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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享:学术团体与知识建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中国会计学社

更新时间:2017-08-04 22:06:45
作者: ​魏文享  

   摘要:成立于1934年的中国会计学社是力图融会职业会计师及政府主计人员于一体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初设总会于南京,抗战后设分会于上海、天津、广州。就学社组织而言,虽以政府主计部门为主,然能专注于学术。不论南京总社,抑或上海分社均能以倡导会计学术、培养会计人才为宗旨,在编办会计期刊、训练会计人员和促进新式会计知识的生产传播方面发挥重要功用。在期刊之编撰及征稿方面会计师、主计官及一般会计人员均能得擅其场在民间会计及政府审计方面发表诸多颇有价值的应用成果。

  

   关键词:学术团体;中国会计学社;会计师

  

   会计之术流传己久。然在传统的知识体系中,计学并无一席之地,不仅见鄙于士林,且被目为市侩之学,以此为业之“帐房”的社会观感也不佳。近代开端,通商开埠,外人在华设商行,修铁路,办实业,均用本国会计制度。晚清民初,中国在兴办洋务、改革财政、创办企业的过程之中,也不同程度采用新式会计。但自西方引入的新式会计知识如何应用至中国本身的经营及财务处理,还存在习惯、制度、观念及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等诸多障碍。是改良中式簿记,还是尽采西式簿记,如何改良,如何应用,在学术及实务层面都需深入研讨。着眼于职业内部的分际,近代会计学者余肇池将会计事业划为三类:一为自由职业会计专业,即现今一般会计师所行的事业;二是私人方面的会计事业,包括一切民营企业;三是政府方面的会计事业,包括普通公务会计,公有事业会计,公有营业会计等。(1)职场之类型不同,对专业能力之要求亦不相同。大体上职业会计师专业能力领先群伦,政府会计在制度改革方面先发启动,较为迟滞者为民间私营企业。然不论政府主计或民间会计师,研究会计学术融会中西会计知识,掌握适于市场及社会需要的新式会计知识、提升专业能力则是其共同的谋生之道。就学界研究看,对学院式会计教育及会计师主办之民间会计教育己有所讨论,但于政府、计界及工商界在会计学术方面之互动关系尚缺乏综合讨论,1934年成立的中国会计学社恰为此问题的讨论提供视角。(2)本文拟以会计期刊所载资料为据,就学社在学术整合及知识建构之中的作用作一讨论。所指之知识建构主要是指学社组织及期刊发行在会计学术生产及传播方面的路径尝试。

  

   一、中国会计学社及上海分社的创设

  

   在会计业界的团体整合进程中,职业会计师执掌先锋。北京政府在1918年颁布《会计师暂章程》开辟职业会计师发展的制度空间。1925年2月,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会计师职业团体一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The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tants of China)。1926年,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更名为上海会计师公会。汉口、北京、天津等地相继自立公会。至1930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会计师条例》其第十六条规定:会计师非加入所在省或市之会计师公会,不得在该省或市内执行业务。设立公会成为必须。1933年9月,成立了中华民国全国会计师公会。至1946年,全国有11个省市成立公会。会计师公会的职责是行业整合与职业自律,发展会计学术也是其功能之一,但其范围主要限于具有注册资格的职业会计师,一般会计从业人员尚不属此列。

  

   在中国会计学社成立前,会计界另一重要团体为中国计政学会。在1933年5月,中国计政学会在南京成立,其成员以中央各机关计政人员、国内著名会计师及各大学教授为主。(3)学会领导层中,主要是政府主计官员。主要宗旨是“集合各专家之各种学识经验,研究中国计政之改进问题”(4)如果说计政学会是重在计政的话,中国会计学社成立的初衷当在跨越职业畛域,实现会计界在学术上的联合。1934年11月18日,林襟宇、卫挺生、赵棣华、潘序伦、雍家源、吴世瑞、任应钟、闻亦有、徐永祚等人在南京共同发起中国会计学社。成立之时,警察厅、中央党部、市党部、内政部、社会局均派代表列席。学社章程第三条规定,以“研究会计学术改进会计事务舐砺会计人格为宗旨”应办事业包括:举行会计学术讨论会;举行会计学术讲演会;编译会计书报;设立会计图书馆;办理会计学校等项。(5)

  

   中国会计学社的社员分为五种。章程规定:凡曾在大学或专门学校毕业,对于会计学术有相当贡献者或对于会计事务有三年以上之经验并对于会计学术有相当研究者,由本社社员三人以上之介绍,经理事会通过为本社社员;凡各大学经济商科三年级以上学生对于会计学有特殊兴趣者,由担任该校教授之本社社员一人会同其他本社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理事会通过为本社预备社员;凡对于会计学术或会计事业有特殊贡献者,得由理事会聘请为本社名誉社员;凡对于本社有特殊赞助者,得由理事会延请为本社赞助社员;凡吾国内研究学术团体与本社宗旨不相违背而互相辅助者,经本社理事会审定后得为本社团体社员。(6)社员不限国籍,也不限职业类型,对会计有专门研究且有从业经验者可介绍入会,商科学生亦可加入。标准相当宽松,体现了以学会友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社员资格并无新、旧会计人员之别,至学术上之新旧中西,则大可汇于一炉,研讨交流,此正学社之主旨。

  

   发起者对成立学社的学术及社会意义有着十分清楚的认知。学社理事长闻亦有认为,“凡我同人,或为国内会计学界之权威,或为政府机关及工商事业之主管会计人员,为澄清各种财政上积弊起见,于会计科学,亟须提倡,以尽个人责任,而自身学识经验之培养,亦极为重要。(7)既有讨论学术、培养学识的功用,也契合发展会计、学术救国的理想。著名的新式簿记改革派代表潘序伦亦持此论。他认为,“发扬会计学术,上而藉以为修明政治之阶梯,下而用之为振兴百业之工具,亦未始非当务之急。”中国会计学社之成立,“对于国家社会应尽之责任必重大。”学社之职责有二:其一为发扬会计学术其二为会计改良。在当时大学商科及商业学校,虽设有会计学科,但“其研究之工作,以基本智识为主,其能进一层作高深学术之推敲者,诚不多见”“今既有学社之组织,则可以互相切磋,他日有所成就,不独我会计学界各个人一学术上得以成功,即国家社会之前途,亦利赖之。”(8)在他看来会计学社集合会计学术的研究者及以此为业者在促进研究方面有学校不可及之处,可在推进会计制度改革和知识应用方面有所作为。

  

   与潘序伦同享盛名的著名会计师徐永祚也对学社寄予厚望,“会计学术之发扬光大,其道多端,而能收集思广益析疑问难之效者,则莫过于集会,以吾国学术之荒芜,人才之散漫,更非集会无以助长斯学之进步,而树立社会之风声。”会计师虽早有公会组织,且在学术方面有所建树,但“同业公会究非纯粹之学术团体而个人编著,终觉囿于见闻,仍不免引为憾事。”(9)建一纯粹的学术团体,集思广益,发扬学术,实有必要。徐永祚为改良派之引军人物,但他特别强调:“学会为学术团体,参加者应以学术之研究为对象,并应以学术之研究为目标,此其一,学术范围至广,诸家学说互异,须泯除门户之见,以收切磋之效,此其二,学贵有恒,恒则有功,团体事业尤应持以毅力,以谋久远,此其三。”(10)

  

   他的这一提法大有深意。在1933年徐永祚率先打出改良中式簿记,并写下《改良中式簿记问题》书,将之与其主持的事务所编辑的《会计杂志》改良中式簿记专号赠奉潘序伦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由此引发改革派与改良派的论争。就其行动而言,无异于宣战,潘序伦及立信同仁也撰文予以反驳。(11)中国会计学社成立之时双方论战仍酣。在此种情形下,两派主帅仍摒弃学派之见,共组会计学社,显示出宽广的学术胸襟。在会计学术的引进与本土化进程中,学术之争及学派之争在所难免,这也反映中国社会对于新式会计不同层次的需求。但如自设障篱、互相排斥,则非学术与社会之福。会计学社的成立,可说是会计界求同存异、合作共进的结果。

  

   会计学术事涉万端,究应如何发挥学社优势,开展具体活动,也须有所预设。吴世瑞认为,学社“应唤起社会人士注意会计问题”,可常用演讲或论文宣传方法,“引起彼辈对于会计问题,感觉兴趣,使其逐渐了解会计为各种事业成败利钝之重要关键”。学社应在调查及研究各种会计制度及编译会计书报方面有所作为。同时,“本社一切研究之结果即应公开于社会,劝导各种事业采用斯项制度。”(12)李鸿寿则提出,“图书馆之筹建,凡关于中西会计学之书籍,皆尽量收罗之;学术之讨论,凡社员有心得或疑问者,可互相讨论;常识之演讲,每隔相当时日,对社会作公开演讲一次。”(13)这些观点都相当有见地,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公布研究成果,面向社会演讲,都有利于社会公众对会计学术的认识。

  

   会计学社之发起人有五十余人,既有会计官员,学院派的经济学者,还有数位知名的职业会计师。在官员中,有国民政府主计长闻亦有、财政部会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雍家源、上海市政府审计长林襟宇等,还有审计部、财政部、交通部、南京市财政局、上海市财政局的官员。在学者方面,有丁宇学、仇满扬、卓宜来、吴宗熹、吴惠荣、吴世瑞等会计及经济学科的专家。在会计师方面,则有潘序伦、徐永祚、李鸿寿、熊宝荪等职业会计师。有些还是一身多任,体现出政学界共同合作,共谋专业发展的取向。(14)

  

   会计学社的最高权力机构为会员大会,每年一次,其日期地点由理事会酌定之。临时会由理事会或社员五分之一以上之人动议由理事会召集之。学社的执行机构是理事会,设理事九人由社员于年会中选举之每年改选三分之一,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15)第一届理事会由闻亦有、赵棣华、林襟宇、卫挺生、吴世瑞、雍家源、徐永祚、潘序伦、任应钟等九人组成,常务理事为闻亦有,赵棣华林襟宇。(16)常务理事、理事长均以自由投票产生。闻亦有作为国民政府的主计长及颇具影响的会计学者,被推为理事长。赵是江苏省财政厅厅长,林是上海审计处处长及复旦大学的教授。(17)此三人在1935年12月举行的第二届第一次理事会得以连任,许敦楷、李鸿寿为文书干事,方文冕、王其昌为会计干事,傅磊、顾询、陈其祥为庶务干事,杨泽章、陆善炽为编辑干事。(18)以领导层之身份言,政府主计官员在学社中居于领导地位。

  

社员之中,赞助会员和名誉会员不须缴纳会费,正式社员、预备社员和团体会员均须缴纳入社费及常年费。个人入社费自2元至10元不等,常费为1元;团体社员入社费20元,常年费10元。社员得免费收阅社刊。(19)不过,欠费情况较普遍,理事会经常要发函催费。团体会员陆续増加。1935年5月,西京会计学社加入为团体社员。(20)1937年2月7日湖北会计学社加入为团体会员。(21)学社为扩大外部联系,还规定“凡国外研究学术之团体与本社宗旨不相违背而能互相辅助者经本社理事会同意为本社之联社。”(22)中国会计学社在初建之时就以覆盖全国为目标,因此在南京建立总社,在其他地区再立分社。各分社章程须由总社理事会核定之,分社之运用依据总社所订立的分社组织简则进行。(23)据笔者现掌握史料,在抗战之前各地似并没有建立直属分社,只是在全国工商中心上海设立有《会计杂志》的编辑处,由潘序伦、徐永祚及林襟宇负责。抗战爆发后,南京、上海相继陷落,学社活动随之停顿。在抗战胜利之后,中国会计学社组织复员,总社在南京重设,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建立分社。广州分社在1947年成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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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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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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