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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树军:美国军政关系的变与不变

更新时间:2017-07-15 09:14:29
作者: 欧树军  
这是对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的巨大挑战,因为这需要几个前提。首先,不能仅仅依据军事建制的规模或资源来判断其政治影响力,消耗大量资源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以在有效的文官控制之下,比如冷战期间的美国和苏联,很多拉美和非洲国家的军队虽然消耗很少的资源,却经常蔑视甚至推翻文官政府。其次,政治领导人与军事领导人之间的强烈敌意当然意味着彼此的关系可能失衡,但二者也可能建立和谐的关系,二者职能不同,视角和利益也就不同。再次,军事建制希望政治领导人制定清晰的目标和政策,如果后者没有这么做,参谋长有责任自行做出规划。第四,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都承认和接受各司其职原则,不干预对方,军队往往在资源和自主性之间宁愿选择后者。第五,职业化的军官积极备战而不好战。由于这些条件不断变化,这种新的可持续的军政关系平衡还在探索之中,但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军政关系总体上符合亨廷顿心目中的理想模式。

   可以看出,在冷战结束之后,亨廷顿仍然坚持自己四十年前提出的行之有效的文官控制的军政关系理论,坚持美国的军事伦理和社会意识形态必须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坚持包括自由主义社会在内的任何社会都需要权威,而军事权力、军事制度是现代国家非常重要的一种权威。一个强大、团结、高度职业化的保守主义军官群体和军队,不是对自由的威胁,而是自由主义社会的保障和政策执行过程的平衡器,军人、军官、军队就是现代国家的护卫者阶层,一个政治化、派系分裂、别有用心、缺乏声望但又对公众知名度敏感的军官群体将会危害到国家安全。军事伦理强调备战而非好战,强调军事强国而非穷兵黩武,主张用纪律、等级制、克制与坚定等军事德性约束军事力量。为了避免职业化的军官群体和军队军人无法自律,尤其是防止军人干政、军事政变,必须建构合理的军政关系模式,军官应该接受人事任免、财政预算和军纪国法审查等方面的文官控制,接受文官在合法性、道德、政治智慧和治国能力上高于、优于、强于自己,把服从作为军人的最高德性,这种坚持军事专业化的客观文官控制优于追求文官权力最大化的文官控制。总之,军官必须服从文官的权威。权威,堪称理解亨廷顿思想的一把钥匙。对于亨廷顿而言,在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两个维度上,权威都是建构理想政治秩序所不可或缺的。

   二〇〇七年,亨廷顿在接受访谈时回忆了这本书在五十年前所引发的一桩学术公案。一九五七年,哈佛大学政治系的自由派教授卡尔 ·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认为这本书在鼓吹权威主义,拒绝授予亨廷顿终身教职,亨廷顿被迫和布热津斯基一道转投哥伦比亚大学。尽管这位自由派教授四年后又亲自把亨廷顿请回了哈佛大学政治系,但亨廷顿本人在五十年后仍不接受这位学者的批评,他始终认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明的兴衰,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国家之间的攻守易势,都处在无尽的循环往复之中,变化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但进步却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必然的。因此,如欲探寻走向政治秩序之道,人们必须区分权威与权威主义。

   (《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美]亨廷顿著,李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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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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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7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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