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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本栋:走近“苏海”——略谈东坡的思想学术与文学(上)

更新时间:2017-08-04 09:18:21
作者: 巩本栋 (进入专栏)  

   下面他又说到,有人懂得顺从人的这种本性,有的人却只是费力地追求它,这就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了。就好比人用手拿着一件工具去完成一个工作,总不如直接用手完成一件工作那样得心应手。为什么用手比用一件工具更自如呢?因为这是由人的自然本性所决定的——“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就是“命”。由人性里所包含的那种普遍的东西(近于人的自然性、不可消除和改变的、不管是善人还是恶人都具有的那样一种本质),决定着人的行为,决定着人的生死祸福,这就是“命”。即使是圣贤也概莫能外。至于“情者,性之动也。”——这倒是儒家一贯的说法。但是,东坡的看法还是有他的特点。他说,“性”与“情”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善恶的区别,任“性”而为,便是“情”了。任“性”而为到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层面,就又是“命”了。在“性”、“命”与“情”三者之中,“性”所处的地位最为关键,同时,“性”之与“情”、“命”又是合二为一的,在三者之间,并无等差、圣贤、善恶分界,也无须施以道德或价值判断。就“性”之与生俱来的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的先天的禀赋、力量或无为和自然性而言,它已与“道”(自然之道或“天”)相近,故可以称为“命”;而就其然或“散而有为”来说,它又是“情”。这种观点似乎与儒家的“性静情动”说接近,然而其以无为或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解释“性”,则显然又吸收了道家顺物自然的思想;它以不知其所以然而然释“性”,似乎与道家之说相近了,但其又讲有为,讲天人合一或有为与无为的统一,则仍与儒家之说相联系。总之,苏轼“情、性、命”之论的实质是顺物自然(包括天道、人道),其主要的思想倾向和方法是儒道兼融。

   东坡写过一篇文章叫《思堂记》,在文中他这样说:

   嗟夫,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至,已发而思之则无及,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之哉?是故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若失穷达得丧,死生祸福,则吾有命矣!

   东坡自称是这样一个人:没什么心计,遇到事情,受外物触动,就想去说,就要做,从不计较利害得失。如果是他没说没做,那是他没想清楚;而已经说了做了呢,再去想该不该说、该不该做,也就晚了,没什么意义了。这是他的生活原则。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有时候明知道这个话说出去肯定得罪人,但如果不说呢,自己憋在心里面也很不舒服,再发展发展可能得一个抑郁症。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他是宁愿得罪人,也要把这个话说出来。就像人们总是喜欢美好的事物一样,君子也总是乐于做善事;就像人们总讨厌丑恶的事物一样,君子也不会去做不善的事。这一切都很自然,哪里有遇到实现反复考虑利害得失的呢?如果在面临大是大非的时候,你却先想着利害得失,那肯定不会从容赴义;如果在大战的前夕,你却总想着如何能保命,那你也肯定不会出死力去与敌人作战。做人应该真诚坦率,至于这样做的结果如何,是生是死,是祸是福,是得是失,是穷是达,那就听天由命好了。从这篇自道性情的文章,也可看出东坡的思想倾向,适可与上文所论相参证。

   正因为东坡的思想是一种儒道兼融的思想,所以,他跟王安石不一样,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就持一种反对的态度;同时他与司马光和“二程”不一样,当旧党执政的时候他也会提出一些不同意见。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思想学术不一样。东坡对社会、对人生有他自己的独特思考,他在思想学术上与新旧两党都有分歧,政治上自然更不能与两党完全契合,很倒霉,就想朝云所说的,学士是“一肚皮不合时宜”。我们如果能把握东坡兼容儒道的这种思想特征,那就会对他的政治态度、对他的生平行事、也对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都有更深入的认识和更全面的理解。

   >原题《走近“苏海”——略谈东坡的思想学术与文学(上)》,载《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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