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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昌清:中国基础思想理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更新时间:2017-07-05 17:57:05
作者: 柳昌清  

  


   摘要:重视“务实”而轻视“求真”的短视偏向,是中国在近代落伍的最深层的原因,也是中国现代化最大、最隐蔽的障碍。马克思主义由于思路与中国的文明类型相契合,成为现代中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现在面临时代化、中国化创新的任务。要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进行第二次批判性吸收,对中国传统思想理论进行现代化甄别和提升,创建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笔者通过40多年的连续探索,初步证明基础理论创新具有可行性,并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希望这一研究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使中华文明能与西方文明并肩而立。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缺陷

  

   中国人从古至今有一个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的整体偏向,这就是重视“务实”而轻视“求真”,重视“行动”而轻视“思考”。与中国相比,印度人似乎正好相反,重视宗教的沉思而轻视在现实世界实干。在遭受列强侵略以后,中国人经过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终于将侵略者赶出国门。印度人没有这样的行动能力和勇气,但是经过深思熟虑,想到了采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居然也赢得了民族独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人凭借其勤劳能干,将国家打造成了“世界工厂”,成了制造大国。印度虽然赶不上中国,但是凭借其传统的思维上的优势,成了“软件大国”。

  

   如果说中国在知行观方面的传统比印度略胜一筹的话,那么,与西方相比,西方又略胜中国一筹。西方人既重视务实,跑遍全球,积累财富和资本;又重视求真,创立了系统的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由此,西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就捷足先登,而中国则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中国在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方面的这个偏向可以称之为短视偏向或“瘸腿”偏向(务实之“腿”长,求真之“腿”短,拖慢了文明发展的步伐)。它是中国在近代落伍的最深层的原因,也是中国现代化最大、最隐蔽的障碍。

  

   根据李约瑟等国外科学技术史专家的研究,中国在16世纪以前,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为什么在近代却落后了,败在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之所以落伍,与短视偏向有直接关系。因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果主要是实用技术,这些技术创新是依靠“务实”摸索完成的,而不是依靠科学指导发展起来的。在实用技术依赖于实践经验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科学却没有发展起来;到了技术需要依靠科学作为基础发展的近现代,中国就开始落伍。许多人都把中国在近代的落伍归结于封建制度(实际上应该是专制制度更准确)。这在一定层面是对的。但是,我们进一步要问:为什么中国能形成这么严密的专制制度?为什么专制制度没有在数百次农民起义中被另一种制度所代替?这里面的深层原因也涉及到短视偏向问题。由于“务实”而不“求真”,中国古代在社会科学的发展方面,只产生和传承下来怎样在宗法制度(西周建立)和专制制度(秦汉建立)的条件下使政治和社会更完善的政治伦理思想,却没有形成认识、批判、创新社会的社会科学。没有新制度的思想理论,就不会有大变革的社会运动。每一次农民起义最多只是推翻了一个专制王朝,新建立的则是另一个专制王朝。这样就使中国一直停留在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社会形态中不能实现变革。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使中国在近代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

  

   在经济、技术和政治都比中国落后的条件下,印度的佛教却能够被中国社会和思想理论界所接受,最后融入基础思想理论中。这是因为佛教思想比中国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求真”的有些方面走得更远,思考得更深入、更广泛,弥补了中国思想理论界因受短视意识的禁锢、没有思考到的地方和深度,促进了中国思想理论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也使中国的思想理论走向了更加消极保守的方向。

  

   人类之所以能够从动物界中分化出来,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文明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因为人类的行为越来越长期化。动物的行为只与直接生存有关。人类也要解决生存问题,但人类解决生存问题的方式是通过系统的实践活动(改造世界)和认识活动(认识世界)。人类的有些活动与直接生存的关系已经很间接,发生作用的周期已经很长,但人们还能意识到它们的作用和价值。人类的这种意识要通过民族的、文化的意识体现出来。

  

   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往往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短视性有直接关系。与生物一样,文化也存在着进化。文化进化过程中,要在整体意识上实现两次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从生存意识到实践意识的飞跃,即文化主体(某一民族、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普遍意识到,只有从事更系统、更广泛的社会实践,才能更好地解决生存问题,赋予各种实践活动以应有的意义和价值;第二次飞跃是从实践意识到认识意识的飞跃,即文化主体普遍意识到,只有更全面、更客观地认识世界,才能更好地解决实践问题,更好地改造世界,赋予各种认识活动以应有的意义和价值。

  

   并不是每一种文化都能完成这两次飞跃,特别是,并不是每一种文化在开始时都能完成这两次飞跃。有些文化长期受实践意识的束缚而上升不到认识意识的层次,有些文化则长期受生存意识的束缚——这样就会形成文化上的短视,影响文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正常发展。受实践意识束缚的文化,其文化主体并不是不从事认识活动,但是,他们在整体上把认识活动局限于与实践活动直接有关的领域,因而意识不到全面客观地认识世界的科学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受生存意识束缚的文化,其文化主体并不是不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但是,他们在整体上把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局限于与生存直接有关的范围和程度,因而造成对实践和认识的狭隘性理解。

  

   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受实践意识的束缚,印度传统文化受生存意识的束缚——由此形成这两种古代文化程度不同的短视性,导致它们不同程度的落伍。

  

   为什么会形成短视的文化意识?其中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如封闭的地理环境限制了人们的视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固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既成的风俗、习惯和制度束缚了人们的思想,等等。短视文化意识的形成往往使人们过早地把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与生存、实践直接有关的问题上,而对于与生存或实践关系比较间接的实践和认识问题不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价;并且为迎合对生存或实践问题的既定解决方式的需要,而歪曲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和规律性,作出实用主义的解释,从而形成违背科学原理的风俗、习惯、制度和观念,影响文化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短视文化具有以下几点共同特征:第一,对于社会、自然和思维的认识未达到科学的水平,未形成严密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第二,存在各种不科学、不合理的风俗、习惯、制度和观念——而且人们对此熟视无睹;第三,无法自觉地完成观念和制度的创新,陈旧过时的风俗习惯也往往难以改变。

  

   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与社会(文明)类型

  

   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西方文化上升到了认识意识的层次,形成了高扬理性的传统,给全面客观地认识世界的科学和哲学活动以较大的意义和很高的价值评价,因而促进了科学和哲学(包括社会科学和社会哲学)的发展,并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推动技术和产业不断进步,在社会科学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制度不断改革和创新,从而后来居上,在社会、文化上处于领先地位。

  

   重视认识世界的西方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会产生偏向,这就是在重视认识世界的同时忽视改造世界和人类生存的问题。但是,西方也有个别的思想家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从认识意识的层面“下沉”到实践意识和生存意识的层面来研究社会实践和人类的生存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揭露西方文明(制度和观念)的弊端。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认识意识层次“下沉”到实践意识层次,并以此为出发点,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马克思的名言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存在主义哲学则“下沉”到了生存意识的层次。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意识上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共鸣,马克思主义所吸收和总结的西方文化的认识成果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认识的不足,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及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构想,使饱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找到了一条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又能超过资本主义的新路——这是中国大多数人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基础理论的主要原因。但是,马克思主义好象一架从认识意识层次到实践意识层次的电梯,是在西方认识层次成果的基础上“下沉”到实践意识层次的。中国人可以乘着这架电梯,把自己的文化提升到认识意识的层次,从而克服短视文化意识的缺陷;如果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重视实践和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方面,仍然以实践意识去看待马克思主义、看待西方文化,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仍然以“治论”(应用理论)代替“理论”(基础理论),仍然靠领导意志决策,仍然让老百姓处于茫然无知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状态,一直维持不公平竞争和人治的局面,那么,中国文化就只能一直处在“短视文化”的层面,无法赶上西方文化(更不要说超过)。

  

   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的许多长处,如整体思维、重视群体、高度的融合创新能力等。只要能够从观念上、制度上克服其短视的根本缺陷,通过吸收其他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就一定能够使自己获得新的创造力,实现新的飞跃,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反映的同时也存在着改变、改善、改革社会现实的超越。人类早期形成的不同文明(如古希腊文明、中国夏商周文明),其社会制度和观念可能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但在社会变革时期,不同的变革思路可能导致出现与对方文明相一致的理论学说。例如,在中国先秦诸子学说中,墨家学说就与中国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不同、却与西方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相类似。墨子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的基本主张,与当时中国宗法社会的现实(等级社会,等差之爱)相去甚远,而与西方商品社会的现实(交相利)和基督教的思想(博爱)相一致。这是因为墨家改变当时社会现实的思路,走到了与古希腊社会和基督教思想相一致的思路上去了。这也能说明为什么在中国先秦诸子中,只有墨家创立了与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相类似的逻辑学——因为墨子的思维方式与古希腊主流学者相一致;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当时曾经与儒家并称为“显学”之一的墨家学说,在先秦以后却成为绝学(而儒家学说却保留了“独尊”的地位)——春秋开始的中国社会大变革起初也有向古希腊社会文明变革(打破等级制,发展商品经济)的趋向,但最终却仍然走上了中国自己的社会文明发展道路。

  

与此相同,在西方社会的大变革中,也会出现与中国社会及其发展路径相一致的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是变革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说,但其思路却走到与西方变革路径不同、而与中国变革路径相一致的路子上了。西方社会及其文明是经济主导的社会和文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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