章通过诗坛三体与文坛通变,显示了因革的第一程的轨迹。这种努力经过欧阳修所倡导的诗文革新与柳永所集中体现的宋词新变(二章、三章),至苏轼(四章)则集诗词文创革之大成,成为高峰。可见中间三章的三位大作家实构成了北宋中叶诗词文三体演进与交互影响的两个阶段(前二后一)。至北宋后期(五章),诗文则主要在苏门学士的推进下发展,江西诗派的确立是山谷、后山等因革苏诗的结果;而词则由苏门秦观到北宋末周邦彦等,在对苏词的因革与反拨中远绍宋初唐五代,螺旋上升,开创了婉约词的新境界。二者是北宋文坛新貌的主要表现。可见五章的标目及构架正于不均衡中成功地凸现了北宋诗词文的演进主线。细绎之,这个构架实体现了多种视角的综合:分期论与大作家中心论的综合;后者与中小作家铺垫说及流派论的综合,作家本位论与分体论的综合。而在这多种综合之中贯穿终始的是文学的艺术史这一主线。由于以上的多种综合,在处理这一主线与必然要遇到的,其与时代风会、个性化的文人两个因素的关系上,就能因实际情况考虑其主从转化关系,作出灵活而切实的处理。(如前析,姜吴、二晏、南宋前期文,情况各不相同)从而构成了主线分明,纵横沟通具有立体感的网状构架,充分显示了作者对研究对象方方面面的谙熟及处理纷繁的资料的识力。

   打破传统分期法的框架,采取多元而主从分明的视野不仅要识力,更要胆略。比如,同为八大家之一,王安石散文与欧公各有千秋,诗歌成就应说超过后者,但却不立专章而附隶于欧公章下;宋初词家中,独于柳永设立专章,予以极其显著的地位;这些对于习惯于分期平行论列的读者来说会感到突兀。但细思之则可以悟到,作者在章节安排中,不仅考虑到个人的创作成就,更重要的是从文坛总体的运动趋势来考察以安置个人的。欧、王的轻重位置,既体现了二者倡与从的师承关系,又便于显示半山对欧公业绩的推进;柳永词于宋初诸家中别开长于铺叙,善道心曲之新生面,于慢词长调及音律考究等尤多功绩,凡此均为宋词不同于唐五代词的重要特征,因此,视以为转变唐五代风气的关键人物,当无不妥。因此这种不同一般的布局可称胆识并胜。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5482.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