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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治:农业社、暴乱及审判

————安徽“韩朝”案的历史与司法实践

更新时间:2017-07-01 11:20:09
作者: 黄文治  

   本文发表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4期,发表时编辑辛苦删除了不少关键性的史料分析及论述内容。

  

   【内容提要】:中共建政之初,政权合法性尚待确立之机,全国出现匪夷所思的“称王称帝”事件不下百起。作为个案“称王称帝”事件的安徽“韩朝”案,其实是许多农业社社员个体参加的、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所追求的社会变革目标甚至是回到更为小农传统理想社会的一种农民式反叛,即暴乱。该案是粮食统购统销及农业合作化实践、一贯道道首及道徒煽惑、干群矛盾与冲突、社员本身的迷信谣言及升官发财思想作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该案发生后,官方即进行剿抚并举的意识形态化应对,在官方有效的社会控制及强大的组织动员面前,该案在初始阶段即被平息。平息之后,该案作为典型反革命案例,随即进入司法实践层面,通过此案在预审、终审、宣判及执刑过程中一定程度的挖掘与描述,可见,加强党的集中领导与控制、一定程度上遵守审判程序、贯彻群众路线及考虑案犯罪恶的历史与现行关系,是建国初中共最为重要的司法实践逻辑,这种逻辑同时也体现了建国初司法发展历程的四个面向:即司法政党化、司法程序化、司法群众化及司法革命化。通过该案的研究,为此种司法逻辑实践提供一个详实的个案研究补充。

   【关键词】:安徽省;农业合作社;一贯道;韩朝太阳;暴乱;司法实践

   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是建国初中共领导下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头子。

   安徽省建国初大概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镇反运动,第一次是1950年11月到1953年底的镇反运动,第二次是1955年6月到1956年底的镇反运动。[1] 第一次镇反运动,全省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10164人,依法处决32876人,第二次镇反运动,全省共逮捕反革命分子35620人,依法处决572人。[2] 两次大规模镇反运动结束之后,反革命活动又有抬头之势。于是,1957年,又以保卫政治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名义,以阶级斗争与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打击地、富、反、坏分子的斗争。如此,从1949年3月到1958年12月,整个九年的镇反运动中,安徽省共打击各类分子496114人,这包括处决34616人,关押209333人,管制126081人,劳教13609人,戴回地、富、反帽子112505人。[3] 毫无疑问,安徽省这场以巩固新政权为中心任务的镇反运动,轰烈有余,极大地震慑了各种反革命势力,对于新政权恢复秩序、强化控制、体现权威、发展经济等追求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即便如此,在两次高压镇反运动之后的1957年春,安徽省肥西、舒城与六安三县交界的龙潭、柏林、袁店及孔家桥地区,却发生了“韩朝”案。[4] 该案在安徽省镇反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曾作为典型反革命案件进行处理与宣传。该案被平息之后,官方通过逮捕、预审及终审等法律程序,最终将此案定性为“以韩必贤、程千云为首的,以反动道会门为主要组织形式的‘韩朝’反革命暴乱事件”[5]。如此定性,源于该案是韩必贤、程千云为首组织,并且有部分一贯道道首及道徒和个别原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参与,其目标是为夺取并建立一个秘密政权。

   至今学界也未很好地从学术角度对诸如此类事件进行梳理与研究,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很自然会追问:“韩朝”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暴乱分子成员、职别及地域联络网是怎么样形成的?该案发生的缘由是什么?官方采取怎样的政治智慧进行应对的?从乡村社会治安历史角度如何解读其政策影响?司法又是如何介入该案的?介入过程中体现怎样的司法实践逻辑?等等。本文将从新发现的档案资料、口述访谈资料及地方志、地方文史资料中,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与研究,从而对推展中国农村社会治安历史的研究与认识提供一个详实的案例。

   一、“韩朝”案史实钩沉

   “韩朝”案,又称为“韩朝”暴动案、“韩朝太阳”暴动案、龙潭暴动事件、龙潭暴动案等, 其特殊性即在于建国初农业社社员突破对基层社干、政权的“激化抗争”行为,而走向组织化,集中规模反叛国家政权并“称王称帝”。此案平息多年之后,官方文本上曾有几处略化记载,分别载于公安类史志及地方县志上,但官方志书所记也只是将“韩朝”案史实作简要附记,不是过于泛意识形态化,就是留有太多错漏。[6]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老先生在其研究“大跃进”前后安徽省的社会控制的文章中,对“韩朝”案亦有小段引语,虽无意识形态化色彩,但仍然留有太多错漏。[7]

    实际上,关于“韩朝”案的来龙去脉,有两部分资料值得重视。一部分是当时的军区系统、省府系统、公安系统及司法系统留有大量的文书档案资料,这些文书档案形成时间越靠后,离真相越接近,内容亦更完整。另一部分是笔者曾走访该案最直接相关的最后两位还健在的已近耄耋之年的当事人--韩同海、董思文老人,获得颇多口述访谈资料,由于历史经历不同,两位老人的口述访谈资料聚焦重心亦不同,韩同海老人的口述访谈资料偏重于聚焦该案的暴动过程,而董思文老人的口述访谈资料偏重于聚焦该案的司法实践。

   论文此部分将在前人附记基础上,结合笔者文献调查所获得的原始档案材料,进行档案材料与档案材料及档案材料与地方志、地方文史资料、口述访谈资料之间的“比勘”、“互证”研究,重新对此案史实作进一步钩沉、梳理与厘定。

   事件的起因还是要从该案首犯韩必贤叙起,韩必贤系舒城县柏林乡下湾村韩小庄人,富农,农业社社员。1955年初韩患塞淋病,寻桂家楼巫婆毛广芝为他治疗。韩问:“我今后能否做皇帝?”巫婆答:“你有福气,是天上二公子下凡,今后要做皇帝”。从此,韩即烧香求神,装疯买傻,制造谣言,声称自己有帝王之相,自封“大韩朝皇帝”。陆堰埂一贯道分坛主谢申余与韩家有亲戚关系,他伙同汤家院一贯道总坛主孙继堂等人,又推波助澜,谣言声称“天子是出在韩姓”。顿时,“韩必贤要当皇帝”的妖言魔语,在一贯道徒中即传开,这更助长韩想当皇帝的野心。在韩的诱骗之下,当地一些农业社社员参加了韩的阴谋活动,不久即吸收社员等46人,其中包括孔桥庄的钱怀其、钱信玉等。韩等多次密会,封官选将,封有“元帅”、“宰相”、“大臣”、“驸马”、“预备皇帝”、“娘娘”等,只缺“军师”无人充任。1957年2月22日,肥西县龙潭乡新丰农业社程家庄程千云在钱坏其、钱信玉鼓动下为牟取所谓“军师”职位,于夜间偷窃农民骡马各一匹,编造“夜得宝马,将来保朝”谣言。程对韩吹嘘自己“会算”,“闭眼能见日月星斗”,“有师傅青峰老道撑腰,山里有六十万人马可供使用”,“愿保其登基坐朝”。韩当即封程为“军师”,请程“出山保朝”。程家父子(包括程正凤、程千聪、程千宣、程千云)亦更加积极,并先后发展欧家岗程千得、程千福等人。随后,韩、程等频繁接触,密谋扩大人马,制定暴乱计划,定“国号”为“韩朝太阳”,妄称:“共产党的旗是五角星,太阳一出来,星就不见了。” 由于韩必贤早就装疯,说自己要做皇帝,要亲戚朋友替他“保朝”。当地基层社队干部认为韩是疯子,也听之任之。3月19日,韩必贤召集程千云、程千得、钱怀其以及韩家父子叔侄等十多人在钱怀其家再次密会,定于31日在程家集中,烧香盟誓即开始行动,他们企图先杀乡、社干部,烧大社房屋,再打桃溪、舒城,后攻合肥,然后打到北京去,登上金銮殿。3月31日下午7时,龙潭乡新丰农业社主任唐光元、副大队长程千业及肥西县公安局侦查员张必义3人第三次(第一次去被程千云用扁担撵走,第二次去适逢程千云不在家)到程家调查骡马被盗案件。程家正聚集党羽社员饮酒烧香,策划暴动。唐以为是一般迷信活动,没有在意,便说明来意。程家父子误以为阴谋败露,遂各持扁担、大刀、榔头凶器向来人砍杀,当场砍死程千业,砍伤唐光元,张必义撤离并逃出。此时,程家父子纠集龙潭乡孔桥庄钱怀年、钱信玉、严大才、钱怀申等八人星夜赶往舒城县柏林乡韩小庄与韩必贤会合。4月1日晨,程千云制作“韩朝太阳”旗一面,随后连同韩家父子、叔侄等13人(包括韩必贤、韩同巧、韩同湖、韩同台、韩同高、韩同元、程正凤、程千聪、程千宣、程千云、钱怀年、钱信玉、韩同江,严大才、钱怀申临阵脱逃),扛旗持械,公开暴乱,并向肥西县回窜,沿途宣传鼓动“跟我们干,有吃有喝,不要粮票和油票”。舒城县公安局方股长闻讯后,当即带领干事、民警共5人前往制止,至肥西县廖家渡与暴乱分子相遇,周围群众亦纷纷上来,大喊“捉住土匪”,暴乱分子无视公安人员的警告,蜂拥而上,砍死副班长罗四弟、警士陶方余,砍伤警士周走科、农业社主任周茂生,夺去卡宾枪2支,汤姆枪1支,步枪1支,子弹50余发,继续向肥西县方向窜去。暴乱分子窜至至龙潭乡袁家店地区,抢劫了青年供销社,抢去供销社球鞋6双、电灯6支、香烟10条,折款80.06元,并割断芦光农业社电话线,路过新塘街时,又将龙潭乡团支部书记赵启好砍伤,抢枪1支。窜至孔家桥地区,散发所抢健康牌香烟,引诱、裹挟社员30余人,不少在“刀枪不入”符水作用下,参与暴乱。当日下午4时,省公安厅派出的公安部队赶至孔家桥地区,配合肥西、舒城两县公安人员及民兵将暴乱分子包围,令其放下武器。韩程一伙不仅置若罔闻,反而摇旗呐喊,蜂拥而上,又将民警张国胜砍伤致死,抢走手枪1支,子弹70余发。此时,公安人员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暴乱分子4人,其他暴乱分子随即溃散,逃至舒城县戴家垱地区,化整为零,向山区分散逃窜、游击。这时,安徽省军区内卫42团两个排亦赶到孔家桥地区,与围剿的公安人员和公安部队紧追不舍,4月4日,遂将逃窜的19名暴乱分子全部捕获,程千云自杀,缴获凶器及相关暴乱物件。数日后肥西县公安局通过预审,又捕获潜藏的暴乱分子15人,投案自首11人,暴乱遂平息。[8]

   上述所言“韩朝”案发生的历史逻辑与过程,乃笔者根据档案材料中呈现的历史信息整理得来。之后,笔者曾就该案发生的历史过程,采访过该案直接相关的韩同海老人。韩同海是韩必贤的二子,也是该案暴动过程的亲历者,他所谈内容与档案中呈现的历史过程大同小异,但也有一些细节方面的补充。其一,韩必贤为何想当皇帝并组织、参与暴动?他说,是受到毛广芝与程千云的忽悠与鼓动。其二,3月31日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3月31日晚,程家父子一同八人杀完社队干部后,拿着大刀、榔头及铁锹等暴动武器来到韩必贤家会合,刚开始韩家人多表示迟疑,但程家老大程千聪,手持利刀,威逼韩家老小,韩家人不得已才喝下黑色符水,随即参与暴动。不过,韩必贤的兄长韩必法及韩必贤二子韩同海并未参与暴动,当时韩必法偷向舒城县公安局报告,韩必贤的二子韩同海则偷跑并躲在河沟里。其三,档案资料中记载的严大才、钱怀申脱逃情况如何?他说,严大才、钱怀申虽在韩小庄临阵脱逃,其实并未逃脱,真正逃脱估计在折回肥西的路上。其四,暴乱分子暴动时抢枪后如何处理这些枪支?他说,他们是一帮农民社员,根本不会使用与修理卡兵抢、汤姆枪等连发机枪,造成的伤亡并不大,反之,则不堪设想。[9]

   “韩朝”案发生之后,官方参加此次平息暴乱的干部计70余人,省军区42团及专区、县民警140余人(民兵群众未统计)。在此事件中,牺牲干部、民警4人(社干1人,民警3人),打伤干部、战士、民警7人(干部3人、战士2人、民警2人),被夺去卡兵抢、汤姆枪、步枪共6支,子弹120余发,暴乱平息后,才全部缴回。[10]该案至此结束,随后即进入官方善后与司法实践层面。

   二、“韩朝”案成员、职别及地域联络网

其一、“韩朝”案发生后,安徽省委、省军区、省公安厅、六安地委、三县县委及公安政法系统都高度重视。1957年4月1日到4日追捕过程中,安徽省军区部队、省公安民警和舒城、肥西、六安三县干部及万余群众民兵分别控制交通要道,清查户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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