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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超 张长东:民主化范式的四大命题及其批判——从政治衰败研究的视角切入

更新时间:2017-08-05 22:12:28
作者: 袁超   张长东  

   由于转型范式以南欧和拉美为经验基础,而这些国家在转型之初并没有面临明显的民族和国家建设问题,因此,早期的民主化研究者对此问题的认识完全来源于一种理论上假设,甚至他们把民族和国家建设视作转型过程的一部分,认为民主建设和国家建设相辅相成并能够在民主化过程中同步完成。然而,当这个问题真正出现在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案例中,最初的假设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实际上,关于民族和国家建设问题的地区差异及其在不同国家民主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不同,所指向的是现实政治复杂性的问题。在复杂性面前,许多所谓的普遍性的结论都或多或少遇到各种挑战。林茨和斯蒂潘(1996)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论著中专章讨论了“国家性”、民族主义和民主化关系的问题,并认为主权国家是民主的先决条件,关于国家性的共识,在逻辑上应优于民主制度建设。在许多案例中,国家如果优先进行民族构建,会导致民主的不稳定和危机,有时甚至在后来几十年中危害到国家自身。

   2000年,邦斯在一篇关于比较民主化研究的评述性文章中适时提到“地区差异”对于民主化研究的某些结论多样性的影响,并提出“普遍性结论”和“地区性结论”的区分。在方法论层面意味着个案选择会大大影响研究结论,比如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冲击了转型范式所关注的传统经验基础,自然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之前的一些结论。民族问题和国家建设问题对民主化的影响不仅在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案例中开始凸显,还在非民主和非市场经济地区的政治过程中显现。由于不同地区在社会经济状况、制度安排等方方面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一些为人们不假思索便接受的观点就不一定能站得住脚了:第一,“民主政体建立初期容易遭遇崩溃”。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挑战了这一观点,实现新兴民主国家的存续需要两个条件,“有利条件”是历史上曾经有独立的国家地位,“必要条件”是国家建设计划与民主政权建设计划相结合(代表案例是斯洛文尼亚、捷克、俄罗斯);第二,“民族主义危及民主生存”。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中,民族主义削弱了克罗地亚的民主、颠覆了南斯拉夫的民主,但也对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斯洛文尼亚的民主起到了推动作用,似乎与当年法国异曲同工。

   邦斯的发现无疑展示了地区多样性与民主化进程的复杂性,任何一种哪怕来自比较案例的经验研究,也难以真正觅得普遍性的结论。但深层次地看,这已不仅只是民族和国家建设问题之于民主化的“重要性”的问题,可能需要综合地区差异、国家特点来考虑关于建构次序的问题,比如林茨提出的民族-国家建构应该优于民主制度建设,又如近年来福山提出的强政府、法治和民主之间的建构次序问题。

   命题四:民主巩固能够有效应对政治衰败。

   民主化范式中的诸多看似具有普遍性的结论都或多或少遭遇现实和理论的挑战,鲜有真正站得住脚的普世结论。尽管社会科学研究致力于探求事物之间的普遍因果,但人类社会中的事物及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多样且多变的,充分尊重这种现实复杂性并积极予以具体化的解释,往往才能真正实现理论范式的价值。尽管前文概括的民主化范式的前三大主要命题并未穷尽也无法穷尽所有的学术努力,但已然展示具有一定共识的关系问题域之下歧见纷呈的学术争论,对于不同中介变量的挖掘和因果机制的分析深化了对一些重要关系的认识,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除了上述三大命题之外,还有一个相对意涵更宽泛的命题,尽管它也是经验基础变化的产物,但实际上更像是基于该范式起源性的具有统领地位的方法论意识和信仰性认同而产生的表述,即民主巩固能够有效应对政治衰败。政治衰败当然不是一种近现代才有的社会现象,然而,现代民主政体诞生并流行以来,民主化范式的话语霸权在巩固民主的价值正当性基础上,以部分地区为经验基础建构了民主政体的普遍有效性,于是,民主政体就成为实现善治的最优甚至是唯一途径。幸运的是,有相当一些案例支撑了这一结论;而不幸的是,这一命题背后的方法论自觉逐渐限制了民主化范式的发展潜力,使之愈发不能超脱于已有的假设和命题,去正视处在不断变化中的现实。大部分研究民主崩溃(去民主化、民主退化、民主回潮)和民主巩固的文献几乎都以“民主崩溃是不好的”这一价值预设为前提,研究者往往自觉地就把民主国家尤其是“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衰败问题转化为民主崩溃问题来研究,而他们的总体结论几乎是一致的,即民主国家的政治乱象是民主不够深化的结果,通过民主巩固就能扭转局势,实现善治。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民主巩固的研究文献颇具规模,无论学者们如何解释影响民主巩固的变量及机制,支撑这些研究的基本假设和认识论是不变的。因而,即便他们找出更关键的变量,总结出更有效的民主巩固途径,但对于现实政治也可能是无效的。

  

三、民主化范式的内在局限及其批判

  

   (一)两大局限:线性发展观和政体二元论

   基于对文献史的简要回顾,笔者认为民主化范式存在着两大内在局限。

   首先,在认识论层面主要表现为机械的“线性发展观”。所谓“线性发展观”,亦可称之为“线性史观”,它在民主化范式语境中的具体意涵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任何专制政体崩溃必然会向民主政体转型;二是民主化被视为几个阶段依次发生的连续过程,该过程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总趋势不变,即从政治自由化,到旧体制崩溃和新的民主体制的建立,再到民主巩固。由“线性发展观”主导形成的认知逻辑是具有明显缺陷的,它具体可表现为认知“失真”、认知“偏狭”和认知“僵化”。在这三大认知缺陷的影响下,那些民主化范式中被认为理所当然且具有普适性的命题和结论,实际上不仅对历史进行了“选择性遗忘”,而且掩盖了现实的复杂性,甚至还抹杀了未来的多样性。

   其次,在方法论层面主要表现为简化的“政体二元论”。“政体二元论”,亦称政体二分法,即指将政体划分为了“民主-专制”两大类。以此为基础,民主化范式认为政治发展即是从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和过渡,而且民主转型是总的趋势。由此,熟悉二战后美国比较政治学发展史的人很容易联想起当年的现代化理论:将社会分为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将现代化视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显而易见,社会二分法与政体二分法都是对现实状况的过分简化,由此而形成的两种“过渡路径”则是目的论导向的线性历史观的最佳例证。林茨和奥唐纳早期提出的“威权政体”和“官僚威权政体”即是对政体二分法的直接挑战,并从形式上改变政体二分法的格局,使得民主与专制之间出现威权,但威权政体只是被视为从专制向民主转型的过渡形态而没有被当作独立的政体类型。因此,威权政体概念的出现并没能与另外两个概念形成一种关于政体类型的连续谱观念,政体二分法仍占据实质统治地位,研究者也依旧坚持着专制政体崩溃一定会向民主政体过渡的转型路径。1996年,林茨和斯蒂潘的再次走到政体类型学的前沿,他们认为“现有的三种政体分类对民主理论家和行动者不仅逐渐地丧失了以往的用途,而且已经成为一种障碍”,并进一步发现“超过90%的现代非民主政体分享着共同的类型学空间,即‘威权主义’”,这意味着现有的政体类型学并不能充分解释现实的复杂性。

   (二)对“线性发展观”和“政体二元论”的批判

   2002年,一系列刊登于美国《民主》杂志的文章掀起对转型范式的集中性批判与反思,卡罗瑟斯撰写这一系列的第一篇文章——《转型范式的终结》,他认为转型范式已经越来越无法解释现实,并首当其冲地批判“专制政体必然转向民主政体”这一基本命题。他在文中表示,许多经历所谓的民主化的国家只不过是单纯建立某些民主制度(比如选举、议会等),它们虽然具备一些民主特征,但与真正的民主政体相去甚远。更关键的是,部分国家从一种威权转向另一种威权,且丝毫没有向民主政体转变的迹象。这场关于转型范式的论辩也重点批判政体二元论。戴蒙德(Larry Diamond)在同系列文章中明确提出,第三波以来新建立的政体所具有的最典型的特征是:既非真正民主又非传统威权。与此同时,学者们针对这种政体类型进行了不同的命名,譬如林茨和戴蒙德称之为“半民主政体”(semidemocratic regimes),列维茨基和威(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称之为“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而中性一点的描述则是“混合型政体”(hybrid regimes)。卡罗瑟斯进一步认为,混合型政体的出现恰恰展示现实政治中广泛存在的灰色地带(gray zone),这之中隐藏着丰富的政治多样性,从中可以为政体类型学的发展觅得重要的经验基础。研究者应该转变固有观念,重新确立理论假设:把过去常常忽视的介乎完全民主与完全独裁之间的政体,看作是当下发展中国家和后社会主义世界最为常见的政治形态。观察某一国家的威权政体开始松动时,应该用更中立的类似于“其政治进程该如何发展”这样的追问,去取代先验性的类似于“其民主转型将如何进行”这样的追问。《民主》杂志的这一系列文章不仅对民主化范式进行集中批判,还为混合型政体研究提供发展契机。

   一种新的替代性的理论的兴起总会或多或少遭至传统范式设置的观念障碍。对冷战后混合型政体的研究,尤其是最开始的时候,总会被惯性地置于民主化范式之中加以解释。在民主化的理论视野下,混合型政体总是被归类为“有缺陷的”、“不完全的”或是“转型的”(transitional)民主政体。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被当作是处于“长时间”(protracted)民主转型的案例,而后它退回威权政体被认为是“民主巩固失败”(failure to consolidate)。那些没能确立民主政体的转型被认为是“停滞的”(stalled)或“有缺陷的”(flawed),于是赞比亚被称为“困于转型中”(stuck in transition),而阿尔巴尼亚则被当作“长期转型”(permanent transition)的案例。

   “竞争性威权主义”的提出者列维茨基和威认为,以上这类分析是具有误导性的,实际上还是被有意识地限制在“一定会向民主政体过渡的转型路径”之中,但这显而易见是缺乏经验基础的。事实上,冷战之后许多混合型政体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尽管有些国家实现了民主化(比如加纳、墨西哥和斯洛伐克),但大多数国家要么保持原样(比如马拉西亚和坦桑尼亚),要么变得愈发威权(比如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还有的国家则是旧威权崩溃而新威权诞生(比如格鲁吉亚、马达加斯加岛和赞比亚),大部分国家甚至发生了几度转型却就是没能实现民主(比如格鲁吉亚、马达加斯加岛、海地和摩尔多瓦)。到2010年为止,超过12个竞争性威权政体国家已经存续了至少15年以上,相比于把它们视为“不完全的”或“未巩固”的民主,更有意义的应该是把它们当作非民主政体并对其特性进行针对性的研究。

显然,再把混合型政体当作是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渡形态已是不合时宜,而简化、线性的单向转型路径更是难以贴合现实。2014年,《民主》再次刊登值得关注的反思转型时代和转型范式的文章,《反思转型范式》一文提供圆桌讨论的观点综述,主要以2002年卡罗瑟斯对转型范式的批判一文为起点,就近十年所发生的政体转型进行讨论,主要包括“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和最近缅甸的政治开放。比如,普拉特纳(Marc. F Plattner)认为不同地域基础之上的转型经验往往是难以互相契合的,尤其是在基于南欧和拉美国家的第三波与后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强调对于阿拉伯之春等新兴案例要有针对性的研究;福山重点提到案例之间的差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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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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