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朱英:1934年天津商会改选纠纷与地方政府应对之策

更新时间:2017-07-31 19:23:22
作者: 朱英 (进入专栏)  
”其 四,违法故意拖延改选,该会“名曰筹备改选,实际则改选遥遥无期,况津市各业公会,共六十余家团体, 刻已有五十余团体改选竣事,该会尚何所藉口?”如此种种,“津市各业商人,实属忍无可忍”(24)。除上述 四点,天津各同业公会在稍后发表的宣言中,又特别强调商会职员、办事员结党营私,“上则蒙蔽党政机 关,下则愚弄宰割会员,各业商人久已积愤难伸,怨声载道,久望该会依法改选,稍苏商困,岂料该会故意 延宕,明显把持,对会员之痛苦视为当然,宰割商人之手段变本加厉。”这份宣言详列商会七大劣迹,并声 明“该会早失其自身立场,不足代表全市商人”,必须迅速进行“根本改选”(25)。

  

   客观而言,本届天津商会职员在任期间确实乏善可陈,对此商会自身也不讳言,但是否如同业公会 所说如此严重,则需谨慎看待。同业公会的过激言词之间,也不免受到过于情绪化的影响。因为在这几 年中天津工商业发展出现困境,虽与商会的所作所为有所关联,却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天津商会的失职, 也有客观形势的制约与影响。另外,本届职员任期超过两年之后,天津商会也并非完全忽视改选之事, 而是多有提及,并为此事屡屡请示党政当局并发函各同业公会。1934年1月主席张仲元即曾函催各业 公会尽快完成改选,以便商会随后也进行改选。函称:“本会前以各同业公会任期届满未即改选,即妨本 会改选,复害本身健全,曾经迭次令催赶办在案……务于短期改选完成,以重法令。”(26)然而,在随后筹备 改选过程中,天津商会所反复强调的却是要求新老会员缴纳所欠会费,否则就自动丧失选举权,而这一 点也是激怒各同业公会进而促使其群起向商会发难的一个直接原因。

  

   例如6月初天津商会在各方催促下成立筹备改选委员会,该委员会首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并非如何 加快进行改选的具体措施,而是规定拖欠会费的老会员“限一月内交齐”,新会员也须先缴纳会费,才有 权参加选举(27)。对于这种以会费定选举权的举措,许多同业公会深表不满。连天津社会局负责人也表 示:“会员纳费与否,与选举权无关”。对于欠费之会员,正当裁制方法,应召集会员大会,有三分二以上 之会员出席,经出席者三分二以上之表决,可将欠费会员除名,然后对欠费之催缴,依法提起民事诉讼, 如此方合。“若因欠费之故,将会员选举资格取消,殊嫌于法不合。”(28)外界之人或许并不十分了解,天津 商会之所以特别强调会员必须缴齐会费,确也实属无奈之举。各地商会的办公经费以及专职差役的薪 资,均主要来源于会员缴纳的会费,并无其它财源。由于会员欠费太多,天津商会在1932年初即依靠借贷勉力维持各项开支,这样自然无法持久,于是只得借改选时能否拥有选举权迫使新老会员缴齐会 费(29)。但无论是《商会法》还是天津商会的会章,对欠费会员的处罚均无取消其选举权的规定,故而天津 商会的这一做法也因无法规依据而受到同业公会强烈指责。

  

   另一方面,即使有客观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天津商会自身存在的问题与举措失当,仍然是与同业公 会交恶并引发改选纠纷的重要原因。随着改选纷争的发展与激化,加上商会内部领导人之间复杂人事 关系,从商会内部又逐步透露出更多引发这场纠纷的内幕。例如前曾提及的商会常务委员赵真吾,曾在 报上发表一篇书面声明,指出“本市商会,所以难以改选之原因,实在为常委中不能融洽,辞职者无法解 决,及同业公会反对者太多,会务不能统_,无法着手。”这篇声明还说明营业税代征权之争议,是导致同 业公会不满的另一重要原因。此前,经官厅同意由商会代征各业之营业税,而各业公会对商会的具体做 法存在意见,于上年“曾运动营业税代征权”,未能收效。至1934年同业公会再次提出意见,“真吾深知 前病,故主动联络各方优秀,及准定加入各同业公会数人,共同改组一健全商会。”经其努力,商会中多数 人表示同意,“虽同业公会联合办事处一方少有不愿,经真吾开陈利害,责以大义,业承诸君顾全大体,一 致接受。”然而,事后“延之又久,不见动静”,忽有同业公会呈控商会之文。赵真吾向各业公会电询究竟, 始知其向商会提出之“前项建议,又遭反对,并在会外召集密议,被各业公会探知,甚为失望,故尔出此。 赵真吾虽身为商会常务委员,但也并不讳言“此次风潮结穴所在,实在职员中有反对各公会加入商会,于 彼不利,故不惜挑拨蛊惑,摧残全局,甚至牺牲某某诸中坚份子名誉人格,亦在所不惜。”(30)如此状况,也 难免再度加剧同业公会对商会的不满。

  

   分析天津同业公会公开向商会发难的缘由可以看出,尽管同业公会与商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 依存关系,通常情况下两者也都能互相支持紧密合作,但如果商会的言行举止和所作所为有明显不当之 处,尤其是不能充分发挥保护各业商人利益,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应有作用,甚至产生相反的影响,也会受 到作为自身基层组织的同业公会强烈反对,进而对商会提出不信任案,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是同业公会力 量壮大之后制衡商会而使之保持正常规范运行的_种独特方式与作用。

  

   二、改选纷争激化与党政当局介入

  

   天津同业公会向商会发难之后,两者之间就改选而产生的纷争也随之公开并不断激化。1934年7 月3日各业公会召开联席会议,议决推举叶文楼(油漆颜料业)、徐新民(汽水业)、傅焕卿(糕点业)、于篯 生(南纸书业)4人为代表,于次日赴市党部、社会局请愿,同时再次致电实业部,请求“迅饬商会职员,即 日停职,实行根本改选”(31)。与此同时,同业公会还公开向商会提出查阅近三年账目要求,商会方面起初 表示同意,但同业公会随即又声称“张主席于允准看账后,又派员将账持走他移”,实则拒绝了公会的查 账要求。

  

   面对同业公会的公开责难,天津商会的态度与应对值得关注。7月3日,被天津商会指定为具体负 责改选事宜的常务委员王文典提出辞职,报纸登载之辞职函虽列举了各种原因,但实际上与同业公会的 公开发难不无关联,因担心承担责任受到指责。4日,天津商会筹备改选委员会举行会议,经讨论通过 了五项办法,其重要者主要有:1、报载53业公会指责本会,延不改选_节,“究竟延迟之故,是否责在本 会,抑有其它原因,应由常委会查案,对于党政机关详细声复。”2、本筹改会负筹备改选责任,只能依法 办理,断不能违背法则,别图迁就。按照前次通告,凡拖欠会费的会员均“限一月内交齐”至本月9日截 止,否则即不具会员资格。3、本会职员均早萌退志,此次各业公会之呈请,“姑无论其系何用意,然本会始终依法办理,只要依法进行得下去则进,依法进行不下去则退”,并确定改选于8月12日举行,“如会 外发生障碍,届期不能举行,其责不在本会。”(32)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商会筹改会对同业公会的责难十分 反感,其应对之策是不顾同业公会和市社会局的反对,坚持以会费定选举权,并且匆忙确定难以兑现的 改选日期,声称如受外界干扰届期不能进行改选,商会不负其责,这显然是意欲将妨碍商会改选的责任 推向同业公会一方。

  

   筹改会议定的上述办法在报章登载之后,天津各同业公会办事处立即致函报社,阐明“贵报登载商 会改选纠纷一则,略谓市商会定于八月十二曰实行改选,同业公会方面预备竞选等语,殊与事实不符。” 其用意在于说明同业公会不可能参加由商会组织的改选,同时又进一步表示该会现任职员殊不足作 全市商人代表,且该会早逾依法抽签改选之期,其所以因循拖延,不外乎把持会务,视商会为其私人财 产,甚至愚弄压迫会员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各业公会至此实忍无可忍,决议呈请根本选举,不达目的 不止,任何牺牲在所不惜。”(33)显而易见,同业公会挑战商会的目标很明确也很坚决,即现任商会常委、执监 委员须全体停职,由各业公会代表对商会执监委员全部进行“根本改选”,而不仅仅只是改选半数委员。

  

   在筹改会要求下,天津商会原拟于7月5日召开常委会紧急商议处理办法,但因出席人员不够法定 人数而流产。身为五常委之一的赵真吾透露,“本人事前未得通知,故未能出席。”另有两位常委先前已 提出辞职,“会务凋零,几乎只真吾等一二人维持。”(34)可见当时的天津商会领导层确处于较为涣散的状 态。6日,商会召集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同业公会派代表列席旁听。会上集中讨论的问题系卞白眉提 议:“此次外间发生情形,姑无论有何误解,既然提出不信任案,则全部职员在此逾期无效期间,已无筹备 之可言,既失信用,大家应同进退,可否将此情形分向党政机关呈请核示。”(35)经表决,与会者对此提议表 示赞同。

  

   同业公会和商会都向天津市党政机关提出了自身诉求,特别是同业公会还相继向实业部和中央党 部呈文明确提出其要求,促使党政当局不得不出面介入这一纷争。作为官方管理部门,尤其是主管民间 社团的天津社会局对此更是责无旁贷,而党政当局对纷争双方的诉求持何种态度?用何种方式解决这 —纷争?该事件尽管仅属个案性质,但对于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党政当局乃至中央政府与民间 工商团体的关系,也不无参考借鉴价值。

  

   总体而言,天津党政当局介入处理此次纷争的原则,是依据相关法规而非按照党政官员的个人好恶 随意行事,也很少看到官方故意偏向纷争某一方而打压另一方的情形,这可以说是官方处理工商团体纷 争的正常态度与方式。前述这场纠纷初起时,天津社会局曾表态商会所强调的以会费定选举权的做法 不妥,主要即是认为此举并无法规依据,对于欠费之各业公会,应按照《商会法》和天津商会章程之规定 处理,这当然不为错。稍后,社会局又强调凡有同业公会之商号,不得以商店资格加入商会,“倘商会有 此项会员,应于改选前纠正之”“在未实行改选前,须将商会名册详细报局审核,改选时由局派员持册对 照,严格监视。”此也系依据商会法施行细则之规定,并非社会局自订规则。当“商会方面赶行筹备选 举”,同业公会却提出商会全体职员应立即停职的要求,社会局则较为慎重,并未即刻表态,而是呈报天 津市长“鉴核指示”,并致电实业部“列举商会延未改选,及同业公会反对情形,请部核示”(36)。7月8日实 业部长陈公博莅津,同业公会派叶文楼、徐新民等代表前往拜谒,当面详述一切,陈的答复也是“令各主 管机关彻底查明,依法办理”。天津社会局长邓庆澜“亦往谒陈部长,请示结果,决定今日起,派员依法彻 查一切,以凭核示”(37)。

  

   其实,同业公会提请官方饬令商会全体职员停止行使各项职权,也是有法令依据的。1930年7月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商会法施行细则》第4 9条明确规定:“商会应依法改组或改选时,由现任职员负责办理,如届期不能完成,即不得继续行使职权。”(38)按此规定,商会如逾期较长时间仍未完成改选,就应该 停止行使职权。天津商会显然对此项规定也非常清楚,因而在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议定全体执监委 员“应同进退”,报请党政机关裁定。同时,商会也作好准备拟将“会务暂行停顿”,“至本会一切卷宗账 目,自应责成常务委员共同负责,暂行保管,听候交待”(39)。

  

但此时的天津商会一方面在“内部赶办结束”,另一方面仍希望通过其成立的筹备改选委员会抓紧 “进行依法改选半数”(40)。另外,由主席张仲元具名呈文市党部、社会局说明改选延迟主因及筹备改选经 过。这份呈文强调1932年10月该会“正欲筹备改选之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邢宗民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5306.html
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