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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洁:晚清时潮中的顾炎武:援引、印刷及历史语境

更新时间:2017-07-10 11:22:15
作者: 沈洁  
读天下郡国利病书书后。间经济六科:一曰内政,以考求方舆险要、郡国利病、民情风俗者隶之,凡有志应此科者,平日宜若何肄习,斯成有用之才,盍各抒所见”。1889年上海求志书院课题,掌故类:“问黄氏明夷待访录与顾氏日知录论治孰优”;1891年求志书院课题,掌故类:“拟顾亭林郡县论”;1901年求志书院夏季课题,掌故类:“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书后”,秋季课题,掌故兼时务类:“孙夏峰、顾亭林、黄梨洲、李二曲四先生论赞”。1900年湖北黄岡文童调覆题:“论国初四君子,论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胡石庄”;汉阳凤山书院策题:“顾亭林谓治乱之关在人心风俗,而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不可阙,试即教化纲纪详言之”。1901年,江西学政吴士鉴在署甄别经训书院肄业生,出题:“拟顾亭林郡县论”。1901年江西萍乡县令顾家相课试书院,以经策命题,时务兼西政类:“顾亭林黄梨洲皆主变法论”。1901山东巡抚袁世凯试办济南大学堂,学堂章程中开列书目即有《日知录集释》和《天下郡国利病书》。

   提倡实学的朝廷政令,以及废八股、改试策论的制度改革,其影响非常直接地投射到了林立于上海的各新式石印书坊。“亭林先生旷代通儒”的出版广告遍布1880年代以降的各类书刊杂志。1882年文玉山房发售顾亭林所著《菰中随笔》,“足补日知录之阙,版久浸毁,今复重梓,虽编帙无多而碎金片羽弥可宝贵”。1885年扫叶山房出版《亭林先生续遗书十种》,“当世博雅之士、讲求经世有用之学者,当必以先睹为快也”。次年扫叶山房又印成《顾亭林遗书二十种》,“足为后学之津梁,旦夕观玩,其嘉惠士林实非浅鲜”。1886年,点石斋石印《日知录集释》,称日知录集释久已行世,因木刻不爽目又难携带,而此书翻刻日多、伪谬日甚,是以重新石印编订,“谈经世之学者,此书实枕中鸿宝也”。点石斋的这部书一直到1900年代早期,还在持续翻印出版,足见受欢迎。1888年,慎记书庄将《日知录》与《策学纂要》合编,石印出版,这显然也与改试策论密切相关。1894年扫叶山房石印《顾亭林遗书汇辑》,1900年著易堂书局出版《日知录校正》。1899年,图书集成局所出“新印大字本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以上等洁白连泗纸印成,钉装六十本,外加锯木大箱,每部售洋十二元,直以“方今诏求变政,各省设立学堂,每以策论命题”,“海内有志之士欲讲求经济学问者,则此二书不可不备”为广告语。1901年,慎记书庄石印《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亦称国家力求实学,出版此书,既为留心经济者,亦为朝廷明诏的经济特科:“昆山顾氏所著,久已海内风行,士林望重,诚以天下之舆图关乎史学,不考古今何以识山川之要,不综源委何以知形势之全。方今海钥宏开,华洋错杂,重洋远隔,都邑边防,昧焉不察,不且贻舍本逐末之诮乎?本庄觅得善本原书,爰倩文人抄录,付诸石印,前印之书早经售罄,复印者现在所存无多,留心时事者宜速购为妙。”1903年,点石斋以“投时利器”为题,持续在《申报》上为其所出《日知录》《通鉴辑览》等书刊登广告,称其为“切于时用者”。点石斋所出《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详节加校勘记》,广告中称“非为射利起见,冀广流传”,嘉惠书林,并为各省学堂应用时务所参考。1904年上海棋盘街文瑞楼《新印大字本读史方舆纪要郡国利病书》《新编皇朝藩属舆地丛书》:舆地之学,一为慎重边疆,另外也为“乡会试策题、学院观风,每多边事命题”、“各省府厅州县学堂以及上年考试优贡,无不以边事舆地命题”,裨益政治实为旗帜,因其为科举参考书而大能赢利,则是更重要的原因。

   胡思敬《国闻备乘》中记:“自科场废八股改试策论,又废科举改学堂,《日知录》《明夷待访录》《读通鉴论》三书盛行于世。”章士钊说顾氏《日知录》的重获盛行,即与科考策论有极大关系:“顾氏《日知录》者固国闻中之良书也。数年前石印,书贾发行之数,不下十万,其所以然者,乃以其言蕴藉,而且殚洽于试场之吞剥,与国中治国闻者之级数,毫无比较之关系。”而章太炎的《訄书》,章士钊认为其价值与顾氏之书不相上下,然而由于文义艰深,更重要的是与时务策论关系不大,因此不获流行。陆费逵也回忆,因为科举改革,要考史鉴策论,“于是《廿四史》《九通》《纲鉴》以及各种论说,又复盛行一时。”商务印书馆新印《历代通鉴辑览》和船山《读通鉴论(附宋论)》,也在广告中称“二书于考试学堂需用皆急,特坊间并无佳本,士林憾之”。

   顾炎武著作所收获的营业胜利,是国政、启蒙与生意多方交汇而成的结果。晚清士林的顾著阅读,既有曾国藩、章太炎这样的大儒,为经国大业、学术传承、道德接续;亦有汲汲为功名计、为稻粮谋的芸芸读书人。季明之遗老,在变动的历史语境中,被反复、不同鹄的、不同层次地援引,思想也因此在流衍中获得了更多的意义。但亭林所讲“治道”,并无法跨越君主制的界线。而时移事易,此时谈论经世,已着意于政体变更,并终而演变为国体彻底改变。在此后的中国思想界,讨论与纠葛的问题,则许多已脱开了亭林、梨洲所思所虑的君国框架。如何把彼时先贤的经义贯通入此时的经世,变而化之谓为通,这既是晚清士林的命题,也是政乱战乱丛集的民国永永无穷的命题。此正应潘耒所说:“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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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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