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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晨 李佳盈:网络政治视野下的抗争转型:基层干部腐败与农民的“以网抗争”

——以鄂东G村为中心的调查

更新时间:2017-07-19 19:39:58
作者: 刘晨   李佳盈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依法抗争”、“以身抗争”、“以死抗争”、“以诗抗争”、“混合型抗争”和“以舆抗争”等都是学界对底层抗争形式或模式的种种概括和解释,本文根据对鄂东G村的调查发现,还有一种抗争形式未被注意,即“以网抗争”,且这样的一种概括要比“以舆抗争”更为合理一些,毕竟农民因村干部地腐败而采取的网络抗争行为有时未必能得到舆论关注。进而,本文指出了导致农民网络抗争无效的三个因素和两个破解这一问题的办法,即赋予农民公民权和加强基层治理,特别是对基层干部的腐败行为应该予以法制的惩办。从而构建出良性的官民关系和利益表达制度化的机制。

  

   关键词:网络政治;抗争转型;基层干部腐败;农民抗争;以网抗争

  

   一、问题的提出

  

   肖唐镖认为(2015):“近30余年来,中国民众的政治表达行动日益多元化,尤以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为典型的维权抗争行动最引人注目,国内外学界对此展开了极为热烈而富有成效地讨论。一些竞争性的相似概念竞相而出,如非制度化(体制外)参与,维权抗争,依(据)理抗争,依势抗争,机会主义抗争,反行为,服从的抗争,利益表达,以身抗争,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等。”[1]而“李连江(2012)和欧博文(O.Brien)(2012)[4]在《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5]一文中却将农民的抗争行动称为‘依政策抗争’(Policy-based resistance)。“在进行更深入地研究之后,李连江和欧博文又将农民的抗争行动称之为‘依法抗争’(Law-based resistance)。依法抗争,是农民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侵害的政治活动。”[2]不难发现,这些关于底层抗争地解释和概括主要是在表达底层抗争的目的和形式,比如维权就是一种抗争的目的,而“以身”或“以死”是抗争的形式。

  

   就目前中国的底层抗争而言,最为主要的还是“以身”、“以法”、“以理”进行抗争,有时候也会利用艺术性的政治博弈手段,比如在拆迁的房顶上插国旗[6],再比如“以诗抗争”,等等。黄志辉认为(2012):“在农民的大量维权文本中,不论是向政府‘诉苦’以解决问题的,还是向社会求助的文本,甚至是在以上访‘谋利’为目的的文本中,都有一种文体频繁地出现——‘诗’。在这些上访文本的开头、结尾,经常出现由农民自撰的一首或数首‘诗’。”[3]例如:

  

   麻城杜鹃艳阳照,红遍人间四月天。

   罗想遇害疑点多,殡仪馆里遇断电。

   故意杀人化滋事,谁是幕后保护伞。

   可怜我儿年十五,跪求青天能伸冤。

   ——H省M市/罗密林[7]

  

   斯科特(2011)认为,“从抗争方式来说,农民主要采用的是弱者的武器,如:偷懒、开小差、装糊涂、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暗中破坏等等,这些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了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最相适应的。”[4]霍布斯鲍姆(1969)、赵旭东(2012)等人则利用“原始抵抗”来解释农民的集体抗议行动,他们认为:“‘原始‘与‘复杂’相对,与‘现代的反抗’相区分,是‘缺乏一整套意识形态、组织形式和行动计划的反抗’,‘并且这些反抗完全依照自身的意愿实行,并不考虑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始的抗争有自己独特的抗争伦理,并且和现代社会关系及经济自由主义有一定程度上的脱节。’”[5]张书军等人认为(2013):“将目前的抗争形式概括为‘以舆抗争’。所谓“舆”,泛指由传统媒体(报纸、电台、电视台)和新兴媒体(网络、手机)引发的舆情和舆论。‘舆者,众也’,当作为民众表达出来的社会政治态度的舆论形成一定规模之后,它就会让他人知晓并产生社会影响。在‘以舆抗争’模式中,维权者更多地以媒体为实现抗争目标的载体,通过媒体的力量引发社会舆论关注,进而引起政府重视并做出反应,从而实现对自身权利的维护。”[6]总而言之,农民之所以采取抗争,多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只不过出于不同的抗争策略,所以才有了不同的抗争形式。

  

   谈到农民的利益受到伤害,多半还是基层干部的乱作为所致。所以,国家的反腐行动对基层政治中的“苍蝇”也日益重视起来。例如,201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3月4日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委员并参加讨论时强调,反腐败既要坚持打持久战,也要打好歼灭战。”[7]同时,他还说,“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既要打‘老虎’,又要拍‘苍蝇’。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要害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推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8]在笔者看来,“拍苍蝇”的重要性并不小于“打老虎”,因为他们才是直接面对和直接伤害农民的群体。并且,基层干部最喜欢异化中央政策,在“天高皇帝远”的基层社会中,想方设法地进行为非作歹,无视国法、党规。

  

   为此,本文根据对H省的G村的调查,来窥探当前中国基层社会中的“苍蝇”腐败情况,并且通过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来探讨当地农民的“以网抗争”。那么,G村的农民又是如何以网抗争的呢?效果怎样?又该如何解决?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

  

   二、基层干部的腐败现状:以G村为例

  

   某镇纪委干部曾经谈到(2012):“农村基层干部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1)在工程项目上吃回扣,拿好处。(2)利用手中职权,谋私利,徇私情。(3)采取各种违法违纪手段侵占贪污集体资产。(4)大吃大喝严重。(5)特权思想严重,作风粗暴,态度蛮横。(6)收送礼金,行贿受贿。”[9]“在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力度加大后,官员的吃喝之风减弱了不少,但基层干部的特权思想、作风粗暴、徇私枉法、官官相护、不作为、乱作为等现象依然存在。”[10]

  

   通过调查得知,现在鄂东G村的基层干部的腐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抢占农民的土地;(2)农民上告而官官相护,不予处理。(3)基层干部收受贿赂。为此,当地村民在网络疯狂地发帖举报,例如:2016年6月2日,G村的农民“春风再度大别山”(下称“大别山”)发表了一条新浪微博,“在市纪委会议上,G办事处明目张胆撒谎,1985年同一天开的收据,居然说是1986年请欠时然后1985年先知先觉补缴!?如此一手摭天,颠倒黑白,欺付老人反应不了,为什么市纪委不能再开一次调查会,让年轻人把话说清!?也能体现纪委真心实意给百姓解决问题!”[8]我们根据后来当事人提供给我们的“录音”[9](2016年5月9日市纪委会议),也的确证实了这一说法。

  

   通过调查发现,在2015年6月1日,“大别山”在微博中曾说:“这G办事处H为了维护党员校长的所谓利益,把半夜抢建私改道路,说成是市政府的规划,真是日了狗!当百姓的眼睛是瞎的,从天上地上来看,到底是改弯还是改直了!?”[10]在2016年5月27日,他曾说:“第一,G办事处和L村众口一词说土地征收了,而我父亲当时也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在那么短时间,把事情解释清楚,更何况一个,农民对政府机关,说的话谁孰轻孰重?第二,前几年这个问题一直在G办事处里面内部所谓解决,但是由于G办事处内部的腐败和黑暗,没有人也没有可能解决,因地是他们卖的钱是他们收的,然后他们的目标是保护T半夜抢建的地基,三者都形成一条线,一个团体,无论是在讲证据,讲过程都是偏向或者保护他,这些人要不是收了好处就是当年是幕后黑手。现在在市纪委会议下,这些人终于开始讲一些所谓的事实,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一味的用权力来压榨百姓,前几次包括:C书记出席开会,都是用嘴巴来讲述所谓的事实,从不拿一份文件,一张纸,证明自己所说的话的正确性和真实性,然他们这次讲的,并不一定是真的,但背景是对的,这就说明离真相快要近了,那为什么市纪委不再创造一次机会,让受害者把话说明白表达清楚,从而体现M市党委政府,抓党风促党纪为百姓办实事这一个宗旨,也是当前学党章两学一做的,最好的体现。 ”[11]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抢占农民的土地、官官相护,且对问题不及时进行解决的是基层政治的一些现象。而调查并非只能听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又从《G办事处纪委关于TZX同志信访件的回复》中看到当地纪委地回复,“第一,T家住宅东侧地基约90平方米已经出让你,该缴纳的出让金2万元已经缴纳,这块宅基地不存在异议。第二,你到市信访局提出的新要求,主要内容是负责处理这块土地的处、村干部没有满足你的愿望,乱作为,处理问题有偏差,认为该宅基地被TCY强占,而你所交的钱购买的宅基地没有落实。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G处文[2012]82号’分别作出了回复,如不服,可以申请复查。第三,2015年10月16日,你向我市巡视的省级领导实名举报,提交督办申请,主要是处理这个问题的综治办主任XHP乱作为,搞阴谋,偏袒TCY,受贿于他,蓄意陷害你,这些问题我们也在82号文件中给出了答复。第四,你反应的XHP受贿一事,缺乏具体、详细、有力的证据,无法查实。”

  

   如此看来,可谓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我们随后又进行了实地调查[12]。从村民的口中得知,G村的农民T(“大别山”)的土地的确被抢占,而上级部门并未进行解决,而是适当性地出具一些回函来“打发”他的抗议。(这样的情况,我们在调查M市的另外一起农民上访的案例[13]时也有遇到。)所以,由此可以断定,G村农民的利益受损是事实,是由于当地的基层干部腐败所致。且在农民反复地抗争下,问题不但不被重视,还出现了政治包庇的现象(也不排除之所以官官相护是因为贿赂所致)。

  

   所以村民T在实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微博社区中将这些问题及其处理的意见等公开化,还反复地艾特一些官方微博、当地市委书记的微博等,希望引起他们的重视。但是通过参与式观察得知,相比“雷洋案”的关注度而言[14],转发的人数较少,评价的也很少。虽然如此,他一直坚持在网络上不停地发布和抗议。通过统计我们发现,至今(2016-11-3)他已经发布了有2207条微博,内容主要是自己的遭遇和抨击基层官员腐败(有的微博评价的是其它地方的基层官员腐败)。

  

   正如我们上文中所谈到的,舆论能够关注其所受地遭遇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在本文看来,T的抗争是无效的。微博对于他而言只是科塞所说的“安全阀门机制”(Safety valve mechanism)[15],一吐为快,却无法真正地解决问题。

  

   三、农民抗争的转型:网络政治视野下的“以网抗争”

  

在上文中我们看到,“大别山”的微博所阐述的是自己遭受土地侵占和官官相护所导致的他的反抗无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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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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