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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清代的功名与富贵

更新时间:2017-08-04 09:15:28
作者: 杨国强  
其间的愁状,与困于租税的穷民相去并不太远。道光十七年,“宁远通判锡纶病故,亏短仓库四万有奇”,结果在死后“抄家产”赔抵。一个奉命查抄的官员说:“余到宁远,见其门户萧条,孤寡号泣,实惨于心。所抄衣物,半属破烂,估值无几。”另一则记载说,石门秀才赵屏山“精钱谷之学,在某大令幕中数年。某故后,遗孤尚幼,囊橐萧然,且仓库亏短甚多。后来者将以上闻,赵设计弥缝,复为经纪其丧,乞援于其素所识者,俾其妻孥得扶柩以归”。前一个故事里的“门户萧条”和后一个故事里的“囊橐萧然”,都写照了亏空下的生计破落。因此,旁观的同情常常在他们一边。

   亏空和赔累都是吏治中的病象,然而在清代却久被视为官界常态。

   自有官僚制度之后,清官现象和贪官现象就成为世间熟见的东西。由此引发的抑扬褒贬用人心划出了一种非常古老而又弥久弥新的善恶界限。然而在清代中国,地方官的清浊贪廉大半模糊漫漶,不易辨识。清代盐官、河官和关税官多富。但这些都另有因果,此处不论。一方面,普遍的私征浮收常演为敛剥公行,使他们与经久不息的民间怨愤缠结在一起,在世人的指指点点中洗不掉一身污秽。另一方面,屡见的亏空和赔累又像无底的漏卮,使他们经常要面对公私交绌而不得不挪东补西,挹此注彼。这种矛盾使地方官们自由的人格空间非常狭小。他们当中会有人在取予之际内省良知而踌躇阢陧;也会有人踏着麻木的良知攫获捆载,长袖善舞而去。这两种人对比分明,但大约而论,在当日的官场里这两种人都是少数。嘉庆九年,皇帝与直隶总督对话论官界风气,以为“方今中外吏治,贪墨者少,疲玩者多”。这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人物俯视天下九年的结论。又过了九年,两广总督蒋攸铦应诏陈言,以一个疆吏的眼光言吏治,也说:“臣观近日道、府、州、县,贪酷者少而委靡者多。”所见非常相似。嘉庆一朝,国运居盛衰之交,当洪杨之役造出来的大批捐纳入仕者涌入官场以前,这些议论与清代吏治的真相大致相去不远。在上谕与奏疏中,“贪墨者少”和“贪酷者少”本意都是映衬“疲玩”、“委靡”之习久成风,并非旨在表彰。而以此觇地方官的众生相,正可以见宦味之淡薄。嘉道之交,以经世之意究天下利弊的人物曾接着嘉庆和蒋攸铦的话头往下讲:“内外大小之臣,具思全躯保室家,不复有所作为,以负圣天子之知遇,抑岂无心,或者贫累之也。”“疲玩”和“委靡”因之而与功名社会的生业连在一起,合为一种深深的感慨。

   与盐商相仿,同时的行商和其他巨商也大半身带道衔、盐运使衔、布政使衔,岸岸然以富致贵。功名社会里长久同一不起来的两种东西,在这些人身上似乎轻易地联为一体了。

   清代中国造出了中世纪的最后一个盛世,不会久匮物力。然而与名器相对的财富却多在功名社会之外。黄钧宰说盐商之利曰:“扬州繁华以盐盛。两淮额引一千六百九万有奇,归商人十数家承办,中盐有期,销引有地,谓之纲盐。以每引三百七十斛计之,场作斛止十文,加课银三厘有奇,不过七文,而转运至汉口以上,需作五六十不等。”以此计赢利,则两淮盐商岁入当在二千万两以上。其中“一千六百九万”应为一百六十九万。这个数目已经超过了盛世期间户部库存银两的四分之一。乾隆三十七年,户部存银七千八百余万两。由此孕育出来的是一批巨富。在小农经济的国度里,这些人曾长久地代表了奢汰和侈豪,并以奢汰和侈豪使功名社会的光华相形减色。一段出自诏书的文字说他们“衣物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家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尤甚”。财富太过集中,便会衍生出恣肆。能以多金而与盐商相埒的,还有包揽了对外贸易的行商。美国人亨特(W.E.Hunter)1824年来中国,之后,在广州经商近二十年。他所作的《广州番鬼录》一书时常以羡慕之心述及行商和他们的财富。其中一节说:“他们自己的住宅,我们曾去过几处,都是园林深邃,叠石为山,引水为湖,溪上架桥,圆石铺路,奇花异卉,极为幽静。潘启官的住宅,距商馆三四英里,临河而居,盛名尤著。他的私人宫殿中,有大批的仆役,包括侍役、门丁、信差、名厨与轿夫。”人间的春色,都被商人买到自己家里去了。与这种外观的靡丽相比,另一节以货币计家财,说得更为具体:“伍浩官究竟有多少钱,大家常常辩论。但是有一次,因提到他在稻田、住宅、铺店、银号与在英美船上的货物,在1834年,他计算一下,共约值二千六百万元。当时的购买力约等于现在的两倍,以现在的钱币来说,他拥有五千二百万元。”后来的那场鸦片战争,战败的中国在炮口勒迫下交出二千一百万元的赔款,国库因之而缺了一大块。若亨特的估算与事实相去不远,则伍秉鉴(浩官)一个人的家产就可以打一场鸦片战争。而在当日的行商里,像他那样的人恐怕还算不上首富。近人梁嘉彬作《广东十三行考》,提到咸丰十年同孚行商潘绍光家资在一亿法郎以上。其时虽然已无十三行,但潘氏家私由行商一脉传来则是非常明白的。盐商和行商都是以垄断致富的财阀。与他们相比,经营典当、票号、钱庄、船运的那些商帮更多些持筹握算的精刻和老辣,其世业也能够绵延得更加长久。

   功名社会里的人都有一种守护名器之心,所以,他们大半不愿意用财富淹掉官界与商侩之间的贵贱之分。《履园丛话》说:“吾乡邹晓屏相国归田时,年已七十又四,一裘三十年仅存其鞟,赖门生赠遗以为薪水。其子光骏官徽州司马署府篆,有巨商某尝捐郎中,在刑部行走,其家出丧,以三千金为寿,乞太守一至为荣,往返再三,终不应。笑曰:‘岂能以阿堵物污吾家风耶?’其廉如此。”从不肯折节的清廉里透露出来的其实是世宦之家对商人的蔑视。在这种蔑视面前,捐来的郎中一点都不济事。然而,累积的财富毕竟是一种经济力量。它们自会推着商人越过贵贱之界。乾隆六次南巡,留下过许多与两淮盐商有关的故事。其中一则说:“某日,高宗幸大虹园。至一处,顾左右曰:‘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塔耳。’江(两淮总商江春)闻之,亟以万金贿近侍,图塔状。既得图,乃鸠工庀材,一夜而成。次日,高宗又幸园,见塔巍然,大异之,以为伪也,叩之,果砖石所成。询知其故,叹曰:‘盐商之财力伟哉!’”盐商用财力作法以谀帝王,遂使他们在帝王眼中变得妩媚起来。那个曾一夜之间造出一座塔来的江春后来因“召对称旨”,也因捐输、河工、赈灾,“百万之费,指顾立办”而被赏加布政使衔,成为一个兼有财富和名器的人。乾隆二十二年,“翠华南幸”之后还有过一次普降甘霖,使“承办差务”的“两淮众商”们沾润俱足:“伊等本身原有职衔,如已至三品者,俱著赏其奉宸苑卿衔;其未至三品者,俱各加顶戴一级。”这些用银子巴结来的东西虽是虚衔,却分属名器,它们使本无功名的商界中人能以同样的翎顶补服周旋揖让于功名社会之中,被人尊为缙绅。后人述史,慨乎言之曰:“商为四民之末,盐商特邀圣主之知,或召对,或赐宴,赏赉优厚,拟于大僚。盖盐商际遇之隆,至此而极矣;盐商奢侈之弊,亦至此而深矣!”其言词之中自有一股无可奈何的愤懑。与盐商相仿,同时的行商和其他巨商也大半身带道衔、盐运使衔、布政使衔,岸岸然以富致贵。功名社会里长久同一不起来的两种东西,在这些人身上似乎轻易地联为一体了。

   自近代中国的开新之士倡商战以来,贤者多热心为历史上的商人鸣不平,以“抑商”致讨。然而读史至清代的功名与富贵之际,则颇疑过申“抑商”之说,或未尽得真相。陈长华君作《“抑商”质疑》,先揭此意,思而有得。道光间,沈垚作《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说过一番非常醒目的话:“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这一套道理里的许多东西都是可议的,但抑士扬商的意思却非常明白。沈垚以经学知名公卿间,是文苑传中的人物,这些话都可以作为思想史上的资料。商人之备受出格恭维,表达了一个文人对富与贵的一种称量。显然,在“天下之势偏重于商”面前,功名社会之尊有时而穷。

   (说明:本文最初发表于《史林》杂志,题目为《清代的功名与富贵》;后收入《百年嬗蜕》一书,题目改为《科举制度下的功名和生业》,今收入本书,仍用最初的题目。)

   文章节选自《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增订本)》(杨国强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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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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