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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评清末民初有关政治改良与商业发展关系的论说

更新时间:2017-07-30 14:55:49
作者: 朱英 (进入专栏)  
是即梁先生所云政治不良之弊也”。还有的表示:必须“先于政治上得良好之现象,否则政治不良好,实业又何能希冀发达耶”(12)。就后来的事实而言,工商界的政治参与思想和争取政治权利的活动,虽仍然存在缺陷,但却较诸以往显然要活跃得多。

  

   民国时期,商界中己有一部分人士认识到商人与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直接联系例如上海总商会的领导成员中就曾有人提出:“中央财政我商人担负最重,政事之良否,亦与我商人关系最切”(13)。应该承认,从过去认为自身与政治没有关联,不关心政治问题,到现在意识到自身的发展与政治紧密相关,进而表示要承担应有之责任,这是商人思想意识的一个明显进步。

  

   到20年代前后,北洋军阀统治日趋腐败,政治也越来越黑暗,导致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商业的发展深受影响因此,商界人士更加意识到政府不良和政治黑暗,使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切身利益深受其害,必须进一步加以改良才能有所希望。《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的数篇文章在分析中国工商业难以振兴的症结时,都明确阐明政府应负其责。有的指出:“我国数十年来,秉国政者大都庸腐不察外情,恣睢不恤民困”,“非特对于工商诸业不能保护己也,且摧残之惟恐不力”还有的说明:“历来政府不是国民的政府,乃武人政客的政府。”(14)

  

   与此同时,商界中也有人对商人自身缺陷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省,公开提出应抛弃商人长期标榜的“在商言商”的传统信条,不仅应积极关心政治问题,而且要身体力行,联合起来致力于政治的改良。例如有人提出:“在商言商之旧习己不复适用于今日,吾商民对于政治必须进而尽其应尽之责任,急起联合商界重要分子,用各种方法逼迫政府改良内政”(15),努力争取为发展民主政治做出自己的贡献另还有商人认识到:“我商人处此危急之秋,倘仍在商言商,置国事于不问,恐巢覆卵破,无立足地矣”(16)“在商言商”是限制和束缚近代商人政治参与的一大桎梏,现在商人自身对其消极影响己有明确认识,这显然是一个明显的重要进步。

  

   在1927年底上海总商会发起召开的各省商会联合会上,也有商人列举种种事实,阐明“处军阀政治之下,安望官厅能诚意与商民合作?是以(商会)议决之案,徒供覆瓿,其成绩几等于零商业之不能离政治独立,商人之不能埋头商业-不问政治-此其明证”;所以,“证诸积年以来商业不能离政治而独立之经验”,“本会所负之任务,一在解除商人之苦痛,一在积极努力国民革命之工作,兼营并进,决无轩轾”(17)。显而易见,此时的商界人士己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商业之与政治息息相关”,应将改良政治与发展商业“兼营并进”,二者不能偏废其一。

  

   尽管此时的商界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仍主要是着眼于商业发展这一出发点,但随着商界中越来越多的人士意识到政治改良与商业发展的紧密相关,特别是那些商会的上层领袖人物,在商界中处于领导地位,具有较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他们对政治改良与商业发展关系的认识较诸一般商人更高一筹,进而对提高商界的政治参与能力,组织商界参加政治活动,也都产生了相当显著的影响,这无疑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在此前后,商人开始以更为积极的姿态争取政治权利和参与政治活动例如商会曾经多次主动发起一系列请愿、抗议等政治运动,敦促国会制定宪法,要求监督国家和地方财政,提出废督裁兵主张,直至联合社会各界组织具有立法机关性质的“国是会议”和具有行政机关性质的“民治委员会”,虽然最终未能完全取得成功,但却不乏积极影响。

  

   本文刊于《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刘可提供稿件。

  

   注释:

   (1)梁启超:《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8页。

   (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3-44页。

   (3)《上都察院书》,《华商联合会报》第7期。

   (4)《商务官报》光绪三十二年第16期。

   (5)以上引文均见《大公报》1910年6月12日。

   (6)《拟海内外华商联合请开国会书》,《华商联合会报》第4期.

   (7)《时报》1910年7月4日、7日.

   (8)《时报》1910年7月21日、22日.

   (9)工商部编:《工商会议报告录》(1913年印行)第一编“文牍”第4页。

   (10)参见梁启超:《敬告国中之谈实业》,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580页。

   (11)《工商会议开会来宾梁启超君演说》,《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1年第1号。下引梁启超的同一演说不再注明出处。

   (12)工商部编:《工商会议报告录》第一编,“开会式及演说”,第28、33页。

   (13)《上海总商会特会议事录》(未刊稿),1913年11月2日。

   (14)王祉伟:《中国工商业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方法》,《上海总商会月报》,第3卷第6号;《中国工商业不振之症结》,《上海总商会月报》,第6卷第6号。

   (15)穆藕初:《花贵纱贱之原因》,《上海总商会月报》,第3卷第2号。

   (16)《上海县商会开临时会员大会通告》,《申报》1923年6月25日。

   (17)商业月报社编:《各省商会联合会特刊》(1928年发行);“开幕典礼”,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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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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