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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师伟:严复自由话语建构的过渡性特征

更新时间:2017-07-10 11:16:19
作者: 张师伟  
“唯天生民,各具禀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而且强调“自由”对于任何人而言,都具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即使贵为国王也不能侵犯普通人的“自由”。“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很明显,严复在这里使用了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儒家概念及论证思路,从儒家“天生民”命题开始,将“自由”提升到了类似孟子“性善”的高度,使得西方话语中所谓“自由”在理论地位上,颇为接近了儒学意识形态中的“性善”。

   严复借用了儒家意识形态论述“性善”的方式来论述“自由”,并用“匹夫不可夺志”的“性善”不可剥夺的思维方式,来强调“自由”在西方的本体性和神圣性。这种论述固然有利于中国人理解西方社会中自由对于个体的本体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将西方“自由”染上了中国传统的儒家色泽。严复的“自由”以“天”为本原,由“天”赋予每个人,这确实改变了人生来而自由的西方自由思想逻辑,而突出了“天”在人人普遍“自由”中的本原位置,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减少了“自由”在儒家意识形态中落足的阻碍。严复又以社会进化论来分析中国的国际环境及国际地位,并将“自由”的范畴扩大到了国家间的关系上,提出了“国国各得自由”的观点。这个观点超出了西方“自由”的使用范围,因为自由适用于个体,而并不适用于群体,提倡国家或群体自由就是一种对自由的东方扩充,突出了“国家自由、民族自由和群体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的观点,是严复由对民族国家之救亡的深重关切而补汉语概念的不足。以“自由”代替“自决”,显然是严复立足中国现实关怀的概念误用,也是其“自由”话语亦中亦西的一个重要表现。

   严复并不是在西方学说中追根溯源从而注意到“自由”,而是在分析西方何以富强的原因时,在强烈的中西对比下注意到“自由”的重大优势,即严复更关注的是“自由”在国家富强方面的功能,试图从“自由”入手实现国家富强的目的。严复认为中西“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所以导致双方国运不同的诸多方面。“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倡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娱;……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西人乐简易”,“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如此等等,都源于“自由不自由耳”。西方因行自由而国富,中国因不行自由而国弱,如果要达到自强国富的目的,就不能无视“自由”在西方国富过程中的价值。“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严复所谓“标”,就是“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而“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严复强调在民智、民力、民德三者之中,“又以民智为最急也”,因为“富强者,不外利民之政也,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挈矩之道者也”。严复将中国不富强归结为“上下举不能自由,皆无以自利”。

   严复还正面讲述了一番欲民之自由、自治以使国家富强的道理。“今日而中国有圣人兴,彼将曰:‘吾之以邈邈之身托于亿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乃今将早夜以孜孜求所以进吾民之才、德、力者,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使其无相欺、相夺而相患害也,吾将悉听其自由’,‘如是,幸而民至于能自治也,吾将悉复而与之矣’,‘唯一国之日进富强,余一人与吾子孙尚有利焉,吾奚贵私天下哉!’”严复在这里不仅表现出了追求国家富强的中国立场,而且还时时试图将以自由求富强的逻辑镶嵌在儒家话语体系里。

   严复在接触、学习、接受和吸纳西学的过程时,一方面中国社会还没有比较充足的汉语词汇来表达从西方话语中传来的新涵义,以传统旧概念来表述西学东渐后的新内容,难免在理论形态上中西混杂,而在内容上则表现为亦中亦西;另一方面,严复作为一个饱受儒学意识形态影响的传统士人,具有自觉使用传统概念术语以翻译西学新内容的主动性,从而在转译和传播的过程中,出现削西学内容之足以适应中国概念术语之履的现象,导致其理论在亦中亦西的同时还表现为非中非西。

   中国传统的自由概念具有独特的内容,而这种内容又迥然不同于现代西方话语“liberty”的内容。“自由”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出现在汉代经学家的著作里,它“最初出现在中文里,基本含义就是行为举止上的‘自己做主’。…… 据此也可以说,传统中文里的‘自由’是一种‘无关系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发生在制度的规定之外,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涉及安排人际关系的人伦秩序”。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种行为举止“自己做主”的“自由”,在传统儒家视域里却是一个贬义词。出于卑贱之名位的角色僭越地侵犯了尊贵之名位角色的决策权及主宰权,就被称为“专擅自由”或“威逼自由”。严复同意黄遵宪从日本引入的以“自由”来翻译“liberty”,但又认为“自由”在传统话语中“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为此,严复转换传统“自由”概念的第一步,就是转变该词的贬义属性,将它转变为一个褒义词,使“自由”成为人所以为人的根本,将“自由”提升到了人道、天理的高度。“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

   严复所谓“自由”实际上已经将个体神圣不可侵犯之权利包含在内,从而用西学话语的“liberty”的褒义属性扭转了传统“自由”概念的贬义属性,突出了自由神圣不可侵犯,使它成为一个褒义词。但严复所谓“自由”主要是一种激发个体活力的主观自由,以个体自由为工具,激发个体的活力,激发和增强民才、民智和民德,促进民的自治和自利,并由此而实现国家的富强。严复主张“自由”而不太突出“权利”,其实践目的颇为类似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严复并未将西方语境中“自由”的理由完整地输入,而是用救亡图存的思路与传统儒家思维惯性来解说“自由”,聚焦于人的自我实现及有效地救亡图存。中国传统概念及传统思维的整体性使得严复吸收西学“liberty”改造传统“自由”概念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一个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以中为主的内容驳杂的理论体系。

  

  

内容汇通的中西对接:严复自由话语的过渡特征

  

   严复的自由话语不仅包含着古今中西的思想内容,也体现着古今中西的基本矛盾。他试图将中国古典之儒学与西方现代之自由主义融合为一,满足其挽救国家危亡、实现国家富强的理论需求。严复的用心可谓良苦,他对理论兴趣及理想目标的执着也让人叹为观止,但他创作式的翻译却更多地表达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及推理逻辑,而对于西方原著则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取其所需而不及其余。“严复的译著,都是针对中国社会的需要,并在注释和序言中寄托了他改造社会的思想。” “他每翻译出版一部书,都有一定的目的与意义”,“他常借着西方著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在书中加上的许多按语,更发挥了自己的见解”。

   比如“严复之翻译《天演论》,有他实际的政治意义”,“目的就是要应用进化论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反对当日顽固派和洋务派的保守思想,向全国人士敲响祖国危亡的警钟”,“借着《天演论》的翻译而呼吁:只要发奋,变法自强,中国仍旧可以得救,存亡生死,其权仍旧操之于我”。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内容上来源于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但他不仅并未忠实完整地展示赫胥黎的原著,而且还在翻译中羼杂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尽管如此,《天演论》的核心意思其实既不是赫胥黎著作前半部所讲的生物进化论,也不是斯宾塞所热衷的自由放任的社会进化论,而是着意于宣讲他所理解的以人种及国家之间“天择”和“生存”为主题的进化论。严复在《天演论》里所宣讲的理论内容及推理逻辑,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传统典籍中的“天演论”,不仅儒家经书《易》包含着丰富的变化思想,强调万物的变化乃是通例,所谓“变则通,通则久”,而且先秦法家著作中也存在大量的变化思想,而法家变化思想的目的恰好也是要促成国家的适应性变法。中国古典的概念术语与西方理论内容的结合,产生了名与实的错位:一方面是西方理论内容不能通过中国古典概念充分展现出来,“当时的中文在词汇和概念上,都还不足以统摄另一种文化的思想体系”,西学的一部分被过滤或遮蔽了;另一方面是中国古典概念形式,又以某种方式将中国古典理论与西学搅拌在一起,西学的一部分被濡染和改造了。

   严复固然了解“liberty”在西方的地位,但他在用“自由”翻译“liberty”时,却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用“天演”来翻译“进化”的老路。就严复所熟悉的英国现代政治理论逻辑来看,自由的地位远远不如权利更为基础。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确实强调人所具有的与生俱来的自由,但其所谓自由乃是权利的自由,而不是空无权利的意志自由。因此,自由在西方是一个涉及到主体间性的概念,即个体自由意味着他拥有“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权利范围,在个体权利范围内的自由神圣不能侵犯。自由既意味着自己权利的自由行使,也意味着不能进入别人自由行使其权利的地方,而绝不仅仅是一种表达个体活力的意志自由。

   中国古典话语中的“自由”概念虽然是一个贬义词,但并不缺乏积极提倡个人意志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思想。传统儒家的“为仁由己”,在内容上侧重于实现每个人自身固有的至善,为了实现至善,每个人所要做的仅仅是不要让它受到外物的遮蔽,而有效预防外物遮蔽个体的至善就必须要将个体的注意力从外物身上移开,避免因接触外物生成或闻见之知或人欲,而只要个体的注意力始终在自身之道德自省,就避免了外物对人的主动性的影响,从而使人得以展示其体现纯粹至善的天理之知。传统儒家“由己”所体现的自由思想,并不处理主体间关系,而只是突出了个体的自我实现,而这个自我实现又几乎完全是一个道德的过程。庄子的自由思想颇为接近儒家的自我实现,只不过他要求排斥的外来影响和干预要更加彻底。他认为只要把个体的人完全交给他自己,让他自在、自主、自然就足可以了,其结果就是个体存在超越外物,无拘无束、随心所欲、逍遥快乐。严复提倡“自由”时重点关注个体自治、自利,突出了自由不受外来影响的“由己”,而淡化了现代自由不可或缺的权利及作为权利载体的主体间性平等关系。伴随着中国古典概念自由的西化,中国古典“由己”“自然”的思想内容更多地羼杂到了近代中国的新学之中。近代中国新学熔古今中西于一炉,“是传统中学适应社会变迁的文化转型”。严复是第一个在现代意义上关注传统自由概念的人,并试图将古典自由概念西方化,但他的自由概念却只是较多地复活了儒家“由己”及道家“自然”的思想,作为权利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

严复对“自由”的关注和输入,标志着近代中国在接触和学习西方政治学说方面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也说明古今中西接触、融合形成的近代中国新学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但是他也只是从探求国家富强的根本的角度,来认识和评价西方语境中“自由”的价值,还没有认识自由的“所以然”,这必然影响到了他对“liberty”内容的准确理解。当严复试图用儒家的文化资源调和个人与社会关系时,其关注的重心就已经是在“群”而不在个体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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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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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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