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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晨:农民网络视频抗争与基层治理

——以河南省D村为例

更新时间:2017-07-14 17:07:58
作者: 刘晨  
政法机关将对其信息严加保密,依法保护。”等等。

  

   我们综上可以发现:第一,该村民的确是利用网络发布视频来寻求帮助;第二,作为村霸的村支书的确是伤害了村民的利益,而且还造成了二次伤害;第三,法律未能及时出面[⑨],导致该村民不得不采取网络维权。总而言之,我们看到了一副乡村的图景,也看到了作为网民的村民如何利用视频来进行维权。问题是,他们为何要选择网络呢?为何选择视频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三、原因:“权力-利益结构之网”与农民的网络视频抗争

  

   (1)“权力-利益结构之网”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毅认为(2007)“随着政治的世俗化,农民维权的合法性困境确已降低,但中国改革开放的单项度特征决定了它并不可能因此而打破权力体系统摄经济与社会的基本格局,相反,单项度的改革却在以市场或法律的力量强化权力机器运作与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尤其是在县乡基层社会,因人际流动和社会分层小于城市社会等方面的原因,权力机器在失去神圣不可冒犯之特征的同时,却日益呈现出以官权力为轴心来编织地方社会的经济、利益与人际互动关系的结构之网的趋势,地方经济活动往往围绕‘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而展开,而具体的社会成员也往往因各自在这一结构之网中的位置而决定其特殊的地位与资源占有和分享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般的经济活动是无法不受这一关系之网的影响的,而官民博弈即使出现,也同样无法不受这一结构之网的约束,从而显示出对维权行为的重重阻碍。”[7]

  

   如果把这样的一种解释放在本文所关注的河南D村村民网络视频抗争事件中加以理解,即为权力的相互勾连造成了庇护主义,进而导致村民在强大的“利益结盟”与“结构无缝”中无法维权。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村支书F是依靠背后的势利获得该职位,这就说明它与上层的权力存在关系,形成了一个基层政治生态中的“权力网络”,而F与他的同谋者编织的这个网络又把线下的利益表达与诉求的渠道“堵住”,从而让村民无法依靠线下的法律等方式进行维权。为此,维权的可能性就被无形地逼入到线上。进而,网络就成了一种突破“权力-利益结构之网”的工具,帮助受害的村民获得舆论支持以维权,但概率又相对较小。[⑩]原因在于:首先,村民并不了解网络舆论产生的内在逻辑,尤其是一些公关公司对舆论的点燃,是由他们自己的方法,所以凭借视频去引发关注,并付出金钱买“热搜”,这条路显然对农民而言不太合适,也负担不起这个成本。其次,由视频所产生的舆论引爆,就需要大V等加以关注。正如我们在此事件所看到的那样,如果不是“吐槽爆料”对其进行支持和转发,或许作为43万粉丝之一的“你”很难有机会在“大海”之中知道河南居然还发生了这种事情。再次,如果不是网友地提醒——“图片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那么该村民会把手里掌握的视频公之于众吗?很难说。如果不是大V在背后支持,她会把一次次被删除的视频再发布出来吗?也很难说。因为笔者在很多次的田野调查中,曾经看到过什么叫农民受了欺负而不得不选择忍气吞声,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不计其数。同时,要知道,农民的本性中还是存在一些自我矛盾的地方,尤其是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比较保险、安全的方式去过活。[8]

  

   (2)“网络视频”抗争的原因分析

  

   其实,选择网络视频抗争不仅仅是线下表达不通,还与网络、视频的特性有直接的关系。具体而言:

  

   首先,网络的传播性与便捷性。戴黍认为(2001):“网络传播具有低成本、传播快、高速度、大容量、多功能、可互动、跨文化等区别于传统媒体的特征。”[10]所以,利用网络以及网络视频来抗争,反而比起线下去上访维权要方便很多。

  

   其次,视频的生动性与感染性。采用视频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动态地展现出事件的过程。例如D村村支书F打人,我们可以通过视频来察看到他是如何打的?同时,视频又把事件发生的场地、声音、图像等包含在其中,尤其是声音与图像的结合,比起文字更具有感染性与情绪性。这就会带动阅读者和点击者的情绪,并转发之,由此传播面就扩大了。

  

   再次,视频的真实性与流畅性。[9]正如上文所述,视频把种种因素纳入其中之后,真实性就更强,因为视频可以很好的再现当时的场景与行为等。同时,我们可以从D村拍摄的这段视频来看,前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根据视频原理,可以保持非常流畅的播放。这就为故事的叙事提供了支撑。

  

   所以,结合目前的利益表达困境与视频自身在网络上传播的优势,可以很好的理解为何农民会选择用视频来加以反抗和维权。一方面,利益表达存在困境,尤其是线下的利益表达,例如进京上访等,往往存在风险、成本的问题,而线上却可以通过专门的举报通道或者在微博社区中发帖求助,虽然也涉及到一些风险问题,却在成本层面要小许多、便捷层面要容易很多。另外一方面,网络视频的抗争与网络、视频的特点有关系,但是,虽然其可以更好的表达利益,就效果而言,又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换句话说,利用网络视频抗争到底有多大用?效果怎么样?局限在何处?这是我们接下来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四、利弊:网络视频抗争的功效与局限

  

   前面我们虽然谈到了一些农民选择网络视频抗争的原因,但却没有更为深入地去分析网络视频本身为何会被农民选择。具体而言:(1)网络视频抗争的功效。第一,网络视频抗争,意味着用视频来表达利益的诉求,这比起纯文字的东西要更有说服力。第二,网络视频抗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微博社区里的读者情绪;第三,网络视频抗争可以尽可能的还原当时的发生画面,尤其是可以动态去表达、再现现场。如此,之所以有这样的功效,一方面是网络本身的特性决定,另外一方面是视频的特性决定,在微博社区中,二者融为一体,从而造成了以上的效果。但是,选择网络视频抗争又并非是完美无缺的。(2)网络视频抗争的局限。第一,不是每一个视频都可以成为“焦点”。笔者曾经在2015年写过一篇名为《中国的底层网络抗争已经失效》的文章,我在该文中谈到:“其实,网络举报或网络抗争,大多数是没有效果的,网络最多充当了发泄的渠道,而不是利益诉求的有效平台。至少,能够发表言论,发帖,就意味着路还没有被堵死,还是有希望,那么就不至于走极端。但是,被举报者其实是很有可能看到举报的内容的,只不过在力量的较量上,被举报者要远远大于举报者,故而不怕。”[11]同时,“我曾经在《网络暴力:“多数人的暴政”与言论自由的滥用》一文中阐述过,中国的网络舆论就像是冲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而当我们到达后面一波的顶点时,往往忘记或被忘记前面的事情。”[12]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网络视频的抗争,在功效方面往往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至少个别事件会成为舆论的爆点,但绝大多数淹没在自媒体的喧闹之中。第二,受制于拍摄与视频本身的特性。a.拍摄者和发布者需要承担一定的拍摄风险,这与后期对事件进行文字描述相比,更容易受到他者的“阻碍”。我们可以从D村村民发布的视频来看,总是“晃动”,并有威胁他们拍摄的声音,这足以说明他们并不能很好的去拍摄,视频的质量也就不佳。b.视频如果过大,过长,则播放的流畅性就会受到影响,最终“抗争-舆论”的效果也就要小许多。

  

   为此,当网络抗争的局限性大于功效的时候,就会发生D村村民所遭受的待遇,一直在网络上呐喊,从3月9日至今,无论怎么“艾特”(例如@平安中原 @清风中原 @巴山以东 @微看南阳 @永不言败_胡钢 @南阳周边事 @河南卫视 @南阳新闻广播 @南阳人的南阳事 定位:南阳·淅川县),一些政府的微博就是不回应,也不表示是否看到了村支书打人的视频。还有,就网络抗争而言,笔者还在麻城调查时也遇到这类的情况,“例如湖北麻城陶亭村的一位网友(老农民),利用互联网经常在网络上发布与当地政府的博弈结果。追问政府的职责,并且对政府表达相当的不满,主要原因是政府征占了他的地。但是,这类的抗争效果,可谓是几乎没有。一方面,虽然麻城市市委书记杨遥开通了微博,但是,他从来不回应。如果说他对农民所反映的问题有关切,那么就不会导致农民始终如一的抗争,除非是那种谋利型的抗争。另外一方面,媒体也失声。对这样的抗争,他们更多选择的是新闻性,而不是利益是否应该被媒体的舆论所挽回。这也就只能靠农民自己对自己形成一种舆论的围观,最后就会导致极端行为的发生。”[13]所以,很难说网络视频抗争最终的效果能有多大,但是能够受到舆论的关注,把问题解决了,这是最好的。

  

   五、对策:政府该如何应对村霸与网络举报

  

   任丙强认为(2011)“伴随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多元化及其矛盾,我国社会进入到一个社会冲突凸显时期。农村因拆迁、选举和环境污染等原因而引发的上访、维权以及群体性事件也不断增加,而且农村群体参与呈现出一种无序化和暴力化的趋势。”[14]正如我们在D村所看到的一样,也是一种暴力。这样的暴力又是因为土地问题而导致的村支书占据“权势”一方对村民进行伤害。

  

   当村民无助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在网络上进行举报,同时我们还看到有评价说:“令人愤怒!两会期间还敢这样无法无天,村支书暴力驱车冲撞农舍,殴打母女,大家看到帮转!实在没有办法才这样网上求助。”[11]所以,综上所述,要治理农民网络视频抗争的“根本议题”(孔飞力,2013),就需要政府治理这种村霸的“乱作为”。同时,在网络上对这样的发帖进行及时性的回应。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就可以解决农民的网络抗争的现象。

  

   具体来说:

  

   第一,如何治理村霸害民?(1)制度方面:2017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检察机关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突出打击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2)治理方面:“一方面,检察、纪检监察、公安、社会综治等方面将加大协作配合力度,各司其职、共同发力。另一方面,职能部门将综合运用经济建设、教育宣导、舆论推动等多维度社会治理措施。各地方政府积极发展经济和教育,使适龄人员有事可做、有书可读,从长远角度消除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存在根基。”[15]这也就是说,要从整体上进行治理,从而形成多方联动,精准打击,把村霸害民斩草除根。同时,更需要做的是打掉“村霸”的保护伞好,如县、市对村霸进行保护的官员。

  

第二,政府如何应对网络举报?(1)不要删帖、销号,而需要广开言路,设置“网络上访接待中心”。面的网络举报的治理,并不是提倡“删帖”、“销号”等,而是要走好网络群众路线,把老百姓的急切当做自己的急切,可以更好的听老百姓的心声是什么?所以,治理网络举报的最佳办法是广开言路,让群众发泄和举报出来,但凡合法的举报与网络行为,都应该加以重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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