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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享 赵永利:抗战胜利后武汉律师群体的发展轨迹

更新时间:2017-07-17 12:27:05
作者: 魏文享 (进入专栏)   赵永利  
从以下所列举的两个事例中,或可窥其一斑。

  

   1947年,全国各地物价飞涨,之前各地律师公会章程中所定的“酬金”标准已不适用,纷纷请求司法行政部同意提高“酬金”。 1947年底,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就此事向湖北省高等法院发令,称“各地律师公会章程所定办法案,酬金向由本部予以核定。近来物价急剧变动,不无差异,原定酬金难期适应。兹为整理起见,合行令仰该院迅即依据该省物价状况并参酌实际情形,查明该省各地律师办理民事及刑事各类案件之酬金究应收若干始为确当,分别酌拟额数呈部核定,以为该省各地律师办案酬金之标准”。[10]

  

   武昌律师公会在接到武昌地方法院转发的相关指令后,于1948年1月18日召开了全体会员大会,并呈请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院长莅会指导。武昌律师公会会员认为“以食米一项而论,在民国三十四年九月间每担价格计国币三千元,现已每担涨至百余万元,约计增加三百余倍,其余一般物资尚不止如此,此乃面临确切之事实。若以此比例而就司法部上年三月四日指示办案收受酬金之数目予以调整,则办理民事案件每审收受酬金总数应定为一亿两千万元,办理刑事案件每审收受酬金总数应定为九千万元”,考虑到“数字过大,恐诉讼当事人难以负担,决议采取折衷方式酌量核减”。[10]经过协商后,在会上拟订的《武昌律师公会奉令调整酬金草案》中规定:“一、办理民事案件第一第二审收受酬金总额每审不得逾两千万元,第三审收受酬金总额不得逾一千二百万元;如诉讼标的金额或价额在四亿元以上者,其酬金得增加之,但第一第二两审,每审仍不得逾标的金额或价额百分之二,第三审仍不得逾百分之一。二、办理民事案件第一第二审收受酬金总额每审不得逾一千陆百万元,第三审收受酬金总额不得逾捌百万元;如案情重大或因委托人有特别身份地位,其酬金得增加之,每审不得逾三千二百万元… … ”。[10]与物价上涨三百余倍相比,武昌律师公会在考虑到各种利害关系,尤其是诉讼当事人的承受能力后,提出了一个较为客观的酬金标准,经武昌地方法院与湖北高等法院呈报司法行政部,并期望“各级长官体念时艰,兼顾双方”[10]。

  

   而司法行政部则认为“所呈各件均有应行修改之处”,将武昌律师公会所拟酬金标准中规定的“[两千万元]改[一千八百七十五万元],[一千二百万元]改[一千一百二十五万元],[四亿]改[九亿]元;二、[一千陆百万元]改[一千一百二十五万元],[三千二百万元]改[一千八百万元]。”[10]令武昌律师公会进一步降低最高公费标准。

  

   1948年5月16日下午,武昌律师公会在武昌县立初级中学再次召开全体会员大会。这次有武昌市政府、武昌地方法院及武昌市党部代表参加的会议,主要内容虽然是进行理监事的改选,但大会重点讨论内容为是否奉令核减会员办案酬金一事。大会决议“办案酬金应按生活程度增加,依公教人员薪金调整办法随时调整,其数字之决定权授权于理监事会与汉口律师公会联席会议决定后再报核。”[10]而在当月修正后的《武昌律师公会章程》中,武昌律师公会仍是采用了其自己拟定的酬金标准,而未接受司法行政部的指令。

  

   抗战后国民政府对律师公会的控制更加严格,以至于形成“国民党党部、军事机关、司法、司法行政、行政多部门的交叉监督、指挥,限制律师公会的活动范围”。[11]《律师法》第十条也明确规定:“其(律师公会)目的事业受司法行政部及所在地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之指挥、监督”。从上述律师酬金调整一案不难看出,武昌律师公会在召集会员大会、制定规章制度时,都必须接受来自各方的监督。即便如此,对于来自主管部门的干预,尤其是影响其群体切身利益的指令,也并不是一味屈从,而是尽可能地维护群体自身的利益。而当律师公会中的个体利益受到外界侵害时,律师公会的存在更是其强有力的后盾。

  

   1947年6月,在汉口地方法院一次庭审过程中,推事牛连汉当庭动怒,不仅辱骂民事原告,并滥用职权,非法拘押了原告律师张业钰。张业钰自1917年便加入汉口律师公会,是抗战后汉口律师公会第一届监事,在武汉律师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此事件发生后,引起武汉律师同声愤慨,认为“牛推事滥用职权,妨害人身自由,实属违法乱纪,开司法界空前未有之先例”,[12]要求维护张业钰律师的合法权益,维护律师尊严。

  

   近代中国长期处于政治不民主、法治不健全的状态,律师作为“维护法治,保障人权”的法律工作者,自身却也常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不法侵害。汉口律师公会声称“张案”是“开司法界空前未有之先例”,不过是虚张声势。实际上,律师不仅时常受到军阀政权的迫害,其在法庭上受到法官侮辱、羁押的事也屡见不鲜。

  

   为应对此事,汉口律师公会专门召开了会员大会,经协商后形成四条对策,其一是“组织援张护法委员会,除以公会理监事苏尚文、陈贞干、周基本、丁铮域、张楚信等为当然委员外,并令推郭宗燮、张谟、向楚雄、周汉勋、刘陆民、祝存照、尹绍良、胡嗣江、任家亨、吴鸿达、王逢时等为委员。”此外,汉口律师公会宣称要“发表本案经过,电各省市律师协会一致声援。”并表示,“非达目的,绝不终止”。[12]

  

   在律师权益受到侵犯时,依靠律师个人的抗争,往往是力不从心,由律师公会出面来维护其会员权益,常能起到明显的效果。而且当时各地律师公会之间因共同的利害关系,在面对外地律师公会的求助时,都能积极声援、联合行动,从而形成强大的合力,对地方乃至中央政权形成一定的压力,促使问题得到合理解决。

  

   因史料缺失,不知道此案最后如何了断。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即使通过汉口律师公会的努力,有助于维护律师的权益,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律师面对的恶劣的执业环境。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口律师公会组织的“援张护法委员会”成员之一,已成为汉口律师公会理事的丁铮域,以前就曾经做过侵犯律师权利的事情。 1935年,时任黄陂县长的丁铮域非法逮捕了在该县承办业务的汉口律师王孺煜,结果引来汉口律师公会的抗议和控诉。[13]十多年过去,除了事件的主角发生变化以外,其他仍都惊人地相似。

  

   三、战后武汉律师的收入状况、社会地位与社会形象

  

   律师的收入来源一般有以下几种:一是受聘充当常年律师顾问,二是作公证人(1936年后此业务被分离出去),三是充当民事、刑事诉讼案件的代理人或辩护人以及代理非诉讼事件。其中前两项主要被那些富有名望的“名牌律师”所垄断,大部分律师还是要从“打官司”中来获利。律师代理案件的报酬又分为“公费”和“谢金”两种。公费即劳务费,是律师为当事人付出一定数量的劳动获得的劳务报酬;谢金是当事人在胜诉后支付给委托律师的一定数量的酬金,具有随意性和偶然性。因此从有明文规定的律师公费来看武汉律师的收入水平具有可操作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部分律师的收入水平。

  

   我们来看一下1946年汉口律师的公费收入水平(见表4):

  

表4  1946年汉口律师公会每案总收公费最高额统计表  单位:元

资料来源:据1946年《汉口律师公会章程》编制[14]

  

   如上表所列,1946年汉口律师代理民事、刑事案件每案一、二审最高公费多达100万元和80万元。为了对律师收入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我们可以将其和同时期的普通工人的收入来做一个比较(见表5)。

  

表5  1946年11月10行业工人工资表[14] P382   单位:元

  

   从以上两表对比不难看出,普通工人与律师的收入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汉口律师在1946年办理一个民事案件一、二审的最高公费收入相当于日工资最高的码头工人125天的劳动收入,而碾米工人日工资最高者也需要400天的辛勤劳动才能挣到。

  

   1946年后武汉的物价开始出现大幅度的波动,“ 2月份米价每担2.66万元,12月份涨至4.8万元”[15]p382,律师办案时也并未严格按照《律师公会章程》的规定收取公费,而是随着物价上涨。如1947年1月,律师任家亨受汉口大陆银行委托办理严慎轩要求汉口大陆银行增加给付一案,这样一件普通的民事案件,任家亨收取“办理一、二审公费二百万元,以八折实收”,[16]打个八折,任律师也有160万元的进项。而鉴于当时货币贬值严重,有的律师则干脆拒收法币而改收实物,如写一纸诉状收大米60— 120公斤,受理一件小案收大米300— 600公斤,大案则可高达上百担大米,收入仍然不菲。[17]

  

   另据统计,汉口地方法院1946年审结民事案2877件,1947年审结4363件,1948年审结3988件;1946年审结刑事案2363件,1947年审结4232件,1948年审结5823件。[1] P297如此数目众多的民事、刑事案件,也为汉口律师提供了生财之道。

  

   这还只是律师公开的公费收入,实际上一些所谓“名牌律师”或是有相当的能量,能够打通关节,保证委托人胜诉的律师私下里还会得到更高的回报。虽然从民初以来有关法律规定一直禁止律师收取公费之外的谢金,如1945年修正的《律师法》之第36条规定:“律师不得违背法令或律师公会章程要求期约或收受任何额外之酬金”,但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律师收取谢金并不少见。抗战胜利之后,一些律师就曾利用和法院高官的私人关系,替一些汉奸开脱罪名,从中大肆牟利。如律师鲁继辉在代理邓堂汉奸案时,一次就收取邓堂20两黄金。[18]这些律师收入的优厚,由此可窥一斑。

  

   财富是划分社会阶层的重要依据之一,从上文可知武汉律师有着远高于普通工人的收入,从经济收入角度来讲其应该属于“中产阶级”。一些有官员、学者背景的“名牌律师”以及进行其他投资的律师,在政经界积累了大量人脉资源,收入优厚,社会地位更是优越。

  

有学者将民国时上海的律师分为以下几类:职业律师、官僚律师、学者律师、文人(报人)律师、“挂牌律师”(靠自己所有的产业为生,很少接手律师业务),[19]武汉律师界中不少也可称之为官僚律师、学者律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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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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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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