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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近代同业公会的经济与政治功能:近五年来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更新时间:2017-08-07 16:46:10
作者: 朱英 (进入专栏)  
(16)王宏杰则通过保定商会档案中显示出来的保定商会领导群体的籍贯构成和各同业公会代表构成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保定商会及同业公会的人事构成可以看做是旅保晋商优势的全面外化一即表征于在保定的地位。(17)

  

   刘爱新探析了民国时期广西经纪业同业公会,他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广西经纪业同业公会以法人地位为基础的制度化网络与非制度化人际关系网络,为经纪业交易提供了重要保障。(18)刘志英、杨朋辉研究了抗战爆发前的重庆银行公会,认为重庆银行公会自1931年建立后就成为稳定重庆金融市场、协助国民政府整理川省金融及辅助地方工商发展的重要力量。(19)另外包头地区也有学者开始了研究,韩丽琴对近代以来的包头蒙古行进行了系统梳理,以1846-1949年间包头蒙古行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蒙古行在促进行业发展、沟通蒙汉贸易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揭示了包头蒙古行从行社组织到同业公会演变的历程,以及蒙古行在沟通蒙汉民族贸易上发挥的作用。(20)贾秀慧则系统研究了民国后期新疆的工商同业公会,从新疆工商同业公会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内部运作模式、经济社会功能、与商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各业公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尽管新疆的工商同业公会产生的时间晚,发展也很不完备,但在推动新疆行业近代化和稳定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成为政府和商民间进行沟通的中介平台。(21)对于民国时期河南地区的同业公会,张丹瑞进行了系统分析,探讨河南经济和社会的大格局下同业公会的设立背景、发展阶段、机构制度、组织功能及其与地方政府、工商业界的复杂关系等。(22)雷蕾对民国时期以咸阳为中心的陕西地区同业公会组织进行研究,通过对其同业公会组织的设立、组织运营、行业管理和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探讨了陕西地区同业公会组织的各种特点,以及对加强行业管理所起到的作用。(23)以前很少关注的云南地区,也有学者进行了探讨。如李辉源等在《突破传统的尝试——民国时期云南凤仪县下关镇的商人节》一文中,提出云南西部下关镇在民国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成立了商会和众多的同业公会,商人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日益显著。(24)王喆对民国时期昆明银行同业公会的研究,厘清了昆明银行同业公会在民国时期的发展轨迹,并对其中间组织功能及生存机理进行了探讨。(25)对民国时期济南的同业公会,马德坤进行了开创性的全面系统研究。(26)张福记认为马德坤的新著《民国时期济南同业公会研究》是第—部系统研究民国时期自开商埠一济南同业公会的研究,该著作为解读民国时期内陆“自开商埠”城市工商业组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个案研究范例。(27)孟玲洲则着眼于济南近代手工业行业组织,讨论了其从行会到同业公会的演变过程,通过济南手工业行业组织的变迁,表明行业组织的近代演变受到诸多传统因素的制约。(28)从以上归纳可以看出,近五年来学界对于以前很少涉及的内陆或边远地区的同业公会开始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这有利于国内同业公会史研究的地域范围进_步扩大和延伸,从而走向更加完整和丰富的各地同业公会史研究。

  

   在行业类别方面,学界对于一些以前很少关注的行业或新兴的行业也开始进行研究,比如书业、旅店业、自行车行业、电影院行业、药店行业等等,行业个案研究明显增多,并取得了一些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成果。

  

   王小宝、唐婧的研究涉及20世纪前半期出版业同业公会的组织建构,侧重于对同业公会与版权纠纷问题进行研究。王小宝认为上海书业公会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体现在组织制度上,而且反映在功能作用上。从1930年到1937年上海书业公会致力于促进出版自由、文化发展,营造良好之文化环境,推动了书业市场建设。(29)唐婧则选取1905年至1937年公会组织的版权维护活动为中心进行考察,肯定公会在协调同业版权纠纷,协助同业查究伪版,解决涉外版权活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认为同业公会在行业经济波动及面临困境之时,其行动能力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在行业交易制度中的地位。(30)另外,黄宝忠分析了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同业公会赖以成长的外在社会生态环境因素。(31)

  

   旅店业同业公会研究在近年来开始受到关注,但研究总体比较薄弱。在近代旅店业方面,龚敏认为近代旅馆业完成了传统旅馆业向近代旅馆业的转变过程,并说明上海旅馆业公会在建立营业规则、强化住宿管理、配合政府管理和促进行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2)杨庆武对上海旅业同业公会进行了系统探讨,肯定其在行业自律、维护行业利益、兴办公益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但认为由于客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旅业自身的局限性,旅业同业公会在加强行业自身建设、提高行业竞争力等方面也留下更多的遗憾。(33)郑思亮则系统研究了北京的旅店业同业公会,关注其在剧变社会中的演化。(34)此外黎霞也在《民国时期上海旅业同业公会浅析》中对此进行了分析。刘家辉、杨庆武探析了上海早期的旅业公会。(35)严跃平认为上海旅商业同业公会为配合政府实行限价,在行业内成立了房价评议委员会,评议价格成本和市场行情。(36)

  

   作为新兴行业的自行车业同业公会也受到关注,徐涛利用上海市档案馆中国旧海关史料,对近代上海民族自行车产业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37)除了新兴的自行车行业,对于上海在建国后逐渐淘汰的人力车行业也有学者进行了研究,沈斐斐着重探究了建国初期人力车行业淘汰的过程。(38)咖啡馆是近代化西式生活的象征之一,陈文文认为上海咖啡馆业在近代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同业组织——西菜咖啡商业同业公会,公会规范各咖啡馆的营业、协调咖啡馆之间的矛盾,后也被纳入政府的管理之下。(39)庄蕊蕊对1945-1956年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进行了创新性研究,认为影院公会在实际的功能发挥中,由于国家力量、制度构建与影院行业利益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三者之间不仅存在利益契合,也常有分歧与矛盾,而这其中影院公会的调适和应对,不仅对政府制度构建、影院利益的维护产生了重要影响,亦影响着其自身效能的达成与发挥。(40)刘章则系统探讨了近代上海民营广播电台行业及其行业组织,着重考察了不同时段内该行业的发展特征及其行业团体。(41)在营造业方面,王琨在对上海营造业群体的研究之中,对营造工业同业公会与行业发展问题有所讨论。(42)王琳对沦陷时期的上海市百货商业同业公会进行了研究,肯定其在协助稳定物价、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成为了汪伪政府实行经济统制的工具。(43)王静研究了民国时期的航业同业公会,认为天津航业自公所到航业公会再到轮船业公会的发展,适应了近代经济规律,航业同业公会体现了新型行业组织管理特征。(44)吴娟不仅讨论了1946-1953年间商业性的新药同业公会的组织沿革及行业治理状况,(45)还具体研究了抗战后的上海新药同业公会与药品市场管理。(46)对于新兴的近代天津货栈业同业公会,杜希英则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作为_种新兴行业组织,天津货栈业同业公会在其组织设置与运作方面体现了明显的近代特色,但仍有诸多缺陷。它的成立,适应了行业发展的需要,不仅维护了会员的行业发展利益,而且也成为政府管理市场的重要中介。(47)罗开祥在《广州市机器工业同业公会初探》中,提出探究广州市机器工业同业公会的产生发展、内部治理结构以及管理效能,能使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近代广州机器工业的发展历程。(48)彭南生则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组织生态,认为其与业缘性的同业公会、乡缘性的同乡会等形成“合纵连横”的互补关系,增强了商人的整体力量。商人组织的分群与结社,不仅受政治及法律的影响,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市场关系也是深层因素。(49)万立明对近代期货市场进行了探讨,他提出“受在华外商的影响和刺激,中国商人也尝试进行期货交易和筹设交易所。在交易所产生之前,同业公会、公所暂时充当了交易所的角色。”(50)在《近代中国票据市场的制度变迁研究》—书中,万立明肯定了同业公会作为制度变迁的有效组织对近代中国票据市场发挥的重要作用。(52)最后,孙睿的《市场秩序与行业组织:近代天津钱业同业公会研究》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在行业史与市场史视野下观察同业公会的学术成果,它集中于对行业组织与市场秩序关系的考察。(52)

  

   总的来看,近五年关于同业公会经济职能方面的研究继续增多,学界对于同业公会与行业、市场的关系,讨论兴趣浓厚,通过行业与市场秩序的视角来看同业公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回归行业与市场的导向。同业公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角色,必须深入到具体的行业类别中进行分别考察,近年来这方面的成果曰益增多也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向。

  

   二、同业公会与政府、商会的关系研究

  

   近五年来同业公会的政治功能也继续得到学者的关注,对同业公会与政府及商会的关系认识更加深入,特别注意用动态的观点对比考察不同时期、不同行业的同业公会自治与政府管理的关系,以及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问题。

  

对于民国时期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问题,近几年来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系统研究成果有上海学者樊卫国所著《论民国时期上海同业公会的“政治行为”》,他认为上海各类同业公会大都参与或干预了许多国家层面及地方层面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运用其经济势力和社会影响,以合法路径阐述政治立场,表达舆论取向,公陈群体诉求,维护和扩展相关权益,取得了相当大的“政治绩效”,并认定上海同业公会已具有近代资产阶级“准政党”的属性和功能。(53)这—提法以往很少见到,值得重视。关于同业公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樊卫国认为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激烈的矛盾甚至产生冲突与对抗。他通过个案分析,在《民国沪地同业公会与政府当局间的一次公开较量一抗战后上海劫余纱布案述评》中,认为政府与行业公会因利益之争夺,也会发生激烈的斗争。早期的研究揭示,在抗税减税问题上,同业公会常常与政府抗衡。他则以抗战后上海的劫余纱布案为例,分析了政府在接收过程之中的抢夺及官员腐败行为也会引来公会的严重抗议,认为“私权”未能与“公权”制衡对抗,但抗争行为仍值得肯定。(54)马德坤对同业公会与政府的关系也有新的思考,他从近代工商组织的自治性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着眼,认为同业公会并非具备自治性,其所实施的一些职能也只是政府自上而下管理社会权力的延伸。同业公会并不是国家政权管理的“盲区”,其所拥有的一些权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治。(55)在同业公会与商会的关系方面,樊卫国也进行了系统论述,他在《近代上海同业公会与总商会、市商会之关系》中,认为民初沪地总商会和同业公会两者无明确的隶属关系,虽时有争执,但总体上彼此配合,声应气求,彰显了两大工商组织的互动绩效。国民政府时期,市商会与各业同业公会关系则趋于程序化、正规化。在市商会上级组织地位确立的同时,市商会的政治化社会化活动逐渐偃息,两者关系不如总商会时期默契灵动,但仍有大量同业公会的经济诉求通过市商会向政府传递,其基本的组织功能仍能有效运作。(56)有学者也注意到同业公会与商会的关系不仅仅是合作或配合的协调关系,也可能因特定问题发生矛盾分歧甚至产生冲突对抗。朱英通过深入研究1934年发生的天津商会改选纠纷,分析了天津同业公会与天津商会在这场改选纠纷中的矛盾冲突,以及天津党政当局在调解纠纷中扮演的角色,认为透过此一案例可以对主动或被动卷入纠纷的商会、同业公会、地方党政当局之复杂历史面相获得新认识。(57)李大鹏对近代南昌商会和同业公会进行比较研究和动态分析,认为1929年国民政府改组商会和同业公会,成立南昌商会和同业公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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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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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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