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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清末民初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初探

更新时间:2017-07-31 19:13:45
作者: 朱英 (进入专栏)  
须托在所之人员替代倘因事多一次不能表决,下期续议”(13)。

  

   2、维护同业信誉,不准阳奉阴违,以次充好,欺诈顾客。如鞋商研究所在禀告天津商务总会阐明其设立缘由时就曾指出,“窃商等查现地各马路设摊售卖靴鞋络绎不绝,间有门市内局商号容心制造恶劣货物设摊出售,欺饰行旅,名誉攸关,商等议定简章七条,公同认可并盖印各号图章为据,拟于今正一律实行”(14)。药业研究所也规定,同业商家必须“实事求是,敦重品行,力图前进,倘有借端招摇,败坏名誉者,一经查出,定当除名”(15)。

  

   3.根据市场行情和质量高低议定产品价格以及售货规则,保护同业利益,维持市场正常运行灰煤公所章程规定,每月开会一次,专门“讨论本月灰煤发售市价,或涨或落,必须根据货物之高次并按照各种成本,公同参酌分别议定价目,关照各同行公平出售,不得将次货冒售高价,亦不得将高货烂盘贱售,有碍公众营业”(16)。有的研究所对同业商家无故降价或抬价销售产品均有限制,如鞋商研究所即规定:“各号卖货不准无故折扣及张贴大减价等事,亦不准抬高价值垄断把持,必须定价持平,倘有歇业之家急须甩货者,到会声明,经会中认可后行”(17)。天津的米业商家众多,加上属于比较特殊的行业,如无统一规章将难以避免各种混乱因此,米业公益研究会1913年成立时即制订了同业售货6条办法,包括“公同核议改用洋银买货,实价不扣,专为便商起见”,“无论船装车载,言明河坝交秤”,“无论米麦各粮及面粉均售现洋”等(18)。

  

   4.制订招收工人、学徒毕业规则,规范招人用人办法由手工工场或工厂等企业建立的研究所,在这方面大都有具体规定如毯行公所议定,工厂招用工人时,须以证书为凭,问明由何处辞退,由该工厂知照毯行公所,了解是否对于前厂欠有常支,俟前厂答复后方能聘甩如有私自聘用者罚银60元,对于前厂之常支,应由新厂担负赔偿学徒毕业时,由该工厂知照公所出具毕业证书收执有此证书,别家方可聘用,倘无证书同行私自招用者,罚银60元。除此之外,毯行公所全体成员还议定了优待工人学徒章程4条(19)。

  

   5.拟订同业共同遵守执行的违规处罚条例,以维持公议规章的权威和保护入所同业商家的利益。估衣商研究所规定:“同业各商号应遵守所章进行,倘有奸商阳奉阴违,破坏大局,私买窃取货物,经本所调查员查出,将该号不但开除所外,即照所买之物价值之多寡按十分之五罚金”(20)。甚至有的研究所所定处罚较重,如鞋商研究所规定,所有成员必须“遵守章程,各号如有阳奉阴违,私行设摊者,查出罚洋一百元,将罚款充作分会公费,立将该摊收回,并将违章情形登报宣布,以示耻辱”另还规定,“如有违章受罚之家,将罚款限三日交到,如违限不交者,禀请严行追缴”。(21)

  

   上述这些职能涉及同业工商户的具体经营活动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内容。显而易见,如果清末民初的天津工商研究所只是属于研究性质的团体,而不是同业公认的行业组织,就不可能具备这些重要的经济职能并发挥类似的作甩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介绍的这些经济职能并非当时每一个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都全部具备,有些研究所可能更加强调其中的一部分职能,而对另一部分职能有所忽略;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研究所的章程中在某些方面并未制定明确的规定,但在实践操作中却发挥了相似的职能,产生了实际影响和作用。

  

  

   作为从传统行会向近代同业公会演变过程中的一种新型过渡性同业组织,清末民初的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既保留了传统行会的某些残余,又具备了传统行会所没有的诸多新特点,甚至与后来的同业公会存在某些相似之处,这种双重色彩使这一时期的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体现出明显的过渡特征

  

   上述天津同业研究所的各项职能中,实际上有些即属于传统行会的功能如制定产品销售的统一价格,规定同业商家必须一体遵守,不得随意改变;以罚金的形式惩罚违规的同业商家,也是传统行会一贯采取的办法有的研究所在创办时所拟章程中甚至也带有与传统行规相似的规定,但被官府饬令予以修改因为与传统行会的建立一样,清末民初天津工商同业研宄所建立时,也需要报请官府批准立案,只有这样才能具有合法性并由此建立同业组织的权威性而在向官府报请立案时,一般都需要将创办章程随同呈报审核毕竟工商同业研究所属于新型同业组织,在创办章程中如果太过于明显地保留传统行会的行规,连官府也会要求修改1913年镜工研究会成立时即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引直隶天津县行政公署的一则布告透露了此事的前后经过

  

   省行政公署指令实业司案呈,据天津工务分会呈称:窃敝会于本年七月二十五日接奉隶都督兼署民政长第八千六百十四号批示:呈及清折均悉。查研究会性质系以交换知识、改良进步为宗旨,此次该会送到所改简章如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等条,仍不外乎行规,与研究性质殊属不合,未便列入简章之内,仰即转饬删去,另拟呈送核办。折存。此批等因奉此,敝会遵即转饬该会,所拟简章如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等条业经删去,现据该会另拟简章-份,呈送前来,理合呈请宪鉴,伏乞核示饬遵等情。据此,除批:据呈及简章均悉此次该会所改简章大致尚妥,惟查第六条迹近勒令入会,应即删去,佘准如呈立案。(22)

  

   尽管我们现在无法看到镜工研宄会前次和此次呈报的简章,只能查阅到已修改过两次的新章,但从天津县行政公署的这份布告可以得知,此前官府已要求镜工研究会修改简章,主要是删去其中与传统行规相近的多项条文,但此次报送的修订简章虽删去了这些条文,第六条仍有类似于行会强行要求同业商家加入的规定,因此被要求再予删节。这说明围绕着删去简章中与传统行规相似的规定,镜工研究会曾经多次反复修改简章,实际上反映了该研究会起初试图保留较多的传统行会特色,后来只是奉官府之命才加以修改。

  

   不仅如此,镜工研究会在随后的实际运作过程中碰到问题,有时也想采取与传统行会相似的方式加以处理1914年3月该会向天津商会呈文说明:议定会中经费由在会54家手工作坊各筹资洋一元,以应急需,但有万顺德等4家作坊“胆敢从中破坏,横生阻力,抗违不遵,实属目无法纪”,请求商会“迅速开会评议,以决是非而维工业”。但天津商会表示,“查研究之设,本行字号愿入会与否,听其自便,不准勒派是以该会前拟简章第六条奉前民政长批示更正,现该来书因万顺德不付经费请由本会评议,迹近强制,尤与设会宗旨不符,未便照准”(23)。这一情况表明新成立的某些研究所仍希望仿照传统行会的方式,对拖延缴纳入会费的成员进行处罚,有违新型同业组织自愿加入的原则,因而受到天津商会的拒绝。

  

   清末民初的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虽然保留了一部分传统行会的残余,但更多的是体现出近代新型同业组织的特点,在某些方面甚至与后来成立的同业公会较为相似以下试从若干方面予以说明

  

   第一,与清末民初的商会一样,大多数同业研究所都采取了自愿加入的原则,不像传统行会那样强制要求同业加人由于在传统的行会制度下,商人或者手工业者不加入行会就难以为同业者所认同,也就意味着不可能进行正常的业务经营,特别是新开业者如未经过行会允许,根本无法开张营业,这就迫使工商业者不得不加入本行业的行会因此,在是否加入行会的问题上实际带有相当大的强制性,工商业者并无选择的权利。而清末民初的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大都实行自愿加入的原则,这也是近代新型同业组织的一个显著特点。虽有如前述个别研究所初创时曾想保留接近于勒令同业加入的条文,但被官府或商会制止。

  

   从实际情况看,清末民初的天津同业研究所虽然已有许多同业工商户加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但由于实行自愿加入的原则,仍然没有包括同业的所有工商业者有的研究所直接在章程中明文规定了自愿加入的原则,如药业研究所简章即指明,“凡在本所与会各商号经理人,皆得为本所人员,然愿加入与否,听其自便”(24)毯行公所章程也规定,“凡有新开地毯工厂者,须先至本行公所注册,以情愿遵守公议章程,以期事同一律,如不欲入公所者听之”(25)。许多研究所甚至还说明,包括正副所长和会董在内,其成员如果确有原因中途也可以退出,这一点与商会和同业公会的情况比较相似。

  

   第二,多数研究所都实行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投票选举制度,体现了明显的新时代特征例如,书纸业商号于1910年7月成立南纸书业研究所,章程规定,“凡在本所与会各商号经理人,皆得为本所会员,即由会员中选举正会长一员、副会长二员、会董四员……正副会长及会董均以一年为满任,任满后,即投票改选,正副会长及会董如因事须中途出会者,即以副会长升补正会长,以会董得票最多数者补副会长,余可类推”(26)。又如,1912年5月成立的洋广货行研究所简章也规定,“本行董事拟定四位,由各号全体投函公举,得票多数为赞成选定后该董事不愿认责,实在挽留不住,按得票次多数公推,责任一年为限,照章改选,可否续任,当场公决”(27)。

  

   学术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行会也具有民主精神,在其内部存在着类似选举制度的“推选”方式因为一般情况下每个行会均由会员推选董事,再由董事按年轮流担任会首,称为“值年”;此外,还推选“司月”或“值月”数名,按月轮流协助董事处理会务。但是,这种“推选”方式恐怕还不能与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的“选举”制度相提并论,因为“推选”与“选举”有着本质区别。这里所说的“推选”,是一种非制度性规定的带有某种随意性的推举方式,“选举”则是一种带有法定制度性规定的投票选举制度有的行会甚至也不采取推选方式,而是“公请”董事例如,清代汉口茶业公所即规定,“公请董事十二位,轮流司月,每年拈阉为定,不得推诿”(28),这种“公请”的方式随意性更大许多行会的“司月”也不是推选产生,而是由“值年”指定人选,自然不能说是具有现代特征的选举制度。

  

   另外,还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同业研究所这种新型同业组织实际上可以说是天津商会的下属基层团体。而天津商会在下属基层组织已先行实施投票选举制度的情况下,没有像其他地区的商会那样实行投票选举制度,类似的情况在清末民初相当少见

  

1914年底,天津商会还曾公开表示“票选”之制不适合商会,认为,“近年来天津票选行为舞弊,离奇怪状,罄竹难书,倘故辙复蹈,商业前途何堪设想如近日众行董声告,有人假众行董名义私出传单,召集开会,议举总协理此就显著而言,其未明张旗帜,当不乏人……若遵新法票选,倘若举非其人,特恐正直大商避而去之,关乎商务前途,良非浅鲜查商会向章,选举例用公推法行之,素有经验学识及正直大商皆得举之经理会务,实于商情大有裨益,非然者,其不正当之人,皆运动而得之,会务商情反滋扰累。敝会有见及此,惟有恳请巡按使察核,对于天津准予特殊办法,仍行公推,以杜流弊,而维商业”(29)。当时,新颁布的《商会法》已明确规定商会必须实行投票选举制度,所以天津商会提出的这一要求自然遭到拒绝,随后也不得不开始实行这一新的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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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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