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魏文享:中国大陆的武汉史1927—1949研究综述

更新时间:2017-08-05 12:55:45
作者: 魏文享 (进入专栏)  
现在已重视对蒋介石、宋美龄、李宗仁、陈诚等人的研究,能够公正地评价国民党人物在武汉抗战中的历史地位及其功绩。12

  

   历经数十年研究,武汉抗战史的立体面貌己呈现在我们面前。总体上说,武汉抗战史研究已由纯粹的军事、政治史过渡到将武汉抗战与当时的社会及时代背景相结合,重视揭示出武汉抗战的多层面相,并已走出传统“革命史”视野,能够客观公正地评价参战各方的是非得失。作为抗日战争史中的重大战事,武汉抗战史的内容极其丰富,还有深入挖掘的潜力与空间,尤其是要加强武汉抗战与社会结合、武汉抗战与国民政府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目前抗战史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但在对于日本侵略者本身与武汉会战方面的研究还十分缺乏,众多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对日文文献引用极少,这无疑是应该加强的。

  

   三、关于武汉城市史研究

  

   政治史以及抗战史是发生在武汉这个城市的重大但也是最为显著的事件,对于武汉之发展及内部变迀有着深远影响。但要对这个城市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还需要从城市史的角度加以研究。就这个角度而言,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市政建设、人口职业、社会风俗等主题更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城市的历程及特质。今日之武汉是在自身的历史之上发展起来的,探究民国时期武汉城市史正有助于今日武汉的建设与兴盛。以下从几个方面对武汉城市史研究进行梳理。

  

   1.综合研究

  

   从总体上对武汉史进行总结的论著有如下几部。较早的有皮明庥的《武汉近百年史》、《武汉史稿》等。《武汉近百年史》主要是一部政治史,将1927-1949年的历史分为武汉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三个阶段进行叙述。(18)

  

   皮明庥一直以武汉城市史为研究重点,他1993年出版的《近代武汉城市史》在我国城市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此书是国家“七五”社科重点研究课题,是继《上海城市研究》、《近代重庆城市史》之后的又一部城市史研究力作。该书共分四编,“民国时期武汉的发展状况”该书中共占两部分,即第二编武汉教会的扩展期与近代化曲折发展期(1912-1937)在这一时期武汉虽遭遇战乱、1931年大水和抗战初期的日军轰炸,但整体而言城市近代化是在曲折前进的;另一部分即第三编武汉都会战时化、殖民化和近代化断裂期(1938-1949)在此期间武汉城市经济纳入战时轨道,城市发展推动力呈现衰败之势。此外,在第四编专论中作者从经济透视、都市文化、人口职业、阶层结构、社会风俗等方面对武汉进行了横向考察。该书在城市史的研究方法方面也作了有益的探索。(19)此外,皮明庥还主持编写有普读性的《武汉史话》、辞典式的《武汉通览》等。13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武汉市志》应是最为系统的综合性史志,分财经、政法、教育、卫生等共约十部对武汉进行横向研究,但主要详于当代,而略于近代,甚为遗憾。

  

   也有一些专题论文对武汉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考察。刘盛佳、曾令甫对武汉的城市沿革进行了考察,认为民国时期是武汉发展的重要时期。冯天瑜在《武汉早期现代化刍议》中,跨度较大地将由晚清至民国中期的武汉早期现代化历程进行综论,认为“武汉早期现代化”可从一般、特殊、个别三个级次展开讨论,即从现代化、中国早期现代化、武汉早期现代化逐层辨析。现代化可区分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除西欧少数国家外,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化都是后发外生型的,我国也不例外。从19世纪中叶以降,我国的现代化道路充满坎坷。武汉的早期现代化晚于广东、上海、天津,早于内地多数城市,在全国处在中上级次,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武汉后来居上,发展成为超过广州,与天津争胜,直追上海的全国最大的现代工商文教中心之一。(14)

  

   2.武汉建制研究

  

   今曰武汉涵括汉口、武昌、汉阳三镇,为华中第一大都会。虽然汉口在很早就已成形,但作为整体的武汉却屡经变动,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尤为频繁。皮明庥对武汉三镇汉口、武昌和汉阳的演进作了详细考察,认为直到1927年4月16日在汉口成立三镇合一的武汉市政府,武汉才形成了近代型的统一体。但武汉建市之后,由于中央到省、市以及市内各区的矛盾,其区划和体制并未完全稳定,导致武汉城市体制的多变。总体上,武汉三镇时分时合,时而合三为一,时而一分为二、一分为三。而武汉或者汉口市时而为特别市,时而为省辖市,但在建制的变化中汉口始终是主轴。(20)徐实对民国时期的武汉建制问题也作有专论。(21)

  

   3、武汉经济研究

  

   皮明庥综合考察了武汉近代民族主义工厂创建的历程。(22)陈建国研究了武汉的航运业,他认为从1912年到1937年是武汉地方航运业迅速发展的阶段。武汉地方航运业公司以及外埠来汉的轮船招商局、三北轮埠公司、民生轮船公司均得到极大扩充。它们的经营活动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的轮船运输网络。这一网络在工业内迀战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武汉沦陷后,航运业为日军所控制。在抗战胜利后,武汉航运业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李怀军对抗战和沦陷时期武汉经济的变动作了考察,该文认为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前夕,是武汉经济短暂繁荣、迅速萎缩期。而从1938年10月到1945年9月是武汉遭受殖民统治的沦陷期,也是武汉经济彻底破败、完全殖民地化时期。殖民化导致武汉经济近代化的终结,使武汉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急剧下降。13外贸在武汉经济中占有较大份额,陶良虎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汉口对外贸易衰退的原因。20世纪30年代,汉口对外贸易由鼎盛逐步走向衰落,对外贸易值急剧下降。其原因包括自然因素,1929-1931年间国内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社会秩序动荡,社会购买力低下;政治因素主要是指国内战争导致以汉口为中心的内陆交通运输梗阻;经济因素主要指世界经济大危机和国内经济状况不佳。(23)汪国华结合当代考察了武汉旅游业的发展状况。(24)

  

   在武汉经济发展中,武汉港和汉正街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这两者的存在确立了武汉作为港口城市和商贸中心的地位。武汉港史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的《武汉港口志》以及《武汉港史》对此进行了通史性考察,认为民国时期的1912-1936年是武汉港成长为长江内河最大水陆综合运输枢纽的时期;1937-1949年,因受日本侵华以及国内战争的影响逐步走向衰落。16朱文尧主编的《汉正街市场志》对汉正街市场的沿革进行了追溯,汉正街是16世纪兴起的汉口镇上的一条重要街道,汉正街市场由汉正街及其联通两侧巷内的众多经营门点所构成,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勃兴、民国时期的曲折和改革开放后的复起等历程。此志对汉正街市场的形成及变迀进行了通史性的勾画。汉正街的兴衰实际上是汉口成为内陆中心城市的形成及变迀过程,也是武汉城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5)

  

   4.市政建设研究

  

   市政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社会发展水平和自身特色,可以说是一种凝固了的历史,理应受到城市史研究者的重视。从目前所见,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关于武汉供水、供电、道路建设、公共设施等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相关的文章有范正国的《武汉近代建筑概述》,武汉的近代建筑,始于清末,盛于民国,衰于沦陷。开埠通商、洋务运动以及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是武汉建筑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1927年汉口市工务局成立之后,统一归口管理设计施工事宜,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和监理制度,对提高工程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该文并对武汉著名建筑进行了编年式的介绍。(12)(P75)

  

   5.社会救济研究

  

   民国时期武汉多灾多难,天灾战祸,连绵不断,1931年水灾以及抗战时期的难民救济问题引起了一些学者同情性的关注。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章博的硕士论文《武汉1931年水灾救济问题研究》对这一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探讨,此文考察了1931年大水灾对武汉三镇的影响及后果,分析灾害的自然原因及社会原因,重点对政府及民间救济行为进行了论述。文章认为,1931年水灾救济对民国时期的救灾体制是一个检验,在这一体制中,政府仍占主导地位,民间组织广泛参与,政府与民间团体协调合作,使救灾基本上能够有效进行。从方式上,既承继了传统的救灾方式,也深化了工赈和农赈等途径.孙艳魁、吴成国对抗战时期武汉的难民救济进行了考察,认为在国民政府暂迀武汉期间,武汉一度成为难民集聚和难民救济的中心。难民救济是抗战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汉地区的难民救济工作是全面难民救济工作的起始阶段。政府和民间均成为难民救济的重要力量。17

  

   6.社会风俗及组织

  

   严昌洪在一系列论文中讨论了武汉的社会风俗及商事习惯的变迀问题。在《近代武汉社会风俗的嬗变及其特点》一文中,他论述了武汉颇具特色的传统风俗及其在民国时期的变迀,时间约为民国初年至武汉沦陷间,对武汉风俗演变的特点进行了归纳,认为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处于一种过渡形态。18张崇明对武汉的茶馆、餐馆和旅馆等“三馆”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考察,也讨论了20年代中期以至30年代初期,餐馆和旅馆逐步滑坡而茶馆独兴的现象。认为餐馆和旅馆的盛衰直接受社会经济的影响,而茶馆更多受传统生活习惯以及心理、信息需求的影响。此后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三馆”均呈衰败之势。(12)(P45)

  

   民国时期武汉的民间组织十分普遍,魏文享通过对从抗战胜利到武汉解放前夕武汉同乡会发展的原因、组织概况及其功能的考察,力图探明同乡会同业公会与传统会馆、公所间的渊源关系,同乡会对同乡移民群体的自治功能,同乡会与地方社会及地方政府的关系等问题。认为作为同乡移民群体的自治中心,同乡会注重同乡公益与慈善救济等类事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的城市治安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有效的补充。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这一组织的整合功能,在给予同乡会以法律认可的同时,又通过种种措施加以规范与引导,将其纳入了社会调控体系。可以说,乡土观念和同乡会并非如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完全是“封建的”、“落后的”。(26)

  

   四、研究评述

  

由以上评析可见,中国大陆对1927-1949年间的武汉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基本上突破了“革命史”框架,在研究主题上有较大拓展,尤其城市史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研究方法上,据之于实情的实证研究法逐步成为共识,能够客观公正评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武汉所取得的成就与缺陷。但对武汉的研究与武汉在历史上的地位仍不相称,比之上海、天津甚至一些中等城市的研究,都要落后,存在的问题亦相当之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邢宗民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5381.html
文章来源:《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