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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阅读

更新时间:2017-08-03 09:50:40
作者: 韩少功  

   我们身处一个信息爆炸时代。每天产生的文学产品几乎都是天量,铺天盖地,排山倒海,你花一辈子也可能读不完。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大家都会同意,应该择优而读,以便提高读书效率,防止精力和时间的浪费。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优”?什么是经典?

   今天,我们不妨就这个问题略加讨论。


一、什么是经典?


   所谓“经典”,只是一个弹性概念,一直缺乏精确的、公认的、恒定的定义尺度。首先,市场空间能成为一个衡量标准吗?不能。民国时期的张恨水,鸳鸯蝴蝶派大师,畅销书第一人,其作品发行量总是百倍、甚至千倍地超过鲁迅,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鲁迅没法同日而语。艺术上相似的例子,有韩国的“鸟叔”,以“江南style”骑马舞风靡全球,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跳,其实就是中国人早就跳过的,《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那种。他肯定是个成功人士,但大概不会有人把他当作一个舞蹈家,不可能拿他与杨丽萍等相提并论。接下来,作品长度能成为经典的一个衡量标准吗?也不能。四书五经——五经稍长一点,就说四书吧,还有圣经,唐诗宋词,都篇幅短小,但它们的经典地位无可怀疑。法国的梅里美、俄国的契诃夫、中国的鲁迅、阿根廷的博尔赫斯,都没写过长篇小说,但文学史不可能把他们的名字给漏掉。最后,一时的名声地位和社会影响,似乎也不能成为经典的衡量标准。诗人陶渊明生前名气并不大,钟嵘撰《诗品》,只是把他列为“中品”。他受到推崇是宋代以后的事。孔子似乎比陶渊明更倒霉,生前到处投奔,到处碰壁,有时连饭也混不上,自我描述为“丧家之犬”。他被统治精英集团重新发现,重新加以包装和营销,奉为儒家圣人,是在他逝世几百年后的事。

   我们排除上述假标准以后,当然不是不可以设定经典的大致标准。我试了一下,想提出这样三条:

   一是创新的难度。前人说过,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这样做的是庸才,第三个这样做的是蠢才。由此可见创新之可贵。创新是经典作品的首要特征。古典小说《西游记》,实现动物、人类、神鬼的三位一体。虽说此前的《淮南子》《山海经》已含有零散的神话叙事,但像《西游记》这样大规模的神话作品,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创意,上了一个大台阶,你不服不行。在英美社会的多次经典小说评选中,乔伊斯《尤利西斯》的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其实这本书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很难读,我就没读完过。但它被很多人推崇备至,如果有什么道理的话,恐怕就在于它的意识流手法,深入到人类的潜意识,揭破了幽暗、迷乱、但非常真实的另一个精神空间。同时代的伍尔芙、福克纳也尝试过,但乔伊斯做得更彻底、更高难、更丰富多彩,因此成了一座里程碑,绕不过去的一个大块头。

   二是价值的高度。创新不是猎奇和搞怪。创新贵在思想艺术的内涵,看作者能回应人类重大的精神问题。中国汉代有个东方朔,是那个时代的笑星,段子王。如果拿他和另一个笑星卓别林相比,相信大家都会觉得高下立见。卓别林不光是搞笑,不光是娱人耳目,他的《摩登时代》批评工业化对人的“异化”,至今还是深刻的启示,能与黑领、蓝领、白领打工仔们的现实感受接轨。他的《大独裁者》抗议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专制,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我还看过他晚期的一个作品《舞台生涯》,风格大异,差不多是悲剧。这样,他的笑不止是反讽,经常透出同情、悲伤、愤怒、深思,有很多层次,有多方面的才华释放,显然把那些只会挤眉弄眼的二、三流笑星甩下了几条街。同样道理,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谢灵运与陶渊明。谢是著名的山水诗人,他那些诗虽然华丽,虽然优雅,但好像都是旅游诗,是在度假村里写出来的,多少有些花式小资的气味。陶渊明就厚重和宽广得多。他的诗里有劳动,有民众,有情怀与气节。“盥濯息檐下”,这一句是说收工回来,在屋檐下接水,洗洗脸,洗洗脚。“壶浆劳近邻”,这一句是说提一壶米酒或汤水,找农友们聚饮和聊天。想想看,如果没有深切的乡村感受,没在艰难困苦中摸爬滚打,这些句子如何能写得出来?

   三是共鸣的广度。这里的“广度”,不是指曲低和众的那种畅销和流行,而是指作品具有跨越时代和地域的能力,跨越阶级、民族、宗教的能力,具有某种普适性与恒久性。鲁迅《阿Q正传》里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文学典型。其“精神胜利法”,以前被人们说成是“国民性”,其实哪止是“国民性”呢,应该说在哪里都有,在哪个时代都有,是一种人类普遍的精神弱点。塞万提斯笔下的《唐?诘诃德》也是一个老“梗”。我们现在看到那些一厢情愿、不自量力、入戏太深的家伙,那些自恋和自大的家伙,通常还会说“这就是个唐·诘诃德”——可见这一形象已深入人心,可能长久留存于人们的记忆。需要说一下的是,这些作品普适天下,并不是因为作者一开始就四处讨好,八面溜光,擅长文学的公共关系。事实上,他们都有强烈的个性,甚至有特定的阶级立场、民族认同、宗教倾向,在有些读者那里可能形成接受障碍。只是他们的文学超丰富,以至对于读者来说,它们的一些异味和苦味已可忽略不计。我们现在读李白和杜甫,几乎不在乎他们是否“愚忠”。我们现在读莎士比亚,也几乎不在乎他是否轻视女性,是不是个“直男癌”。

   我暂时想到的就是这三条。

   在实际的创作中,这三美俱全当然不容易做到,但一个经典或接近经典的作品,至少要在一、两条上达标吧,由此才能产生那些奠基性的、指标性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学成果,即我们所说的经典。

   在这里,标准可粗可细。你们也可以拿出你们的标准。我这三条并不能保证你们考试得分,你们不必记录,不必在意。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提出经典的十四条标准,有兴趣的同学不妨也去找来看看。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经典不是你在读的书,而是你正在重读的书。我看这一条就很不错,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很实用、很简便的鉴别方法。

  

二、经典如何形成?


   经典来自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常借助文学史、教科书、词典等权威工具的认定。应当指出,这种认定总是来自于一种建构与和淘汰两种力量的对冲,即一个“加法”与“减法”反复博弈的过程。

   先来说说“加法”。

   政治可以做加法。20世纪中国有两个著名的女作家,丁玲与张爱玲,所谓二“玲”。两人又都写过以土改为题材的小说。前者叫《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大陆受到热捧,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后者叫《秧歌》,在海峡对岸受到热捧,被某本文学史誉为“史上最优秀的小说”,胡适也称之为“不巧之作”。显然,这些热捧都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背景,来自不同的政治营垒。时过境迁,现在已很少有人再去阅读这些作品。回过头去看,我们会觉这二“玲”虽在意识形态上对立,其实都是都市富家才女,都不大了解乡村和农民,不合适写这种土改题材,至少在我个人看来,写得生硬、单薄、概念化,在所难免。她们可获得一时的宣传效果,但随着时间推移,其作品的光环难免逐渐黯淡。

   金钱也可以做加法。我读过台湾导演李安的一本自传。书中说到当年营销电影《卧虎藏龙》。据说光是营销策划书叠起来,就有一米多高。四个营销团队,配上各种翻译人才,分头扫荡全球各大洲。最忙的时候李安一天要接触十几拨媒体,说得自己喉干舌燥。整整一年下来,游说、宣讲、研讨、广告……这全都是烧钱。他们最后成功了,影片获得奥斯卡奖,但这个获奖背后,金钱的作用不言而喻。据说,眼下的烧钱的方法更多了。为了炒热某部作品,动员媒体,请出专家,组织活动,广告轰炸,制造新闻,操纵网上“水军”发贴和打分,安排粉丝献花、献吻、尖叫、泪奔、人海沸腾,甚至给票房、收视率、排行榜造假,这一切都是某些公司的设计和投入,一切都是钱。资本过去就没闲着,眼下更在文化领域里扮演越来越活跃的角色。

   宗教也可以做加法。阿凡提是一个文学典型,一个民间智者的形象,在维吾尔族地区几乎家喻户晓。其实在辽阔的伊斯兰文化覆盖区,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朗、阿拉伯半岛、土耳其等地都有他的陵墓、故居以及纪念物,可见他的影响范围之广。但基督教地区的读者对这个名字大多会陌生,为什么?因为在文学影响力的构成中,有宗教因素的权重。更极端的例子是拉什迪的小说《撒旦诗篇》。很多伊斯兰教民认为它严重亵渎和冒犯了真主,非常愤怒。伊朗甚至悬赏追杀作者,为此引起外交危机,与多个西方国家断交。相反,某西方国家却让这本书获得重奖,使之一时间成为最为热门的畅销书。由此看出,在一个作品是否经典化的问题上,宗教有时也没闲着。

   最后,知识界当然在做最重要的加法。知识群体并非一个统一整体,各有各的生存依附机制,但就其职业特点、身份处境来说,还是有一些相近之处。他们像一群棋友,日深月久之后,也会形成共同的兴趣传统,还有大致的游戏规则。如果我们去草根民众那里做一个调查,可发现他们更喜欢《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我的好几位底层亲戚就觉得《红楼梦》没多大意思,成天喝酒、吟诗、生闲气,闷不闷呢?《红楼梦》最终在四大古典小说中位置最高,看来完全是知识群体的偏好所决定。且不说曹雪芹的文字修养,就说那些喝酒、吟诗、生闲气、人生悲情等,读书人偏偏就懂这个,就喜欢这个。中国古代的知识精英,大多是男性,一有科举梦,二有美人梦。一部《红楼梦》触动了他们最敏感的伤口,最“闷骚”的几寸柔肠,戳到了他们的“点”。这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最受他们欢迎,是一个道理。我们把这一点说破,很重要。文学主要是属于读书人的,是由读书人来创作、来传播、来评论、来教学、来写入历史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掌握了最大的话语权。更展开一点说,是中产阶级或中等阶级,这个文学最大的生产群体和消费群体,这个有闲、有小钱、有文化的群体,掌握了最大的话语权。

   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有一个重要观点,认为知识并不是中立的、纯洁的、所谓“天下公器”那样的,而是权力运作的结果。这一发现深刻影响了20世纪以来全球的思想潮流,也有助于我们看清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权力之手,即政治、金钱、宗教、知识精英的作用,以及这些权力之间的相互博弈。当然,对福柯可作补充的是,这些权力并非无所不能,也并不能做到一劳永逸。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权力因素总是被逐渐消解,“加法”是可以被“减法”对冲的。换句话说,一个文学作品能否立得住,最终还是靠思想与艺术的硬道理。一切质量不够的作品,即在创新难度、价值高度、共鸣广度等方面不够达标的,在一个较长时段的沉淀后,最可能被主流民意排除出局。我要说的一个例子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它是“文革”时期的八大样板戏之一,不能说没有一点意识形态的背景和色彩。不过当“文革”这一页翻过去,极左的意识形态被消解,像《海港》《龙江颂》等样板戏几乎完全被人们遗忘,《红色娘子军》却是例外。它一直在演,一直受到欢迎。我每次看演出,几乎都听到观众们潮水般的热烈鼓掌。特别是它的音乐,出自吴祖强等作曲家之手,确实很精彩,确实很有力量,至今在网上也是下载的热点曲目。在时间这个减法大师面前,在主流民意这个无情的减法大师面前,这个作品成功经受住了考验。这就是说,同样借助了“加法”的作品,能否挺过“减法”的淘汰,结果大不一样。

一般来说,在经典化的过程中,建构是人为的,淘汰却是自然的;“加法”是偶然的,“减法”却是必然的。因此经典化必是一个动态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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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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