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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

更新时间:2017-08-03 09:47:47
作者: 罗志田 (进入专栏)  
“学生界奇军突起,恍惚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学生自己也产生出“‘学生万能’的观念,以为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办,所以什么事都去要过问”,“常常站在监督和指导”其他人的地位,实际却“什么事都问不好”。

   不过,五四虽然带来某种“蓬蓬勃勃的气象”,身为学生领袖的罗家伦自己却不太乐观,他联想到中国在世界学术界明显的“失语”,醒悟到过去“中国的社会固然是毁坏学者”,现在那种“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的学生运动,也“一样的毁坏学者”。故主张学生们应据性之所近有所“分工”,一些人不妨继续街头行动,另一些人则可转而侧重于真正与思想相关的“文化运动”。

   至少一些《新潮》社同人分享了罗家伦的“觉悟”,傅斯年等《新潮》社主要成员都选择了出国留学之路。然而此举又让一些时人感到失望。比他们小几岁的杨鸿烈,就对那些“了解文化运动真意义的人大多数出外留学,这样就丢下了他们未竟的工作”很为不满。

   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可以说,学生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改写,不仅是在运动的方向上。学生运动对社会的冲击促使新旧之争进一步白热化,最终迫使陈独秀离开京城;它也引起师生两辈人的反省,学生中出现了分工的思路,而老师辈也开始走向分裂。年青一代新文化运动骨干成员的成批出国,以及老一代《新青年》同人的分道扬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演变。

   不过,学生运动虽然改写了新文化运动,但后来一些发展,也可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种自然衍伸,虽有转折,却不离初衷。真正改变时代或终结了五四时代的,是中国又一次的武装革命。

   五四后的十年是中国激变频仍的时段。瞿秋白在1926年初曾把五卅运动视为五四时代的终结,最具象征性的变化是:“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辟阶级斗争。”故五卅就像分水岭,把五四推入了历史。那时不少人或许都分享着类似的转折感。但人们很快见证了更具根本性的转变——到拿枪的北伐这一国民的革命,才真正终结了一个时代。

   朱自清在1928年反思从五四到北伐的十年,以为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Class Struggle。”但后两者“只包括近一年来的时间”,也可以说“前九年都是酝酿的时期”。其间可以“看出显然不同的两种精神”:前一段“我们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后两段“我们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制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主义的宣传”。

   具体言,“新文学的诞生”标志着“新时代的起头”,那是“文学、哲学全盛的日子”。到五卅前后,“社会革命的火焰渐渐燃烧起来”,社会科学书籍压倒了文学和哲学。而根本的转折是国民“革命爆发”。进入“革命的时期,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已无需任何书籍,表明中国已从坐而言的时代进入了“行动的时代”。当一切言说都显得无力,一切书籍都不需要,也就宣告了一个以文化为表征的时代真正成为历史。

   在历史记忆中,当时最受瞩目的,后来不一定受人关注;昔年或只是“空洞”的口号,后日却成了运动的标识。要理解五四和后五四时代,有必要简单清理广义五四运动即新文化运动的遗产。


新文化运动的遗产


   五四时代的结束,多少也意味着一个同质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知的大体形成(当然,说及具体,还是见仁见智)。同时“定型”的还有一些习惯性的言说,如前述制度革命或形式革命而思想不革命便不得谓为真革命说法,后来就长期延续,传承了从文化眼光看革命的思路。如果近代中国的革命是一个较长过程的广义“大革命”,而文化又是其中的要项,则近代中国的历史以及历史中的五四,可能都还需要重新认识。

   今日说到新文化运动,最多提到的是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其实新文化运动真正改变历史的地方,是我们正在使用的白话文。比较而言,“德先生”和“赛先生”到现在也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状态,而白话文已经确立,且在可预见的时间里还会延续。对中国来说,这是至少三千年以上的一个大转变。在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所有历史性转变中,这恐怕也是唯一具体可见也可持续的变化。因此,百年后回看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的确立,是比“德先生”和“赛先生”更直接也更显著的后果,具有更持久的影响。

   后五四时期就已注意到文学革命之划时代影响的人不多,黎锦熙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在中国现代史上,包括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国语运动”,是“比辛亥革命更为艰巨的一种革命”。因为辛亥革命虽然“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一气呵成”,甚至“连国体都变更了,却也不过换一个名号叫做什么‘民国’,实际上仍是主权的移转”。在中国历史上,三千多年“就换了二十多个朝代,平均不过百余年革一次命”,所以未必有多么了不得。而国语运动则不然,是一次“牵涉了几千年来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革命。

   稍后刘大白也以所谓“文腔革命”或“人话革命”来指代五四运动,认为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比辛亥的单纯的民族革命底意义重大得多多”。因为这些革命者“敢于大胆地对于在文坛上称霸了二千多年的鬼话文竖起叛旗、摇动它底宝座,比对于外族的一姓的占据中国不过二百六十多年的满清君主竖起叛旗、摇动它底宝座,意义重大到十倍以上”。

   两人的看法相似,均认识到使用白话文这一革命性变化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几千年来的第一次。他们也都延续了民初读书人对辛亥革命的轻视——刘大白仅把辛亥革命视为推翻满清的种族革命,而黎锦熙虽看到了国体的转变,但仍强调几千年一次的革命与三千多年就有二十多次的主权转移有很大不同。无论如何,两位都看到了白话文取代文言这一重大历史性转变。黎锦熙并且注意到帝制的终结,只是忽略了这同样是几千年来的第一次。

   不过,他们这样的认知并未得到多数人的呼应。相较于德先生和赛先生,不论是狭义的文学革命还是广义的白话文(国语)运动,在后来的相关研究中都显得有些默默无闻。

   实际上,陈独秀那段有名的“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的名言,直到1919年《新青年》六卷一号才出现。此前《新青年》言论的一个重心,应当就是文学革命。只是因为时人和后人对新文化运动遗产的认知逐渐朝着特定的方向倾斜,白话文取代文言这个几千年一次的革命性巨变,才在潜移默化中身不由己地淡出了人们的历史记忆,而让德先生和赛先生独大。

   要说白话取代文言的重要转变,胡适的贡献是比较大的。北伐后胡适撰文梳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关系,就明确指出:“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的方面,是所谓文学革命。”这话似未引起后来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但当时就有一些人表示了不满,左派的任卓宣(其曾用名叶青更为知名)就专门反驳了这一说法。

   任卓宣以为,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总结,“不外第一白话文,第二白话文,第三白话文,翻来覆去地说”。这是因为“胡适底特长只是白话文。他在五四‘文化运动’中所领导的,只是打倒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这一文学革命中之文字和文法那种形式的改造运动”。其他各种活动,包括“介绍赛(科学)德(民主),并不是他领导的”。

   虽然任卓宣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他的观察却较为准确。尤其他指出了胡适的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文字和文法的形式改造,而对于推介“德先生”和“赛先生”,其贡献就不比其他人(如陈独秀)大。

   对运动遗产的分疏,牵涉到后人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和认识。惟后之研究者似更看重时人怎么说,而看轻其怎么做。相比而言,“德先生”和“赛先生”已成为普遍历史记忆中新文化运动的典型标识,而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或更多存在于专业学者的研究之中。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那两个胡适贡献不大的标识,仍然处于“发展中”的阶段;而这个他贡献特别大的,竟然就长留下来了。

   胡适曾提倡“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若从这一视角看,他说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方面,不论当时是基于何种预设,有什么样的针对性,还真是一个准确的表述。我们如果摹仿任卓宣的语气,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新文化运动留下的真正永久性痕迹,第一是白话文,第二是白话文,第三还是白话文。

   对一个数以亿计的民族而言,改变其书面表述方式,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这当然是有了长程视野的后见之明,从时人的言论看,仿佛不经意间就已获胜的白话文似乎有些胜而不显,而发展中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则不胜却显。

   无论如何,中国需要“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确是五四后思想界获得的一种共识。从那时起,一直很少看到直接反对两位“先生”的言说,即使有也不太引人注意。从这个意义上言,“德先生”和“赛先生”既是新文化运动的标识,也是其遗产,不过有人把它们视作“西方文化”的代表,有人直接视之为“世界文化”的成就。

   所以,作为标识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其实负载着繁复而歧异的意义。鼓吹接受“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人,可能有着很不一样的憧憬、追求和寄托,因而也常常相互批评。如果以赞同和接受“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标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激烈争论、相互抨击的人,其实具有共同的立场。而他们之所以彼此批评,恰因当时有着新旧中西以及世界与中国的区分。

   一旦进入历史记忆,作为运动的五四,或者历史中的五四时代,也就结束了。作为一个同质概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仅仅是在无意中“形成”,也包括当时人已开始、后人继续推进的有意“构建”。那些将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联系起来观察的做法,以及对各种正本清源努力的认知,包括德先生和赛先生最终被视为这一运动的标识,都说明人们很早就在创造一个具有同一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而上述种种构建努力,也揭示出那时的政治、文化运动本身就有很多“个性”。当事人或同时代人事后的不同观察和认知,不仅彰显出运动本身的歧异,也反映出不少人在尝试弥合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歧路”。换言之,通过凸显、忽视或删略特定部分而使之“统一”的努力,恰展现出时人感觉到了运动中不小的差异,故不能不为之整合。

   这类获取“统一”体相的努力,不必是有意识的,更多恐怕是在无意中进行。甚至可以说,正因整合者各自的具体“战役目标”不太一样,甚至很不一样,最后才形成了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德、赛两先生这样一个本身晚出、从未真正落实,但更具有概括性也显得“正确”的五四遗产。

   由此得到分享的遗产看,在整合的进程中,狭义的五四可以说完败于广义的五四,或者说新文化运动完胜了学生运动。因为学生游行时所喊的标志性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而不是什么“民主”和“科学”。故尽管学生运动改写了新文化运动,它自己却被后者所涵盖,而渐失其基本的标识。另一方面,学生运动成功获得了冠名权——作为整体的象征,不论运动的广狭,“五四”成为标准的称谓。

   从基本标识言,两个“五四”含义其实各异,却为大家所共用,从研究者到媒体,都不觉其间的冲突。这样一种约定俗成反衬出一个实相,即不论是形象、实质或遗产,五四原本就不那么“一元化”。其“统一”体相的存在,可能不过是经过未必有意的“协商”(negotiations)而产生的妥协。上面所谓大家“接受”,也就是相对多的人这样看而已。

且这样的协商仍在进行之中,即使那被接受的五四遗产,也还长期处于某种“竞存”的状态——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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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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