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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树基:传统中国乡村地权变动的一般理论

更新时间:2017-08-05 22:03:45
作者: 曹树基  
当押租不及田面价时,这种“相对的押租”就是田面的价格。需要说明的是,人们通常认为田面价格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值,如在江南,田面价约为地价的三分之二,田底价约为三分之一。[30]而在押租制盛行的地区,田面价是一个不固定的值。它随押金多少而变动,由“相对的押租”而至“绝对的押租”,押租金额达到全部的田面价。

   至此,我们不仅可以将土地之出典称为“有回赎权的出卖”,还可以将土地出典称为“交纳押金的转让”。这两种交易行为的本质虽然是一致的,但是,“有回赎权的出卖”得到的是完全的田面价,而“交纳押金的转让”得到的有可能是完全的田面价,暨成都平原的“大押佃”,有可能是部分的田面价,如我们在江南地区所见。至此,土地之典、押、活卖与绝卖、田面与田底,以及永佃等,就可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得到妥贴的解释。

  

四、所有权分割与权利转让

  

   本节拟采用一个简洁的模式,表达以上各种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在展开叙述之前,还需要厘清一系列相关的概念。依照上文中产权分割的思路,以及为了表达之明确,本文将所有权分割为处置权、收益权和使用权,而不使用“占有权”及其他概念。因为,在本文的讨论中,无论是土地还是房产,都具有使用价值,仅仅占有而不使用的权利是不存在的,在土地与房产中,占有权包含在使用权当中。相对于完整的所有权,处置权、收益权与使用权,各自都是“残缺所有权”,即所有权之一部分。另外,虽然本节主要讨论的是土地,但房产及其他产业仍属于讨论的对象。

   1、简明定义:

   (1)“产业”包括各种财产,如田产与房产、树木、耕牛与家畜等。“业主”指的是交易前的产业所有者,“钱主”指的是交易中的出资者。交易之前,业主拥有交易产业的完整或不完整所有权。

   (2)“抵押”是业主将动产或不动产作为信用保证,并从钱主手中取得贷款的一种融资方式。

   (3)“质押”是业主将动产作为信用保证,并将动产交给钱主保存,并从钱主手中取得贷款的一种融资方式。

   (4)“典卖”是业主将不动产交给钱主,钱主占有不动产,但业主向国家纳税,并同时保留在约定期限内或无限期以原价从钱主手中赎回的一种不动产出卖方式。业主拥有“田底权”、钱主拥有“田面权”。

   (5)“处置权”指土地、房产的所有者对产业进行处置的权利。包括业主向国家纳税之义务,业主赎回权,以及业主对于产业的处置方式——如将田地抛荒、改作宅基地或坟地等。

   (6)“收益权”可以分为两种:与产业有关的产品称为产品收益,与产业无关的收益则为利息。

   2、产业转让的类型与性质

   兹将中国传统乡村产业交易方式分为“买卖”、“信贷”和“租佃”这三种,每种形态的权利转让整理如表2-1。

   表2-1  中国传统乡村产业买卖、信贷及租佃的类型与性质

   兹依次将表2-1的内容解释如下:

   (1)关于卖(绝卖)。转让的产业包括动产与不动产。产业转让后,原业主的处置权、收益权和使用权全部转为钱主之权利。钱主成为新业主,向国家纳税。

   (2)关于典(活卖)。转让的产业为不动产。原业主称为“田底”主,钱主称为“田面”主。“田底”主承担向国家纳税之义务,保留约定期限内对田面的赎回权。由于没有收益权,这种处置权可以称为“无收益的土地所有权”。“田面”主拥有“田面”部分的土地处置权,同时享有土地的全部收益及使用权。

   (3)关于押租(顶)。转让的产业为不动产。原业主称为“田底”主,钱主称为“田面”主。“田底”主承担向国家纳税之义务,退押即可赎回“田面权”,享有部分收益权。此为“有收益的土地所有权”。“田面”主拥有“田面”部分的土地处置权,同时享有土地的部分收益权与使用权。如果钱主交纳押金较少,地租额高,“田面”虽然可以转让,但转佃收取“小租”的可能性小。

   (4)关于抵押(当)。抵押物主要是不动产,也可以是动产,动产甚至可以是耕牛与家畜,但不转移占有。在现代社会中,动产不可以充当抵押物,只能作质押物。在中国传统乡村,在一个熟人社会,动产是可以充当抵押物的。将动产作为抵押物,钱主不可使用动产,只可获得业主应付之利息。将不动产作为抵押物,抵押产业虽然仍在业主手中,但业主却失去任意即完整处置权,只拥有部分处置权。在业主“以钱付息”型(钱息型)借贷中,业主拥有抵押产业的收益权和使用权。利息以钱的方式支付,与产业收益无关。在业主“以谷付息”型(谷息型)借贷中,利息与田地的产品有关,钱主实际获得抵押产业的收益权。

   (5)关于质押。质押物只能是动产,且需移转占有。业主对质押物有赎回权,但不能任意处置,即业主拥有部分处置权。业主与钱主均没有质押物的使用权。钱主获得的收益为利息。

   (6)关于普通租佃。出租的产业为不动产。业主将土地出租给佃户,保留全部处置权,并从佃户手中取得部分收益权。佃户享有部分收益权以及使用权。

   (7)关于永佃。出租的产业为不动产。业主转让使用权,保留全部处置权及部分收益权。

   对于上文归纳之七点中,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田面权”并不完全通过土地出典而形成,“相对的田面权”也不完全通过交纳押金而获得。由于表2-1并不着重讨论两种田面田之由来,故略。

  

五、讨论

  

   杨国祯先生从他列举的个案分析中,找到了从永佃权向“一田两主”转化的一般规律:即从“私相授受”佃耕的土地开始,经过田主承认“佃户”的田面权但不准自由转让的初级形态,到“佃户”获得转田面权的完全自由,并形成“乡规”、“俗例”,得到社会的公认。他认为这也是明清时期地权分化的发展趋势。[31]然而,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其实并不存从“私相授受”到田主承认佃户的田面,再到佃户自由转佃田面的过程,正确的过程应该是佃农或通过交纳押金获得永佃权(或“相对的田面权”);或因改良土壤而获得田面权,又因通过转让佃权而实现田面权。同样,田面权的形成与实现的过程,也就不是杨国祯先生所称佃户斗争的结果,而是市场机制的运作所致。用押金购买的田面,与用人力培育的田面,都属于市场经济的内容。

   黄宗智先生对于“典”习俗的性质,除了称其为“一个(西方现代法律所没有的)附有回赎权的土地转让制度”外,还有以下重要的评论:

   典习俗,亦即土地的有保留出售,既包含继承过去的前商业逻辑,也包含帝国晚期不断增长的商业化了的小农经济的市场逻辑。它还体现了一种生存伦理,该伦理源于面对不断的生存危机的经济。一方面,根据土地永久所有权的前商业理想,它对那些不能够继续从所有地糊口的人给予特别照顾,允许他们可以无限期回赎土地;另一方面,根据市场逻辑,它允许买卖获得的典权本身,甚至允许买卖因涨价而获得的那部分赢利。[32]

   黄宗智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传统时代以“典”为特征的土地转让,是前商业逻辑与小农经济的市场逻辑之完美结合。前一个逻辑适应了中国小农的生存伦理,后一个逻辑体现了时代的进步。站在社会经济史的立场,以石仓村为例,从我们经手的6000余件契约文书中可见,直到乾隆年间,如果说还存在以“加找”——土地出售后的追加价格——为特征的前商业逻辑的话,乾隆以后,“加找”演变成一种契约格式。土地交易双方在谈定交易价格后,将价格分为“卖价”与“找价”两部分,分别订立两份契约,标以不同的“卖价”与“找价”,签字、画押、过户。卖契与找契的时间或相差十几二十天,或相差数日,甚至有同日的。也就是说,在浙江南部山区,至乾隆及以后,前商业逻辑已经部分地转化为市场逻辑。

   从契约文书中观看的传统乡村社会,可能与从诉讼案中所见有相当大的不同。那些不合常例的异样的事件与人物,最有可能构成争端与诉讼。例如,黄宗智认为:“即使那些只典买了土地的人也倾向于认为所买之地属于他们,长时期之后更是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最初的交易进行多年之后,当出典人要求回赎其土地时会引发冲突和诉讼。可以理解,一个长期持有典权的人会理所当然地视土地为已有。”以石仓的经验进行反驳,类似的土地在分家书中记载的是“活契”。也就是说,在良风善俗的村民那里,时间很长并不是将“活卖”偷换成“绝卖”的理由。也正如在石仓,民国时期的契约中也偶尔还能见到一两例事实上的“加找”。然而,此类“加找”已经不构成产权转让的主流,可以不加讨论。

   本文的问题是,僻居浙江南部深山中的石仓,乾隆时期就已经从前商业时代步入市场经济时代,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这个村庄的代表性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同样,当发现“押租金的高利率”通行全国时,那么,对于土地产权转让的市场化,我们还有多少疑虑呢?如果说,大约从清代中期以后,中国乡村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那么,中国近代关于中国农村性质的争论及其改造乡村的理论与实践,就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注释:

   [1] 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0-43页。

   [2] 第44-59页。

   [3]杨国祯:《明清土地契约文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页,第4页。

   [4]杨国祯:《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第34页。

   [5]杨国祯:《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第40页。

   [6]杨国祯:《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第4页,第126页。

   [7] 相关论述参见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9-53页;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作为法源的习惯》,同出上书,第54-96页。

   [8] 岸本美绪:《明清契约文书》,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294页。

   [9] 岸本美绪:《明清契约文书》,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302页。

   [10]岸本美绪:《明清時代における「找價回贖」問題》,《中國社會與文化》12號,1997年6月。第264-293页。

   [11] 详细论述参见曹树基,高扬:《送户票与收粮字:土地买卖的中间过程——以浙江松阳石仓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12] 寺田浩明:《田面田底惯行的法律性》,杨一凡《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四卷《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成果选译·明清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384页。

[13] 仁井田陞:《明清时代的一田两主习惯及其成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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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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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史国史研究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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