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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重构中国的民族话语体系

更新时间:2017-07-06 11:33:54
作者: 马戎  
正是全国各地多次发生的暴恐事件和上述对我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大讨论,使得中国社会各界开始关注中国的民族问题。

  

四、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民族话语”已经取代了50年代的“阶级话语”

  

   中国现今的民族关系已经无法和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后期的情形相比。50年代初,解放军迅速解放了西藏、青海、新疆等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在随后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解放军工作队发动当地各族贫苦群众推翻了压在他们身上的“三座大山”,斗倒了各族长期欺压民众的土司、王爷、农奴主、巴依老爷和宗教上层分子,把这些剥削阶级长期霸占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无偿地分给广大贫苦民众,使他们在人身、经济和思想上都真正获得解放,他们从内心拥护共产党和新政权。自50年代直至“文革”结束,中国社会包括边疆地区都以“阶级”来划分人群,社会运动和人际关系“以阶级斗争为纲”,除了极少数“地富反坏右”分子外,各族民众都是“阶级兄弟”和“革命同志”,大家都热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我在“文革”串联和牧区插队生活中都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70年代后期在对“文化大革命”中极左错误的批判中,“阶级斗争”及与之相关的认同意识被涂上负面色彩。同时“拨乱反正”时期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落实政策”工作中特别强调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开始出现某种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解读文化大革命的倾向。一些领导人讲话和随后的一些相关政策成为这一重大转折的分水岭。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人们的“民族身分”和民族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开始以很强的政治色彩凸现出来。此后,这种对于“民族”的政治认知一直延续下来,在随后的体制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人们开始以“民族利益冲突”的视角来解读社会发展和市场竞争中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经济矛盾和文化冲突。正是这一基本认同意识体系的根本性转变,改变了不同民族成员之间交往的政治基调和情感色彩。

   一个国家内部政治矛盾和社会危机的解决方案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在多党制的前提下通过全国民主选举机制实现政党轮替,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政权交替,改变国家的政治纲领和施政方针;第二种是某个政治集团以武装革命的形式通过内战夺取国家政权,推行自己的政治纲领;第三种是军队系统具有一定独立性,军队代表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以军事政变的形式推翻现政府,直接掌控政权。以上三种解决方法都会导致政权更迭,但是仍然能够保持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在经过了一个或长或短的政治调整期后,国家仍然可以恢复元气,东山再起。但是,假如一个国家在内部地域行政单元的体制设置上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形成许多“民族”的行政单元(民族共和国、民族自治区),那么这个国家一旦出现政治矛盾和社会危机,“民族”就很可能成为不同势力集团开展政治斗争的组织单元和动员工具,这一态势可能最终导致不可逆转的国家分裂。由于中国1949年后在“民族识别”和相关制度政策设计方面受到苏联体制的影响,建立了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设置了许多民族自治的行政单元,这种政治框架下的民族理论与制度建构很可能对中国的统一造成隐患。特别是当80年代后各群体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潮不断强化,使得我们对中国民族理论的反思显得尤为急迫。因此,2011年我在“21世纪的中国是否面临国家分裂的风险”一文中以苏联为参照系,分析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发生民族分裂的理论基础与机制(马戎,2011)。

   社会科学研究的推进需要研究者在实地调查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核心概念,这是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基本要求。根据自己多年的调研考察和分析思考,我试图在理论归纳的基础上提出三个核心概念:(1)中国56个“民族层面”上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2)中国社会中形成了“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3)多民族国家发生政治分裂的三个基本要素。毫无疑问,这些概念与观点的阐述是否准确,具体用词是否适当,逻辑是否无懈可击,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而且必然会接受实践的检验。

  

五、中国民族政策在未来的两种走向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设计”(national design)是个双层结构,上层是“中华民族”,下层是56个“民族”。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走了60多年。但是进入21世纪后,我们突然发现,中国现在必须在代表两种不同指导思路的两种不同的政策走向之间做出选择,这个选择将决定中华民族未来的命运。一种思路是继续延续建国以来的“民族”话语体系和基本制度政策,继续强化56个“民族”各自的政治认同和集体权益,淡化“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主张通过进一步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与强化民族优惠政策来保护少数民族的特殊政治权利和各项群体性利益。另外一个思路是在充分尊重56个“民族”各自历史记忆和传统文化的前提下逐步强化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切实落实宪法,用现代法治机制来处理各族公民之间出现的各类问题,以现代公民权利为法理基础来积极改善少数民族国民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切实提高少数民族劳动者在各行业参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程度,使他们逐步达到与汉族劳动者大致相同的竞争能力,从而在自尊和自信的基础上实现共同繁荣。

   第一种思路是建国初期构建的民族理论的延续,也是政府这些年来仍在一直推行的政策实践。支持这种思路成功实施的前提条件是那个时期实行的计划体制。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建立,近年来的客观现实已经证明,这种思路对于改善当前条件下的民族关系非但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实际效果,反而凸现和强化了各民族之间的认同差异、权利差异和利益差异,加深了民族之间的隔阂,不断弱化少数民族国民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对于一个现代公民国家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致命伤。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现实就是,近十几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绝对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在不断提高,但是一些地区的民族关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在不断持续恶化,这非常令人担忧。因此,我们必须对我国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思路、制度和政策进行反思,而且这种反思具有特殊的历史紧迫性。

   在现有的多民族社会里,我们应当如何建构一个对于“民族性”的反思体系?首先是真正地解放思想,不应当把有关“民族问题”(或种族/族群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划定为学术或政治禁区,要允许学者及社会公众来思考、研究和公开讨论相关的社会现象和理论问题,否则,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只能成为现有理论和制度政策的官方宣讲。那种动辄援引列宁、斯大林语录和领导讲话,以“两个凡是”为标准,并严重脱离现实社会问题的讨论,只能维持一些人的饭碗,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在应用性对策分析方面,都不具有正面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二,从社会中各种实际现象出发来系统分析:在一个多种族、多民族、多族群的社会里,对于中央政府和各群体而言,“种族”、“民族”、“族群”、“国家”这些概念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在民众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民族”身份究竟具有哪些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这些意义和认同意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如何产生并得以强化?

   第三,通过对各种社会现象的直接观察,进一步系统分析:目前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民族”概念(“民族”定义及相关话语)所具有的社会、政治、文化意义是促进还是阻碍各族成员之间的日常交流、相互学习与合作?这些“民族”话语是否具有多重性的复杂影响?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条件下发挥了哪些不同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制定的民族制度和至今仍在执行的各项具体政策在实际运行中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各族成员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第四,在学者和社会公众的观察与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不同的层面和领域(微观的社会现象、宏观的社会制度设计、历史经验的纵向比较与借鉴、国外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横向比较),以学者为主体开展对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涵盖对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合理性的论证,涉及对各项制度、政策实践效果的讨论,以及对以往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总结与反思。

   第五,在以上对现实社会问题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理论与社会实践的不断总结与反思,学术界和社会公众一起讨论是否需要对现有的民族理论和相关制度、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讨论需要在哪些具体领域里进行政策调整,讨论实施这些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以及具体措施、步骤和速度。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逐步把我们已经认识清楚、达成共识的观点及时付诸实践,另一方面对那些仍有争议的问题则可继续进行观察、思考和讨论。

   在以上的机制中,国家领导层、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可以逐步建立起一个关于本国“民族性”的反思体系,认识到本国“民族问题”所具有的特性及与其他国家共享的共性。一方面,我们需要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持续跟踪、观察和讨论社会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议题,在分析过程中不断地检阅、验证我们手中的理论工具和基本概念,不断地修订和丰富我们使用的话语体系。与此同时,学术界的讨论可以不断地推动政府部门去调整相关的制度与政策,改进工作思路与工作方法。同时,我国学者可以把中国经验和相关思考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逐步推动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国家与民族认同演变的特殊历程,逐步理解我国目前关于民族理论、相关制度设置与具体政策的讨论。

  

六、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关于“民族”的话语体系


   在分析和研究民族问题时,建构一套符合本国历史与现实国情而且在实践中内涵不断丰富的科学话语体系非常重要。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当年社会历史情境和后期社会实践不断加深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有关民族问题论述的理解。同时,西方国家在应对和改善种族矛盾、处理土著群体和外来移民关系方面也有几百年的社会实践和理论探索,我们应关注并努力吸取这些知识积累。中国是个保持了几千年“大一统”政治传统的多部族国家,中国历史上处理族际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关系等)的思想传统、制度方法以及相应的经验与教训是我们必须认真吸取的,我们不可能也不应当割断历史。除此之外,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南非、巴西等)思考和处理种族、族群关系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也是我们应当吸取的。如果我们能够在民族问题上真正解放思想,面对国内民族关系的现实问题时能够不断拓展我们的眼界和知识来源,以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精神为指导来开展分析与讨论,我相信中国社会一定能够建立一个健康有效的对于“民族性”的反思体系。

我提出的关于中国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提议,本意是希望在民族问题的思维模式方面为我们的国家提出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政策导向,并不是说民族关系不具有“政治”内涵,也不认为中国各“民族”之间只存在文化差异并把民族问题定义为“非政治性问题”。各族干部民众普遍关心的群体平等、政治权益、政策优惠、文化保护等议题都是具有政治意义的。我提出“去政治化”的观点,是希望把目前我国56个“民族”群体的身份和“民族”互动中带有的“政治色彩”逐步淡化,希望我国各“民族”都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与中国其他各族国民不同的、具有独立政治身份、具有特殊政治权益和享有特定政策优惠的特殊人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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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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