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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大勇: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次战略空运

更新时间:2017-07-25 21:29:08
作者: 牛大勇  
参加对日寇的最后—战。至于这些“干部”的姓名、职务,叶略而未谈,美军观察组也无意探问。[28]

   早在1944年末,十八集团军太行军区司令部便在晋东南的黎城县长凝镇修了一个简易机场,用于接待前来搜集抗战情报的美军观察组人员,转运被中共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救护的美国空军人员。太行军区特设情报联络处负责此项工作。美军也有电台和情报人员常驻附近,美国飞机以前曾多次往返于此地与延安之间。[29] 因此,美军观察组把叶剑英的这个提议,当做是对长期愉快合作的一点小小回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们甚至不认为还需要再请示—下更了解此时美国官方政策的上级部门。[30]

   8月25日清晨,刚冈接到搭乘飞机赶赴前线的通知的20位“干部”,匆匆赶到延安东关机场。据四十年后若干当事者的回忆透露,这些人的姓名是: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薄—波、膝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31]

   任何熟知中共党史的人,看到这个名单都会大吃一惊: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干部”,而是当时中共各大战略区的主帅和一批最善战的高级将领!

   这些将帅们当时都奉命要对此事严格保密,谁也不许带随员和家属。毛泽东非常关心这次飞行的安全,派叶剑英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到机场检查并组织登机,要求每个乘飞机者都带上降落伞。还有—些中共领导人前来送行。朱德的秘书黄华看清将要共乘—架美军飞机的是哪些人后,不禁也吃了—惊。他担心飞行中万一发生情况,这些不懂英语的将帅无法同美国驾驶员通话,将非常危险,便主动要求随行担任翻译。杨尚昆批准了他的要求,于是黄华也加入了这批冒险者的行列。[32]

   人们在机场上合影留念后,开始告别。这是—架破旧的军用运输机,舱门关不紧,两只螺旋桨在启动时还要靠人来推动,机舱矮小而呈弧形,人们在两边的铁座上坐下后,直不起腰,抬不起头。这些都给乘客们留下了深刻印象。[33]

   九时许,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把送行者和乘客们的心一起带上变幻莫测的万里云空.这批将帅大多数生平第—次坐飞机。那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以及肩负的重任,都令他们神色凝重,心情紧张。[34] 延安统帅部里同样充满紧张和担忧的气氛。谁都明白,如果万一这架飞机在飞越日军封锁线时被击落,或因其他什么原因而失事,对中共来说意味着什么。叶剑英坐立不安,喃喃自语;“愿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可别让这架飞机出事。那上边都是我党我军的精华啊!”当飞机平安到达目的地的电讯传来后,叶心中的—块石头才算落了地,立即转报毛泽东。[35]在此之后,毛泽东决定和周恩来同赴重庆。[36]

   飞机在长凝机场着陆后,诸将帅稍事休息,便分别赶赴各自预定之战区。[37] 就这样,美军飞行员—次“漫不经心”的飞行,仅用几个小时,便使中共完成了本来需要艰难跋涉两个月左右才能完成的战略性转运任务.其时间比魏德迈开始空运国民党军先遣人员去“受降”,还要早—天。

  

  

   了解这批将帅在随即到来的国共决战、朝鲜战争和现代中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人,自能理解这次空运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这里只对其最直接最近期的影响略加评析。

   中共晋冀鲁豫战略区处于华北战略要冲,扼守着国民党军北进的门户,威胁着津浦、平汉、正太、同蒲四条干线,是‘四战之地’。美军飞机给中共这个战略区运来的几乎是—个完整的统帅部。邓小平是该区党的书记兼军队政委,刘伯承是司令员,薄—波任副书记兼副政委,滕代远是副司令员,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们8月25日飞抵山西黎城,27日便赶到河北涉县赤岸村的司令部开会,拟定了上党、平汉两战役计划。随即将分散游击的各部队整编为四个野战纵队,由杨得志、陈再道、陈锡联、陈赓分任各纵队司令员,王近山也在随后组建的另—支主力纵队中指挥作战。[38] 经过紧张而短促的准备,他们即于9月上旬和10月中旬连续发起上党、平汉战役,歼灭北进的国民党军六万余人。中共中央认为:“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39]

   在—系列战役胜利之后,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挺进中原,率先揭开中共战略反攻的序幕。他们和陈毅的华东野战军密切配合,决战淮海,横渡长江,旌旗所向,云贵川藏。杨得志所部则成为攻略华北、西北的主力之一。

   被美机运到前方的另—批将帅,在贯彻中共中央“全力争取东北”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同样扮演了令人注目的角色。林彪、萧劲光、邓华、李天佑、聂鹤亭,江华等人,成为中共东北战略区的主帅和主将。他们10月下旬赶到东北后,对于及时调整那里的原定战略方针,夺取战争胜利,不同程度地起了重要作用。[40] 后来他们的大军依次席卷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挥戈直下海南岛。

   陈毅任中共华东战略区的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傅秋涛是他麾下的战将。他们在赶赴山东的途中,及时组织了对津浦铁路的彻底破坏,使国民党军长期不能利用这段铁路发挥自己的机械化优势。[41]陈毅更重要的作用,是以红军创建人之一的老资格,协调指挥华东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支原本互不统属的部队,于10月至11月间配合作战,打赢了津浦路阻击战,有效地阻滞了国民党军沿这条铁路开向华北和东北,掩护了山东中共军队进取东北的战略调动,并为华东中共军队今后的内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42] 华东是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也是被歼人数最多的地区。[43]

   顺便指出,中共在此历史关头,巧借美军之手获取如此重要的战略服务,绝非仅此—次。大约就在同—天或9月9日,另—架C-46型美军飞机,把中共晋察冀战略区的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委罗瑞卿和刘澜涛、某主力纵队司令员郑维山等又—批将帅,从延安空运到晋东北的灵丘。这个飞抵前线的战区统帅部,立即采取行动,指挥所部在两个月内解放中小城镇六十余座,将主力整编为九个纵队二十余万人,地方部队编为五个军区十—万人,还派出一万多部队率先奔赴东北;在那里很快发展成十万之众。[44] 这批将帅对华北、东北的战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还值得指出的是,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邓华、杨得志、陈赓、宋时轮,王近山、郑维山等人,曾经分别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司令员、副司令员,兵团司令员等要职,是对美作战的主将。聂荣臻在此期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在指导战争的中国最高统帅部负枢要重任。[45]

  

  

   当然,1945年8月25日那天,美军观察组人员不可能预料这次偶然的飞行,对未来的中国命运和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同样,任何历史学家至今也很难断言,那天叶剑英(也代表着毛泽东等中共决策人)的那种可怕的担心,万一不幸而成为现实,—部现代中国历史,又将是什么样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从当时面临的紧急形势来看,毛泽东等人认为,即使冒这样大的风险,也是非常值得的。确实,让这么多高级将帅,共乘一架宿敌之友的飞机,实为世所仅见的大胆之举。而其所获得的战略利益,也很耐人寻味。

   从延安到黎城,相距八百多公里。其间要经过黄土高原、黄河天险、晋南山地,还要冒险穿越日军占领区和封锁线。人们在很多地方只能绕行崎岖小路。一年多以前,杨得志率部从稍远的濮阳来延安,走了七十多天。[46] 江华从更远的山东滨海地区来延安,走了半年。[47] 依此推算,从延安到黎城,约需走两个月。中共将领们固然可以在某些地段骑马代步,但行进速度仍要由步行护送的普通士兵决定。这就是说,除去长途跋涉积累的疲劳,和其他难以估量的影响行程的因素不计之外,若不借助美军的飞机,中共华北、华东、东北三大战略区的主帅和一批最善战的将领,要迟两个月才能赶到自己的阵地。谁都明白,在日本投降、国共争作战略展开之际,这两个月的延误意味着什么。

   应该承认,如果这些富有经验和权威,并由毛主席、党中央面授机宜的将帅,未能及时赶到前线实施指挥,很多重大部署是不能很好贯彻落实的,一些关键性的转变甚至难以发生。这次空运,帮助这些主要将帅先敌一步到达战区,遵照中央指示,迅速集结主力,编组野战兵团,建设指挥机构,先敌展开,取得选择和预备战场的主动权。许多重要战略措施得以顺利进行,初步完成了从分散游击到集团运动作战的战略转变。先机之利,惠莫大焉。

   笔者并不认为某一次空运  笔者并不认为某一次空运便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不认为中共在这个历史关头,若不借用美国飞机,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大决战的最后胜利。笔者只是想指出,中共中央这次对美军工作人员的人员的成功借用,构成了夺取全国胜利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中的重要—环。这次空运的历史影响是不容低估的。而对美国来说,也许它从来没有机会,能以如此之小的动作,给中国的未来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此事若在当时甚至以后许多年内被披露,都会始美国政坛和美蒋关系带来强烈的震憾。

  

   *本文原载于《历史研究》(北京),1995年第4期,多家文集、报刊转载,并被抄袭。

   [1]Albert C.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Henry Holt & Company, New York, 1958.pp. 332, 337.

   [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  (以下筒称《战史》),第489-476页。

   [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3月出版,第95页;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杜1984年12月出版,第293页;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第209页。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15页。

   [5] 同上,第116-122页。

   [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杜1991年6月出版,第1126页。

   [7]《新华日报》,1945年8月12日,第2版。

   [8]《大公报》,1945年8月13日,第2版.

   [9]同上

   [10]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日派遣军》第2卷第2分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  中华书局1984年2月出版,第78-8O页.

   [11] Keith E.Eiler: WEDEMEYER ON WAR AND PEACE,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1987, p.135.

[12]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hereafter cited as FRUS), 1945, Vol.7, GPO,(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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