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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重构中国的民族话语体系

更新时间:2017-07-06 11:33:54
作者: 马戎  
希望不要总是从“政治博弈”、“地域区隔”、“权力划分”、“利益冲突”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要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历史偏见和对“民族”的本质主义思维带到21世纪,从而破坏了中华民族密切合作、共同繁荣的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七、用现代公民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思路处理国内民族问题

  

   我国各族民众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必然会涉及一系列综合性的复杂问题,经济交往就会涉及实际利益和经济纠纷,文化互动也会凸显观念差异和价值冲突,我们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必须有相应的涉及到社会生活各领域(经济、文化、语言、宗教、司法、社会参与等)的具体政策。我国传统的民族工作采用的思路就是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把凡是涉及不同民族成员的问题(治安事件、民事纠纷、经济纠纷、习俗差异等)都提到“民族关系”的政治高度来解读和处理。“民族工作无小事”,凡是涉及少数民族成员,政府机构就认为需要从“民族工作”的角度来处理。这就使得少数民族成员在遇到各种非政治性问题时,也把这些问题“政治化”,试图通过“落实民族政策”的政治手段来寻求解决。由汉族干部主导的各级政府遇到这类事件,也习惯性地把这些问题视为特殊的“民族问题”,采用特殊的、非常规的“落实民族政策”的政治手段来处理,忽视了非政治领域那些处理专业问题的专业性措施,甚至有时把一些全国统一法律和规章制度放在一旁,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来处理“特殊的民族问题”。典型例子就是曾经发生的“天价切糕”事件。这类现象可以说是当前我国民族问题“政治化”的表现。而“去政治化”所强调的,就是在非政治领域要用非政治的、相应的专业手段来处理和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用现代公民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思路处理国内民族问题。

   这里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制度设计、各项政策执行中“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身份与待遇方面的差异,在不同少数民族的成员之间也同样存在各自享有不同政治权益和待遇的问题。在一些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存在本地区“自治民族”和其他“非自治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它们之间在政治权益、优惠政策的执行力度方面存在差别。这种主要从“政治关系”角度来处理民族关系的制度与政策设计,导致各“民族”都努力增加本民族的人口规模及其在地区人口中所占比例,都努力申请成立本民族新的“自治地方”并扩大其地域,在自己的“自治地方”通过强化自治制度来争取增加“自治民族”的“自治权”及各项权益,争取增加以“自治民族”成员为对象的各项优惠政策的具体内容及其执行力度。在日常交往中,凡是在不同民族干部、民众之间发生的矛盾,许多人都倾向于往“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这个政治高度去“上纲上线”。这种“政治化”的思路必然给各级政府对于这些民间纠纷和社会矛盾的常规性处理带来极大的障碍。

   与此同时,本地区其他“非自治民族”必然要极力维护自己群体的权益,在党政机关中为本族代表人物争取更高的位置和决策权,其代表人物在政策讨论中努力使本族民众、本族聚居区获得尽可能多的权益,这就使“民族”之间的互动和竞争演变为族群之间的权力博弈和利益博弈。在这一过程中,所有人的“民族”意识都在不断被激发并得到强化,而且这种族群间的博弈越来越朝向“零和游戏”的方向发展。这不是一个现代公民国家、共和制国家所应当引导的族际关系发展方向,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结构。我之所以提出民族“去政治化”的思路,就是希望全国各族精英和民众都能够思考一下我国民族关系演变的大方向和未来的发展结果。我认为民族群体之间目前不断发展的权力与利益博弈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不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体国民的平等与公正。

  

八、坚持反对“大汉族主义”


   在中国要想真正实现民族问题“去政治化”需要一个基本的社会前提,这就是中国的主流群体即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干部和民众要能够真正做到以相互尊重、平等、爱护、帮助的态度来对待各少数民族的干部、知识分子与民众。我国汉人在各方面都处于超级强势,人口超过12亿,经济和科技比较发达,而且不应否认,在一些人的意识中也确实残存对少数民族持有偏见和歧视的“大汉族主义”观念。所以,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强调继续反对和坚决肃清“大汉族主义”。现在还有一些人简单地以“是否熟练掌握汉语文和接受汉族传统文化”为标准来评价少数民族成员,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审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经济活动,用简单的单线进化论来评价各族群的“进步”与“落后”。许多汉族精英和民众不了解甚至也不想了解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宗教,思想里有着根深蒂固的“汉族文化中心主义”的潜意识,在西部地区生活工作的汉族人口中很少有人学习当地民族语言,许多文化宣传部门在工作中漠视1亿少数民族人口和中国存在多元文化这一基本现实,中央和各省市电视台很少聘用少数民族员工,有些党政机关的汉族干部在内心深处不信任也看不起少数民族干部,有些大学领导者和人事、招生部门以极其冷漠的态度“遵照规章制度”排斥少数民族教师和学生,有些中央企业和汉族企业家在开发资源和经营时没有充分考虑当地民族的参与和利益分享,把他们在汉族地区“唯利是图”、走上层路线而无视当地民众权益、肆意破坏生态的经营方式也带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都是“大汉族主义”的具体表现,这些现象必然对中国的民族关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近年来西部一些地区的民族关系出现恶化,或多或少与以上原因密切相关。

   无论是从对人口普查宏观数据(如受教育水平、劳动者职业结构)所进行的分析结果来看,还是从我们在西部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时与当地干部和民众交谈时的亲身感受来看,我国西部地区一些少数族群的“边缘化”现象在近10年显著加剧。例如2000-2010年这10年期间,维吾尔族16岁以上就业人口中属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这个职业组在就业总人口中的比例从0.84%下降到0.47%,绝对人数下降了32.3%(马戎,2013),在蒙古族、藏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化中也存在类似现象,这无疑反映出少数民族干部某种“边缘化”趋势。维吾尔族就业人口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建筑生产工人所占比重在近10年也显著下降,维吾尔族、藏族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远比汉族毕业生严峻得多,西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东部城市中的就业和生活困难普遍比汉族农民工要大得多,西部地区的大学与沿海大城市的大学在师资队伍和教学科研水平方面的差距仍在逐步拉大。以上这些都是西部少数民族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边缘化”现象,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民众对此十分忧虑和担心,这是完全正常的。中央政府和主流社会必须对近10年来西部少数民族“边缘化”的现象给予高度关注,尽早采取切实措施扭转这一局面。如果没有汉族真正平等对待少数民族这个前提,如果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认真地反省和肃清人们内心中各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大汉族主义”偏见和歧视行为,中国的民族关系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的。只要有歧视就会有反歧视,每个公民之间的平等与社会规则的公平必须得到维护。

   有些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与民众对当地少数民族有些不满情绪,部分源于他们对当地某些“民族优惠政策”的不满。一些人认为高考加分等优惠政策不公平。我时常听到新疆少数民族学生说,内地汉族比新疆汉族对待他们更加友好。一个原因也许是新疆汉族感觉到自己和子女是当地民族优惠政策的“被歧视者”。譬如他们身边的少数民族考生的考分比自己低一百多分反而能够考上重点大学,自己却落榜就业,这种对比使他们在心理上很难平衡。又如司法中的“两少一宽”政策。我们常说“汉族应当站在少数民族的位置上来理解少数民族的处境和感受”,我建议当地少数民族也可以尝试着站在汉族的位置上,设身处地理解一下身边生活的那些汉人的心情和感受。当有些少数民族学者提出“还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力度”时,这种“换位思维”也许可以使他们多一分谨慎。只有“将心比心”,我们才能做到相互理解。

   西部地区汉族的这样一种不平衡心态和不满情绪,很可能表现在他们对待当地少数民族成员(如就业招聘、办理各类手续)的态度上。内地汉族民众由于本地少数民族人口极少,平时感受不到这些民族优惠政策的实际影响,他们通常会以平常心来与偶尔相遇的少数民族成员交往,因此这些少数民族感到他们更少偏见和歧视。随着更多的边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来到内地和沿海,如果不断出现“天价切糕”和越野车在天安门金水桥撞死撞伤无辜行人这样的事件,可以预期内地汉人民众的态度也会逐步改变。民族优惠政策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在民族关系领域带来正面和负面的多重影响,这些政策在今后应当如何调整,恰恰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九、对今后如何调整我国民族关系必须有前瞻性方向的思考

  

   当我们对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分析时,我们都必须对历史发展大方向的宏观层面和当前各项具体问题的微观层面这两个层面同时给予关注。但是,我们首先要在宏观层面上把问题想清楚,把历史发展的大方向辨识清楚,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思考当前我们应当具体做些什么。文化大革命时有句话,说不能“只拉车不看路”,就是说人在行进时心里必须有大方向。在分析苏联以民族为单元发生解体、美国种族关系逐步良性整合的历史走向之后,我提出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观点。提出这个观点的主要立足点,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长远历史走向,考虑的是中国20年、50年、100年以后的发展走向与未来前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没有长远的历史预见和战略规划是不行的。

   我反对把汉族与“中华民族”画等号,反对把“汉文化”与“中华文化”画等号,21世纪我国文化发展战略主题就是建立一个包含56个民族及各文化群体(如不同宗教团体)的整体性“中华文化”。我既反对文化上的“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大民族对小民族实行“文化同化”。对历史发展前景进行思考时,我们需要前瞻性的宏观文化发展战略。但是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中,我们仍然需要面对中国社会、西部地区出现的具体现实问题,面对当地干部群众此时切身感受最迫切的各种具体问题,例如少数民族干部实际上的边缘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社会使用中的弱化和边缘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市场“狭窄化”与弱化、学校中双语教育制度和政策的调整、少数民族青年和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边缘化、民族地区的群众性宗教活动如何依法管理、贫困地区农牧民的脱贫问题、自然资源开发中的环境生态破坏、老城区的现代化改造中如何保护传统建筑文化以及各类民生问题等等,对于这些属于微观层面的问题,各级政府和知识界都必须给以高度关注,在大量深入调查研究和吸收当地少数民族精英参与讨论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而且这些方案在实施之前必须广泛征求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意见,进行多方面的协商讨论,最终予以实施。如果出现突发事件,更需要吸收当地少数干部、民众多方面的意见来妥善处理,处理意见必须得到当地大多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不深入、不细致,征求意见的范围过窄,提出的处理办法大多数民众不理解不接受,那么这些具体的社会矛盾就可能会以“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的形式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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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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