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魏文享:章开沅先生访谈录

更新时间:2017-07-31 15:40:35
作者: 魏文享 (进入专栏)  
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到教会大学史研究。1989年6月,我们与美国鲁斯基金会合作,召开了首18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之后国内的教会大学史研究逐步深入,并有了一定的声势。到现在,已经召开10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了《教会大学译丛》、《教会大学史研究》等论著,海内外学者发表的研究论文也相当可观。在研究队伍上,已改变了初期“喧宾夺主”的面貌,形成了以大陆学者为主,港台及国外学者广泛合作的研究格局。

  

   关于教会大学的历史作用的评价比较复杂,一向也存在一些争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对教会大学的职能转变做些了解。教会高等教育是西方在华教会教育体制的重要环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主要是为了培养高级布道人员或宗教领袖,同时也是为早期教会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提供配套的高等教育。这些大学有的是一个教派单独设立,有的由几个教派联合设立。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会才得到迅速发展,学生人数扩张很快,增加了十几倍乃至几十倍,并且日益本土化、专业化和世俗化,逐渐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国私立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大学在办学的过程中,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着自己的贡献。我认为,对教会大学的评价还是要坚持“两个区别说”。过去,国内之所以难以开展对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其症结在于以政治评价取代了学术评价,以较为表层化的民族主义情结代替了对教会大学这一历史事物的理性分析。在近代史研究中,在资产阶级、辛亥革命研究中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个时代因素。为此,应将作为教育机构的教会大学和西方殖民主义本身区别开来。其次,还应将早期的教会大学与成熟时期的教会大学相区别,以正确评价其宗教功能、政治功能与教育功能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发展变化。在早期,教会大学的确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的“为基督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在后期,教会大学的宗教功能与其教育功能日渐疏离,教育功能日渐占据中心地位,专业教育、学术水准和社会工作日益提升。在抗日战争以后,很少有人把教会大学看成是外国人的学校,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都实现了本土化,而且在实际上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应该排除历史成见,更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分析教会大学的历史作用,进一步推进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发展。

  

   21世纪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应该具有更好的条件。现在,学术环境比较宽松,学术研究不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学者能够根据科学的研究,自由发表意见。当然,对教会大学的研究还是应该持实证的态度,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既要避免历史成见,也不能矫枉过正,不顾事实拔高研究对象的历史地位,这都不符合历史的求真原则。教会大学史研究是一个交叉性的领域,有学科的交叉,也有时空的交叉,因此要加强中外合作与交流。通过合作进一步发掘史料,通过交流促进研究的提升。现在,有不少博士论文以教会大学作为选题,或许可以期待在不久后就有重要成果问世。

  

   魏:1994年后,您关于贝德士文献和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受到国际关注,并推动了相关研究文献的发掘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深入,您当初是出于什么原因而转移到抗战史研究的?您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有什么新的进展?能就抗日战争史研究谈谈您的看法吗?

  

   章先生:贝德士是我金陵大学读书时的美籍老师,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传教士和社会活动家。他从1920年代开始长期生活工作在中国,一直到1950年。他曾担任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发起者与负责人,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并作了大量的实录与对外报道。他去世后,留下了共130盒,1000余卷档案文献,全部收藏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统称为贝德士文献。其中不仅有关于中国教会大学的文献资料,也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资料。1988年、1991年我先后两次前往查阅。谈起整理贝德士文献的原因,大概与时势有关。1994年前后,日本右翼势力每年都在历史教科书方面大做文章,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是可忍,孰不可忍,出于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和历史责任感,我投入到贝德士文献的艰苦研究,将贝德士文献中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以大量的第一手史料,详尽地揭露了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有力驳斥了日本右翼分子试图掩盖历史罪行的无耻谎言。1999年,我又出版了贝德士文献研究的系列著作之二《天理难容———美国传教眼中的南京大屠杀》。我做这些工作,不是为了求名求利,前面也说过,主要是出于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历史的真实不容随意篡改,这条基本原则不能丢弃。事实上,有些正直的日本学者对于右翼势力的这种做法也十分反感。

  

   近年来,我一直十分关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令人高兴的是,投入到这项研究中的学者增多了,成果也更有份量,更注重挖掘国外的史料。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研究,而且是整个抗日战争史研究。要还原抗日战争史的原貌,揭露侵略者的罪行,不能光靠国际舆论,靠别人的同情和支持,最根本的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研究,通过科学实证的研究,让事实说话,让侵略者自己的行为去反击右翼势力的谎言。

  

   魏:长期的研究工作中,您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史观,如您在《实斋笔谈》中对史魂、史学创新、史学参与等都有所论述。您认为史魂的核心是什么?在您的治学中,体现着鲜明的史学参与精神和创新精神,那么怎样处理史学参与和保持学者独立人格的关系?新时期的史学应如何创新?

  

   章先生:史魂即史德,用现代话语来表达,就是这个学科固有的独立品格。而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以史学为业者必须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自古至今,独立的学者人格一直受到挑战。章学诚曾言,“人心日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智,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唯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这种状况在今日之史学界并不少见。过去是政治干扰太多,往往使史学受损害太多,甚至湮没自己的本真。80年代以后,政治对史学已渐宽容,但又遭到商品大潮更为猛烈的冲击,真正专心致志坚持在漫无边际的史学海洋中执着远航的人,为数已经愈来愈少。加以现行学位制度与职称评定中存在着严重问题,学术领域的急功近利导致率尔操觚之作泛滥,而直接的或变相的抄袭之风愈演愈烈。我们现在所缺少的,正是“辨心术以议史德”的高度自觉,所以敷衍塞责者有之,剽窃成书者有之,精品难出,膺著充塞,乃至在史学界也需要厉行打假扫劣。重提史魂,重建史德,正当其时。我经常引用的一句诗是“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要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必须明确治史为求真,是为保存民族文化,学术不是求名求利的公器。尽管史学在社会暂时受到冷落,但历史学者不可妄自菲薄,必须保持学者的尊严与良知,以高品位的学术成果争取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我深信,除非是史学自己毁灭自己,只要还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存在,史学就绝对不会灭亡,何况当今真正的史学家何止一个!

  

   在重科技轻人文的今天,提倡史学参与有着积极的意义。事实上,无论中外古今,无论宫廷与民间,无论主流与非主流,史学大多具有参与意识。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地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但历史学家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主要是以史学来参与而非其它,因此与保持学者的独立人格并没有矛盾。历史学家如要积极参与现实生活,首先必须积极参与历史生活,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面对当代人类文明重物质轻精神的严重缺失,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而必须和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方方面面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不能以狭隘的功利主义来衡量历史的“用”和“历史学家的技艺”。这是从学理上讲的,或许有的学者会认为太抽象。具体来讲,史学参与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加以实现,一是要以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关注现实生活,发挥历史研究的功效。从这个角度看,我当初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或可称之为一种参与,目的是反击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的言论。在研究主题的研究方面,可以选择与现时代紧密相关的课题,在尊重事实、注重历史差异性的同时,发挥以史为鉴的传统。在教学研究中,以历史教学来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综合素质,这也是一种参与。是要以学者的识见,撰写具有学术价值的学术精品,恪守学术规范,不搞粗制滥造,将史学参与与保持学者独立人格结合起来。这原是作为学者应遵守的基本准则,现在竟要屡屡重提,可见问题已十分严重了。这是学术本身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都不能解决,要谈史学参与就是难上加难了。

  

   史学创新并无定法,但也并非无章可循,最基本的一条是不能脱离史学研究的实践,空谈创新。因此,创新不是想象的,而是实践的。我自己的治学领域有多个,看似互不相干,实际上是紧密相联的。由辛亥革命史起点,拓展到资产阶级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其解决的问题基本相同,但分析问题的角度有了变化,由革命史研究,到群体研究,到现代化研究,内在路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寻求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及其主体特征。商会研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研究大树上的一个果实,在一些年轻学者的辛勤耕耘下,这颗果实落地生根,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不仅对资产阶级研究有所推进,也由此可以透视近代国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已非当初整理商会档案时所能料想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大概独立性强一些,但由此发掘的贝德土文献对于南京大屠杀研究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学术创新是实践的,是通过学术史的继承和开拓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实证的态度,史料的发掘,理论的自觉才能够综合发挥作用,最终形成具有创新精神的史学作品。年青的史学研究者最好还是学有专攻,由此深入挖掘,不能声东击西,朝秦暮楚。也不能急功近利,单纯追求数量的上升,或者盲目硬搬西方理论,导致食洋不化。总的看来,创新是实践的,是继承的,是突破的,是艰苦的,也是由专而博的,是厚积薄发的,是由浅入深的,是永无止境的。我这不是秘诀,贡献出来,也算是一种史学参与吧。

  

   魏:您曾担任华中师范大学的校长,又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主要创办人,富有丰富的学术管理经验。据我所知,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是一个普通的辛亥革命史教研室,而目前,这个研究所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之一,研究所拥有一个团结协作、成就突出的学术群体。您认为要建设好一个学术机构的关键是什么?

  

   章先生:应该说,目前学界好的学术研究人才并不缺乏,缺乏的是能够搞好学术管理的英才。一个学术机构要永葆其学术生命,学术管理的好坏是关键。学术管理与学术研究是两回事,能够搞好学术研究不一定能够搞好学术管理,但搞学术管理一定是要学术研究有所成的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学术机构与一般机构不同,虽然也涉及到人事、经费等问题,但核心问题仍然是学术研究。目前,国内同领域的学术机构之间因为申请经费、课题的问题,相互之间竞争很激烈。这是好事情。但这种竞争不能单纯放在经费问题上,其重点仍在于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有成就,这个学术机构就是成功的,否则就是失败的。从事学术管理也需要肯牺牲时间,肯奉献。傅斯年在学术研究方面很有天赋,但在学术管理上的经验尤为人所不及。他先后创办了史语所等学术机构,在近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他的功绩也为同时期的学者所赞誉。不过,他也因此而耽搁了许多的时间,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因此,学术机构要管理好,发展好,需要管理者乃至全体成员有奉献精神。其次,学术机构要有较好的研究群体和学术梯队。大学要有大师,一个好的学术机构也需要有名师和大师。并且,不能仅靠一个人,要有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专业结构、年龄结构上要配备合理,团结协作。此外,一个学术机构要有准确的学术定位和新的学术生长点。学术机构要根据自身的研究队伍情况以及其它条件,确定自身的研究重点,在某些项目上集体进攻。既要鼓励学者大胆创新,开拓新的研究,但又不能散兵游勇,完全各自单干。这样,才能够形成自身的特色。与此相应的是,在保持优势的同时,要不断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对于学术研究的重点,要有一些前瞻性的计划。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由一个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发展成为今天的规模,一方面是由于研究成员集体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基础上前进的。由辛亥革命史到资产阶级研究,早期现代化研究,商会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一大批的青年学者在这些领域中成长起来,原有的和新的研究领域得到深化和开垦,这些都是一个学术机构生存和壮大的沃土。当然,一个学术机构的管理涉及到许多方方面面的事情,有些事情也不是学术机构内部可以解决的,有些方面涉及到宏观学术管理机制的问题。就我看来,学术薪火得以延续,文化血脉得以搏动,这才是一个学术机构存在的价值,学术管理也应该以此为最终目的。

  

   本文刊于《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4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研究生云嘉南提供稿件。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邢宗民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5299.html
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