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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程千帆先生的诗学历程

更新时间:2017-08-10 15:07:51
作者: 周勋初  

   程千帆先生原籍湖南宁乡,1913年生于长沙。叔祖父名颂万,字子大,号十发,著有《十发居士全集》;父名康,字穆庵,著有《顾庐诗钞》。十发老人于光绪年间与易顺鼎、曾广钧齐名,称湖南三诗人;穆庵先生青年时,即蒙陈衍赏识而有诗作录入《近代诗钞》。父、祖二人还都著籍于汪辟疆师所撰的《光宣诗坛点将录》。千帆先生从小受到家庭的陶冶,也就自然地走上了诗学的道路。

   正像清末民初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一样。千帆先生年幼时期,接受了严格的、传统的家庭教育,系统地学习了经、史,广泛地阅读了古代典籍。1932年,千帆先生进入金陵大学中文系,从黄季刚(侃)、吴瞿安(梅)、胡翔冬(俊)、汪辟疆(国垣)、胡小石(光炜)、刘衡如(国钧)诸名师学习,在朴学、诗、文学史、目录学等方面都下了功夫。这为他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37年,千帆先生与沈祖棻结婚。沈先生是著名的女词人,在学生时代,即以才华出众而受到前辈学者的激赏。他们二人的结合,一时在学术界传为佳话,所谓前有冯(沅君)、陆(侃如),后有程、沈。1977年,祖棻先生在一次车祸中不幸遇难,千帆先生在悼亡词中说:“文章知己千秋愿,患难夫妻四十年。”二人即使是在相濡以沫的艰难岁月中,仍然不废切磋之乐。

  

理论探索与科研成就

  

   1954年,他们把建国之前发表于《国文月刊》等杂志上的文章,再加上新写的一篇《古代诗歌研究绪论》,编成《古典诗歌论丛》一书,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在后记中,祖棻先生对千帆先生的治学道路和研究方法作了扼要的说明。她说:

   在这些论文中,他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是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

   于是他们努力“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千帆先生所写的《诗辞代语缘起说》、《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陶诗“少无适俗韵”韵字说》、《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等文,就体现出了批评与考据结合的特点。

   在当时来说,这些文章的着眼点颇有与众不同之处。千帆先生注意的是各家诗歌的创作特点。例如关于游仙诗的解释,千帆先生介绍了陈寅恪的学说,引用丰富的史料,对唐代女道士常具有娼妓的性质这一特殊的社会习俗作了细致的分析,阐明了曹唐《游仙诗》的底蕴,以此与郭璞的《游仙诗》作比较,从而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断。

   韩愈个性倔强好奇,因而诗歌有奇险的风格。他在观察外物时,常是透过一层,在别人不加注意的地方着眼,因而在描绘李花和南山的篇章中,就都有一些新创的手法。《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中以桃与李为中心,描写花朵上色泽的变化,着眼于色彩和光线的对照。这种描写手法,前人没有应用过,韩愈以之入诗,是很大的创新。千帆先生运用近代物理学有关光谱分析的知识,说明此诗所赋,时当月底,月光照度甚弱,红色反光不强,故不可见;视觉所及,但有光存,故惟见白李,不见红桃。据上可知,千帆先生认为诗歌反映的是丰富的社会现实和自然现象,若要深刻理解诗歌中复杂的内容和独特的表现手法,就得应用不同的方法予以解决。他在《与徐哲东先生论昌黎〈南山〉诗记》一文中,为确切理解诗义,特为介绍近代登山运动者的经验。大雪降后,遍山皆白,反光射目,经常引人流泪。据此解释《南山》诗中“时天晦大雪,泪目苦朦瞀”二句,也就显得得当妥帖了。显然,这里也是引用近代科学知识解释诗歌的一种尝试。

   千帆先生把应用各方面的知识训释字句并阐明其义蕴,都看作是“考据”的功夫。考据既明,然后把这种成果上升到“批评”的高度。韩诗咏花的创作经验既已明了,千帆先生就将这项研究成果推广运用于对李商隐、郑谷、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诗歌研究中,从而说明了韩愈诗歌对后代的影响。

   由上可知,千帆先生和祖棻先生所提出的方法和努力的目标,在《古典诗歌论丛》结集时已取得一定的成就。朱自清先生读了这些文章后,誉之为“心细如发”,并不断鼓励他们多写这类文章。

   他们的上述见解,反映着时代的特点,也铭刻着他们个人经历的烙印。

   考据之学,是清代的盛业。一些著名的学者,凭借经史和小学方面的深厚修养,对古籍中的疑难字句作出训释,为后人的学习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只是限于历史条件,他们的着眼点,往往停留在个别字句的考释上,未能在此基础上作出更深一层的挖掘,因而每陷于琐碎恒饤。而我国古代的诗文评家,虽然对诗歌钻研有素,体会很深,然而常是采用随笔的手法,记下一些零星片断的感受;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固不乏精彩之处,而往往停留在感性的直觉上,缺乏细密的论证。这样,“就不免使考据陷入烦琐,批评流为空洞”。对于一个兼有这两方面的修养而又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来说,自然要求弃二者之短,纳二者之长,融考据与批评于一炉了。

   千帆先生幼年秉承家学,接受了考据学的训练,青年时期进入大学,在学习诗歌的过程中,又大量阅读了诗文评方面的著作,对一个新时代的学者来说,前人的成就已经不餍于心,于是他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

   这种理论的形成,显然曾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陈氏的研究工作,常是通过个别字句或史实的解释,揭示一些人们认为平常而不加注意的社会现象,他常在人们不措意处作些考证,阐明重要的社会问题。例如他在《读〈莺莺传〉》一文中,对《会真记》中的“真”字作了考证,说明“会真”即“游仙”,而“‘仙’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从而说明唐代进士贡举与倡伎的密切关系。在千帆先生的文章中,也不难发现这种方法的踪迹。

   陈寅恪先生是近代著名的唐史专家,他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开辟了文史研究的新途径。千帆先生的治学,同样具有这一特点。

   程家和陈家原是世交。千帆先生于寅恪先生谊属晚辈。他一直钦佩陈氏的学问,因此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接受其影响,也就是很自然的事。

   《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一文,就是文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收获。为解说此诗,他对唐代的科举制度作了详细的说明,诸如进士的地位,考试的难易,考期的变化等等。都作了考证。背景既明,则读者对诗的内涵,自然领会得更深刻。以诗证史,以史证诗,这里正是沿着陈寅恪先生所开辟的道路发展的。

   1936年,《哈佛亚细亚学报》上发表了陈氏《韩愈与唐代小说》的英译文,千帆先生又把它转译成中文,载《国文月刊》第57期。他敏锐地感受到文章中提出的“行卷”这种社会现象的重大意义,于是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时隔三十余年后,终于完成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对这个有关历史和文学的问题作了深入的阐发。

   全书共分九章,对行卷之风的由来,行卷之风的具体内容,举子与显人对待行卷的态度及其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都作了细致的考订。在此之前,人们从唐宋一些笔记小说的零碎记载中,虽也略知进士有行卷的风气,但对这一现象的具体内容则不甚了了。经过千帆先生的深入研究,不但大大丰富了人们这一方面的知识,而且澄清了若干混淆不清的问题。

   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有人认为唐诗的繁荣与科举制度有关,有人则以为唐人传世的甲赋和试律诗大都水平低下,因此认为唐诗的繁荣与科举制度无关。千帆先生的结论则是:“唐人虽因以诗取士而工诗,但其工是由于行卷,而不由于省试。”“唐代进士科举对于文学肯定是发生过影响的。就省试诗、赋这方面说,它带来的影响是坏的,是起着促退作用的;就行卷之作这方面说,它也带来过一部分坏影响,但主流是好的,是起着促进作用的。”书中还列有《行卷对唐代诗歌发展的影响》、《行卷对推动唐代古文运动所起的作用》、《行卷风尚的盛行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三章,分析了行卷对三种主要文体所起的推动作用,这就全面而具体地论证了行卷这种社会风尚与文学发展的密切关系。这部著作,篇幅不大,但精义迭出,内容非常丰富,问世之后,立即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赞扬。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村上哲见教授著文介绍,发表在《东洋史研究》第四十一卷第二号上,对此书作了很高的评价。另外两位日本学者松冈荣志、町田隆吉也将此书译为日文,于1986年由凯风社出版。

   从《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到《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可以看出千帆先生在研究唐代科举制度时不断取得进展的历程。他之所以能够在这一方面取得成就,就在于他有深厚的史学基础。

   我国古代向有“文史不分”的传统,千帆先生接受的教育,正是这一传统的体现。他年轻时在史学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任教大学期间,一直开设《史通》研究的专题课;在多年精读此书的基础上,终于写成《史通笺记》一书,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大家知道,《史通》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史学理论著作。千帆先生的治学,重视理论修养的提高,史学方面如此,文学方面也如此。他在40年代时,即曾选录代表古代文论各别范畴的十篇名著,详加诠释,深入阐发,编成《文论要诠》一书,1948年于开明书店出版。由于此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深受学界喜爱,于是他在1982年时又应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之请,以《文论十笺》之名再版行世。

   建国初期,千帆先生于武汉大学主讲《文艺学》的课程,更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系统地钻研了一番,这对他后来的研究工作也有助益。可以看出,他在诗歌方面的研究后来有了新的发展,比他在史学与校雠学等领域中的研究进展,尤为明显。

   时至70年代末,政治上拨乱反正之后,千帆先生在全国各种杂志上发表了许多60年代以来所写的论文,后又连同建国之前的论诗之作合辑为《古诗考索》一书,1984年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把建国后所写的文章作为上辑,把《古典诗歌论丛》中的大部分文章和建国前写的另外一篇文章《杜诗伪书考》作为下辑。上辑比起下辑来,面貌已多有不同,这不仅是文体或行文格局上的差异,在观点和方法上也出现了新的因素。

   收在上辑中的十六篇文章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组:

   (一)《李白〈丁都护歌〉“芒肠”解》、《杜甫〈诸将〉诗“曾闪朱旗北斗殷”解》、《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诗题校释》、《读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记疑》、《李商隐〈锦瑟〉诗张〈笺〉补正》五篇文章可以归为一组。作者在解决这五篇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时,偏于使用传统的方法,主要应用了训诂和校雠的知识。例如李白《丁都护歌》中“君看石芒肠,掩泪悲千古”之句,旧注多不得其旨,千帆先生以为“芒砀”是一个叠韵的性状形容词,它以后置的方式与名词“石”结合,成为“石芒砀”这样一个主谓结构,用200

以形容石大且多和劳动人民就地取石之苦。杜诗《诸将》中有“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之句,千帆先生认为这里使用的是“反对”的手法,“朱旗”向为褒义词,此句实际上是《燕然山铭》“朱旗绛天”的译文,好多杜诗注者把朱旗看作敌人的旗帜,是不对的。这里上下两句的意思是:面对现在的衰微,愁敌进逼;緬怀先朝的强盛,克敌扬威。他又根据校雠学上的许多成例,如“以旁纪之字入正文”、“因误衍而误倒”等情况,考出李颀诗歌题目中出现了多重错误,从而证明此诗原名当作《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房给事》。其他两篇文章,作者也用文学史上的多种知识作了深入的疏证。这些研究工作对于指导读者正确理解古代的一些名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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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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