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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清代的功名与富贵

更新时间:2017-08-04 09:15:28
作者: 杨国强  

   嘉庆四年,漫长的乾隆时代刚刚过去,“怙宠贪恣”的和珅即被逮治赐死。从他家中抄出来的巨万财富使人看了目眩,以此律彼,读史之际便常常容易推演。然而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和珅所体现的其实是一种“从来罕见罕闻”(嘉庆皇帝语)的殊相。以此度量那个时候的功名与富贵,大半不能切中彼时官界中人的本来面目。

   自有科举制度以后,中国便产生了一个功名社会。一群群儒学知识分子通过读书考试脱颖而出,成为不同于编户齐民的官与绅。由此划出来的贵贱高低非常明白地构筑起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但作为朝廷名器,由考试得来的功名又是一种与人间的生业和经济隔得非常遥远的东西,它们本身并不带有金气和铜气。因此,别尊卑而造成的不平等很难用来辨贫富,名器的价值与界限都在这里。虽说世人憧憬富与贵的同一,然而在近代化剧变来临之前,清代功名社会里的富与贵却往往是不对称的居多。

   在那个时候,林则徐和曾国藩还都是小京官。与他们相比,嘉庆朝的朱珪晚年做尚书做大学士,已是京官中的巨擘,然而言及生计,他和小京官们的拮据况味正在伯仲之间。

   当北京正在查抄和珅的时候,苏南有过一次“杖责诸生之狱”。起因于债务的纠纷把成群秀才拽入官司,“掌嘴锁项,凌辱不堪”,斯文人剥尽体面,被弄得灰头土脸。于是清议鼓噪而起。一个在籍侍郎说:“诸生寒士居多,求贷于富户,乃事理之常。伊等或以教课为业,或以笔墨为生,无力偿还,亦是常分。赖有父母师保之责,正宜加之怜惜,或代为宽解,或再为分限,俾得从容措缴。即使伊语言粗率,亦何至不能稍贷,乃至扑责寒士,以媚富户,实无情理。”这些话意在向杖责诸生的地方官讨公道,而说理之中又提供了一种实录,使人可以大概地了解到:在江南地区的贫富对比中,已从边沿挤入了功名社会的诸生们多数仍在穷窘之中,并因此而常常求贷和欠债,既被蔑视,又被同情。这种矛盾说明,功名是一回事,生计是另一回事。两者的不相吻合,会使朝廷给予绅衿的尊严变得非常脆弱。在那个时候,也有因贫穷而受到赞美的“寒士”。一个叫李巽占的定海诸生“授徒数里外”而“每食必归”,不肯吃东家的饭菜。“主人诘其故,泣不语。久之乃曰:‘家贫,母食蕃薯,何忍独食饭也。’”经学家焦循作《番薯吟》记其事,非常感动地说:“母食米,儿食薯,母心不豫;母食薯,儿食米,儿能不涕泣。海水洶洶浪拍天,中有斯人行独贤。”孝道自是美德,然而以“母食蕃薯,何忍独食饭也”衬映出来的孝道,终究使人感到凄楚。

   从入泮到出仕是一条拥挤的狭路。成千上万的举子士人在这条路上疲惫地走掉了自己的大半生。嘉道年间颇负时誉的包世臣曾“六赴秋闱”而后成举人,继之又既韧且拗地十三次入都会试,等到最后歇手的时候已是六十一岁了,而进士一阶,仍可望而不可及。他后来由大挑试令江西,当过一任县官,但“年余被劾”,就此退出了官场。“六赴秋闱”和十三次入都会试,是数十年漫长而且困顿的岁月。一面是功名的天梯还没有爬到头;一面是“食指日增,世路日窄”,为了爬梯必须觅食。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他先后做过塾师、西席、幕客,佐戎务、佐河工、佐钱谷、佐刑名;常年流转于芜湖、武昌、江宁、扬州、常州、苏州、上海、崇明、淮安、济南、丹阳,西面到过四川,南面到过广东,北面到过直隶。他留下了一长串风尘脚迹,而在时人眼中却经常显出“自给不足”的憔悴。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功名社会里的许多人都经历过这种生涯。他们一次一次地出入场屋,又一年一年地游学、游幕,劳碌于功名和生业之间。《冷庐杂识》说:“海宁徐楚畹学博善迁,乡荐后,困于公车,家徒壁立,以星命之学游历江湖三十余年。”比之游学游幕的笔墨生活,一个以星相巫卜谋食的举人无疑更加落泊竭蹶。这个过程造出了成批不断流动的人口,也产生过催人白发的旅愁和乡思。袁枚作《随园诗话》,提到一个多年“作幕”的苏州文人“有得意句云:‘惟有乡心消不得,又随一雁落江南。’每旅夜高吟,则声泪俱下”。他所说的“得意”,正是心头的一腔酸苦能够转化为文字的意思。显然,这种日子的滋味是非常寡淡的。半生羁旅的包世臣后来以“倦游阁”名居室、名文集,直露出长期漂游之后精神上的劳累和疲倦。他以自己的劳累疲倦憔悴困乏写照了功名社会中的读书人上坡时的沉重和蹒跚。

   那些在艰难跋涉之后爬完天梯的人们便由绅而官,成了功名社会中的翘楚。虽说他们的翎顶补服光焰迫人,把朝廷名器之尊贵威荣演绎得非常辉煌,但光焰的背后常常可以看到局促。嘉庆十九年,在翰林院做编修的林则徐致书友朋,自述“近移寓于虎坊之东,与浙绍乡祠对宇,鼕鼕戏鼓,终日扑门,而不免有冲途之累。新兼国史馆尚未办过书传。所劳劳者只此无谓之应酬,不了之笔墨耳。现就一教书馆地,拟到馆后清厘积纸,便当辞绝无益之事”。翰林院中的人多闲适,所以能优游于“无谓之应酬”。然而他们的俸禄显然经常不够用,因此,已经当官的林则徐还要兼做家庭教师,并在拮据之中天天与令人厌烦的锣鼓声相对峙。经济上的捉襟见肘是一个普遍而且长久的难题,一代一代的京官都在它面前显得气弱。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刚刚做了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在家书中禀告说:“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画。借钱之难,京城与家乡相仿,但不勒追强逼耳。”这些父子之间说家常的话头无须矜持作态,也因之而愈能道出真相。后人读史,可以想见众多京官以举债为常态的模样。他们在债务丛中走来走去,“东扯西支”,脚下的路不会越走越宽。所以,京外地方官馈送的冰敬和炭资虽然来路不尽清白,在京官们的眼中却犹如旱境中的云霓,可以寄托一点期望。但来自馈送的东西终究没有十足的可靠性,有时候眼中的云霓老是飘不过来,心头便会悒悒。同年十二月,曾国藩在另一封家书中说:“男今年过年,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从秋天到冬天,落空的冀望化成了一片怅惘。在那个时候,林则徐和曾国藩还都是小京官。与他们相比,嘉庆朝的朱珪晚年做尚书做大学士,已是京官中的巨擘,然而言及生计,他和小京官们的拮据况味正在伯仲之间。一个与他时相过从的人记叙说:

   乙丑除夕,余至公家,问公岁事如何,因举胸前荷囊示曰:“可怜此中空空,押岁钱尚无一文也。”有顷,阍人以节仪呈报曰:“门生某爷某爷节仪若干封。”公因谓余曰:“此数人太呆,我从不识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其谐谑如此。

   这段记叙侧写出一个高官的清贫,以实例抉示了贵与富之间的不相同一。这种不相同一使立朝五十年的朱珪身死之日“卧处仅一布被布褥,其别舍则残书数箧而已,见者莫不悲感”。他以个人的贫困显出了一种个人的清操,但由此折射出来的却是朝廷养官的吝啬和苛薄。一个不图法外之财的人,即使官居极品,也走不出穷境,其日行起居中的破洞和缺口遂不能不用儒学的道德定力来弥合。世人的起敬和“悲感”都在于此。苛薄能够磨砺道德,然而苛薄也能够消磨道德。嘉道年间,梁绍壬说:“余屡次入都,皆寓京官宅内,亲见诸公窘状,领俸米时,百计请托,出房租日,多方贷质。”他以同情的态度为京官们叹苦,但“百计请托”又说明,久处困乏容易使人气短,能够以淡泊从容表现一己之清操的人其实是不多的。因此,京官多穷并不同义于京官多廉。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久做京官的李慈铭曾在日记中因事发议,深致感叹说:“庚午同年来告:十二日方盛馆张乐公宴安徽巡抚裕禄。其弟编修裕德,庚午举人也,故宴之。京官贫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援。先往投谒,继以宴乐,冀获微润。彼外吏者分其朘削所得,以百分之一辇致权要,罄其毫末遍散部院诸司,人得锱铢以为庆幸。于是益冥搜广询,得一因缘,动色相告,趋之若鹜,百余年来成为故事。”他所描画的京城社会相,使人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受穷的京官们心头那一腔熄灭不了的利欲。利欲常常淹没廉耻和自尊,因此,与朱珪的淡泊从容相比,“百余年来”的京官大半都穷得十分猥琐。

   在一个农业社会里,这种由“私征”而汇积起来的财富远不是个小数,它们应当制造出一个富裕的官僚群体。然而细看历史,由此而成显富的守令似乎并不多。

   在京师之外,数目众多的地方官们汇成了功名社会里的另一个群类。“昔之设官也以抚字,而催科次之;今之课吏也以催科,而抚字不问焉。”朝廷以催科为要目,天下的“外吏”便纷纷然以教化为轻而以钱粮为重。吏治侵入了经济关系,使地方官经常要与银子打交道,被称作“守令”的州县官们因之而在世人眼中显得面目可憎。而催科衍生的浮收演为常态,又使取自民间的钱粮和运入国库的正供在州县官们的手里老是对不拢,其间被蚀掉的那一部分遂成为长久议论的话题。冯桂芬说:

   向来开仓,多派丁壮守护大斛,此古之道也。今则斛不必甚大,公然唱筹计数,七折又八扣(斛自五斗四升起,约至六斗止,两次七折八扣,即一石变为三四五斗),而淋尖、踢斛、捉猪(仓役格外任取米数囊入仓,乡民拒之,声如猪,故曰捉猪)、样盘米、贴米(挑除米色,不出私费,即讲贴米)等犹在其外。又有水脚费、花户费、验米费、灰印费、筛扇费、廒门费、差费,合计约米直一二斗。总须二石五六斗当一石。道光初元,御史王家相疏云:官以其私征米一石当正供七斗,民不堪命。不知三十年间何以遽增至此。

   这段叙述以具体的细节记录了朝廷的催科演为地方官“私征”的过程。与正课相比,附加于国赋的那个部分显然更多些直露狰狞的勒取性。过手钱粮的州县官们也因此而显出了一脸的龌龊。在一个农业社会里,这种由“私征”而汇积起来的财富远不是个小数,它们应当制造出一个富裕的官僚群体。然而细看历史,由此而成显富的守令似乎并不多。龚自珍作《明良论》,非常明白地说过:“谓外吏富乎?积逋者又十且八九也。”“积逋”是一种负数,与富足恰成反义。而“十且八九”所对应的,则是那个时候的多数和普遍。他是一个留心时务的人,其观察所得无疑与冯桂芬的记述具有同样的可信性。然而以“私征”比照“积逋”,又说明了外吏的贫富比京官需要更多的解说。

   以儒学的道理来衡量,私征浮收都是不义之财。局中人未必全无心肝,人人都乐于龌龊狰狞。然而私征浮收又长久地存在于吏治之中,既不为言路的弹劾所动,也不为时论的道德批判所动。做过多年地方官的梁章钜曾以阅历说甘苦曰:

   今朝廷所设官司廉俸,一切银两,非扣俸即折捐,百不存一。然而官之室家赖之,亲友赖之,仆从赖之;而又以奉上司,而又以延幕丁,而又以迎宾客,而又有不可计度之需。计其所费,何止一端。官司自廉俸以外,如思展拓,何一非侵渔牟利之端?事实出于无可奈何。

清代以薄俸养官,又常常喜欢用“扣俸”“折捐”来弥补国库的不足。然而地方官的开支却要兼及公私两面。当两面都顾不过来的时候,局中人另辟蹊径,向廉俸以外“思展拓”便成为一种管不住的事了。因此,“侵渔牟利”大半不是为了致富,而是为了开销;来路不正的银子半耗之于私,半耗之于公。梁章钜自京官外放以后,辗转湖北、江苏、山东、甘肃、广西,由知府做到巡抚,是个饱更世故而熟识外省官场情状的人。他的话虽是一面之辞,但以事理而论,自有许多真实性。与京官相比,外吏以支配人力物力见胜,也以支配人力物力为累。是以私征浮收常常与千疮百孔相表里。嘉庆初期,御史张鹏展说:“州县亏空仓库,挪新掩旧,各省积弊皆然。近年间有督抚实力稽查,设法补缀一二,而一转手又已荡然。各州县见积习相沿,愈生玩狎,终无完补之日。”虽说康乾盛世刚刚过去,而地方的亏空则久已为人熟视惯见。由“玩狎”一词可以想见,亏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之后就会有人在这个题目下做花样,黠者未尝不能脱身而走。然而玩狎只能转嫁亏空,不能消弭亏空。脱身而走之后留下的仍然是一个漏洞。因此,朝廷常常一层一层地追究这种官员与国家之间的债务:“令各督抚于地方官交代(离任),如限内未能交清,应将该员截留,俟款项交清,方准赴任回籍,并禁止私立议单。”许多因公务造成的亏空,在这个时候都要用私产来偿还。官场的交代,往往演为一次次的清查和追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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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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