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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儒家如何变成御用神话

更新时间:2017-08-07 08:17:09
作者: 杜维明 (进入专栏)  
这种精神和宗教献身的形式不同,但在强度和在悲剧性格上却有不谋而合之处。此外,儒学还有向人民群体大众认同的意愿。自我牺牲是为民请命,是为往圣继绝学,绝不是为一家一姓而卖命。

   儒家最大的症结是自己没能成立一个完成其道德理想的政治结构,而又不能冲破专制政体所造成的枷锁,因而只能在业已完备的官僚结构中进行有限的转化,表现出来的一方面是保守、妥协、不进步,但同时又不失其创建与向前突破。这两种互相抗衡又互相储存的力量,造成了思想大流,好像是挟泥沙而下的长江、黄河。

  

学术与政治之间


   问:能不能从史实中说明儒学在政治和学术之间的运作?

   杜维明:从儒学的“学统”立场来看,儒学的学术可以政治化而成为替专制政体服务的工具,整个考试制度,后来的八股文,以八股取士,以及博学鸿词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了解。另一方面,学术也是儒者个人人格完成所必须凭借的一个文化传统和思想体系。大经学家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抱负,和大理学家以及后来的朴学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三者虽表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但却都是以学术文化为归依的儒者形态。从汉代政治化的儒家如叔孙通之定朝仪,很清楚是为了自己和他的一批儒生在已完成的专制体系中间找一席栖身之地,借此以显荣发达。但另一方面,也有儒者希望以儒学来消减专制政体的不合理性。这两个儒者之间有水火不相容的消长关系。

   在司马迁看来,公孙弘所代表的曲学阿世和董仲舒所代表的“天人三策”是完全相左的。公孙弘把学术的精神动向做了某方面的妥协,甚至弯曲;董仲舒不但没有弯曲他的文化理想,反而想从文化思想的传统建立一个大的思想体系来涵盖政治。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构建一套学说成为现实政权的领导必须奉行的大经大法;如果领导人物不如此做,那么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和权力以领导人物自居。换句话说,现实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要构建在另外一套理论基础上。这一套理论基础,不是现实政权领导人为一己利害所创建的,而是儒生(知识分子)为群体大众的长远福祉所创建的。谁能掌握这一套意识形态的政治构建,谁就有资格对现实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发言。根据这套说法,汉代政权合理基础的发言权掌握在董仲舒而不在汉武帝。董仲舒的气魄不是当代一般依附政权的知识分子可以理解的,不了解他的用心,而批评他是为专制政权找一形而上学的根据,是对董子极大的曲解。正如我刚才所说,司马迁和董仲舒在思想上有某种程度的相通处,两者都充满抗议精神。

   司马迁承受司马谈的传统,对道家有深厚的了解。到底司马迁属于道家还是属于儒家,这不是很有意义的争辩。从《太史公自序》来看,他无疑是继承《春秋》的大传统,确实有强烈的抗议精神,这与《白虎通义》的三纲五常的观念完全相背。三纲五常的观念很可能来自董仲舒的思想,但《白虎通义》将三纲五常变成政治权威所接受的思想体系。在《盐铁论》中,很明显可以看出西汉时御史大夫与文学大夫有不同的意见存在。文学之士所提出的社会理想:对商人不应与之争利;对外族要用怀柔,不应有大国沙文主义;对政治权威,主张尽量予以缩小;社会上应有各种生存和发展之道,多元化的价值应并行不悖。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大政治权威,对外表现相当程度的大国沙文主义,对社会、对商业等其他势力尽量控制……这一套所谓的法家富强政策,和儒家之间的抗议是相当激烈的。文学之士所代表的当然是抗议性的理想。他们的政治理想与当政者的权术运行,是泾渭分明的。

   我们再往下移看看魏晋。魏晋谈三玄,以道家思想为主,但经学传统继续发展。从世家大族的家训中可以看出对文化、对政治的理想,以及要求家族承担地方责任、政治责任的文化使命,儒学依然承传而下。唐朝的儒学是大政治家、经学家、礼学家汇合而成,对注疏、经学的发展有一定的成就,并将儒家礼教付诸行事而卓越有得;尤其像《贞观政要》所体现的经世思想更是烛照千古。就以魏徵和唐太宗的关系为例,魏徵绝不是以备员、随从或顾问的眼光来看问题,而是出于君师立场对唐太宗加以奖掖、提携、教导甚至批判,有时还当面折辱。这种现象,不能说不是儒者以学术文化涵盖政治理想的气魄承担。

   到了北宋,情形更明显。北宋儒学,不是为现实权威找理论的根据,而是为顶天立地的做人道理找一个远远超过政权认可的形而上学的根据。这是深厚的文化、道德理想的具体表现。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以立人极为主,也就是建立一个超越而内在的为己之学,替“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关切找最根本的精神基础。北宋的儒学是圣贤之学,是身心之学,是性命之学,而不仅仅是帝王之学。整个性命、身心、圣贤之学涵盖了帝王之学,指涉的范围很广,有超越的一面,有内在的一面。整个政治问题,专制政体如何转化的问题,如何使社会道德化的问题,都是大层面中的一个环节。

   南宋时中华民族遇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外族入侵、内部腐化、政权结构日趋专制。朱熹在当时提出的奏议,不论从对政治权势、对外交、对君主个人的批判而言,这种精神和五四以来军阀割据到以后30年知识分子评骘时事相比都不遑多让。朱熹晚年曾起草一个奏议,因为抨击时政太过尖锐,而且他已惹祸在前,学生怕他惹下更大的祸,劝他烧掉。他答应以占卦定之,得了遁卦,方才毁弃之。朱熹、张南轩、吕祖谦、陆象山在南宋建立了地方讲学的规模,在现实政权以外,建立了一套文化思想和道德关切的标准,希望以此来直接影响现实政权。朱熹临死前希望建立一个专门以礼学为研究中心的机构,他的目的还不像现代所要建立的“思想库”(think tank)。所谓think tank是为现实政权出谋划策的智囊团。而南宋大儒的目的则不止于此,他们要从王者师的立场,建立如何从政、如何讲学、如何做人的体系。这一套大经大法希望能放诸四海而皆准,至少能维持相当长的时效。在他们眼中,现实政权不过是大潮流中的一个小小水花,一个实际的现实安排而已。真正能放诸四海皆为准的权威,必得在文化传统中生根。

   至于明代,专制政体达到了空前的完整与严密。王阳明及其学生王畿(龙溪)、王艮(心斋)所代表的地方讲学精神,抗议当时的现实政治以及社会风气,现在看来还是相当突出的。李卓吾的极端主义事实上是从这个线索延伸而来,他不是反王学,基本上是站在王学立场上。反对王学末流只谈心性不问国事的东林书院诸公,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作为安身立命之道,也是儒学抗议精神的表现。到了清王朝,不但是专制政体,而且是异族入侵,他们独占了意识形态和思想的发言权。即使在这种政治化达到高峰的情形下,在常州、扬州朴学家的学术中,强烈的文化精神依然存在。他们所说的成圣贤和宋明儒不同,和汉代经学家也异趣。但他们独立于现实政权之外,从事解释学的壮举也有某种程度的抗议精神,表现出以学术为生民立命而不和政权妥协的意愿。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的抗议精神,是汉儒公羊学和清儒思想的会合,同时又是西方民主自由思想撞击下所开出的一条新路。

  

儒家抗议精神的再生


   问:清朝以后,西风东渐,中国人在西方力量的撞击下,发现了自己的积弱不振,在竞争中问题丛生,于是追索病根,认为儒学是中国积弱与政治腐化的主因,以为万般无罪,罪在儒家,而忽视了原始儒家的真面目。到底儒家的抗议精神在现代社会文化中应当如何发展?如何发光放焰?

   杜维明:晚清以来受西方文化撞击,导致对中国传统做全面深切而严厉的批判与反省,虽然仍有部分尊孔思想,但主流思想是批孔批儒。这是不能否定的历史事实。推究原因,当然很复杂。儒家的抗议精神在中国有极突出的表现,但另一方面,政治化的儒家常借尸还魂,在现实政治上表现出特别丑陋的面貌。譬如袁世凯利用儒家,将儒学定为国教,借此助长他自己的政治权威和权势。再如军阀孙传芳、张宗昌辈也利用儒学,鼓吹尊孔读经。这种史例很多。比较有创见的知识分子因之对儒学做了全盘的否定。鲁迅把儒家与被专制政体结合的礼教及礼俗混为一谈;胡适对宋明儒学的软弱性和依赖性有强烈的批判(当然他晚年思想有所改变);吴稚晖以嬉笑怒骂的姿态宣称“要把线装书丢进茅厕里30年”,对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做基本的否定;陈独秀、吴虞等思想上倾向西方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曾对儒学大肆抨击。儒家政治化以后,成为专制政权在意识形态和思想上控制人民的工具,对这套思想予以彻底反击和彻底批判是有正面作用的。

   五四时候的批孔思想,和“文革”的批孔,是性质完全不相同的两个潮流。五四的批孔,有健康正面的意义,因为是打击被现实政权利用的儒学所形成的思想结构,但“文革”的批孔,是全面的否定,盲目的批判,对核心问题没有分析,没有深入,没有了解。

   七十年来,反儒反孔既成思想主流之一,要对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再生之道做一个初探,必须有几个条件。这不是预言,儒学能否再生,还得有许多外在因素。主因之一是看看80年代、90年代,甚至21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没有认同儒学、心存发扬的主观意愿;另外一方面也得依赖客观的条件,可能会出现一个与儒学面貌不同而精神相契的新思想体系也说不定。

   儒家要再生,最重要的条件是:学术文化要有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构建在一个基本的假设上,那就是现实政权和政治影响必须分开,政治影响不能由现实政权完全控制,应当建立在学术文化独立自由的民主精神上。知识分子和现实政权不但要保持相当的距离,还得一直坚持抗议和批判的精神。因为现实政治不管多么明智,为了实际效用,目标一定比较明确,因之也就比较狭隘,构想上只合于短期,充其量不过是中期。但出自学术文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不但目光远大,时效也一定长远。知识分子或知识之士要秉持独立自主的精神,不得不有历史意识,就像孔、孟传衍而下的大儒,就因为有学术文化的独立精神和历史意识,所以能与现实政权抗衡,能以王者师的立场发言,希望从理想层面来转化现实政治。一方面不脱离现实存在的人文社会,另一方面也不会为现实权势所慑服,不受权力的引诱而牺牲原则或出卖人格。

   最后,我要提出儒学的宗教性格。儒学本身不是宗教,但富有强烈的宗教性格,这性格不表现在对上帝的礼赞,而表现在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胸襟。这种胸襟从现代生态学的立场来审查,确有其特殊的意义。人类如何在地球上生存下去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地球的资源也许会有穷尽的一天,但我们总希望我们所承继的人文精神、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是无穷无尽的。这种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落实于人间现世,自然须和人民大众的意愿紧密结合。有理想有志气的智识之士,能以公心在知识上、社会上、政治上、文化上各个方面,互相提携、互相勉励、互相敬重、互相关切,当是发扬儒学抗议精神的康庄大道。

  

   (《八十年代》1981年第3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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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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