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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现代三圣——梁漱溟、熊十力与马一浮

更新时间:2017-06-29 19:39:22
作者: 郭齐勇 (进入专栏)  
干部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梁先生就发牢骚了。梁先生那时候是中央政府政务委员会的委员,他就公然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要试一试毛泽东的雅量”。毛主席就很不高兴,说“我就不给你这个雅量”。毛主席当时也不够冷静,后来就出现了“廷争面折”的场面。毛主席说,你想再发言,我问问在场的政务委员们,你们说要不要他再发言?同意他再发言的举手!(谁敢举手呢?)毛主席就说,你看,都不同意你再发言。因为有1953年“廷争面折”这件事情,梁先生从此就销声匿迹。这样也好,所以1957年梁先生没有被打成右派,周总理把他保护起来,他作为政协委员可以在全国政协领薪水,保证生活来源,维持家用,不说话。一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他参加政协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的政治学习,梁先生这个人又“不甘寂寞”了,他又发言了,他说:“人家一定要我发言,我不发言还不行,那我就说,你们可以批林,但是不可以批孔。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世界文化的伟人,怎么可以批孔呢?”后来大家都围攻他,说:“梁漱溟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面对这个场面,梁先生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用孔子的话来回击当时的政治氛围。由此可见梁先生这个人的刚骨,他弱小的身躯却有着这么强大的精神能量,可见儒家精神不死!梁先生于1974年写了《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文章,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林彪与孔子相提并论,为刘少奇、彭德怀鸣冤叫屈。他是具有这样一种气象的人物。梁先生其实是一个学者,他主要研究文化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当然他的哲学与他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熊十力先生(1885-1968)与梁先生一样,早年也参加过辛亥革命,他投入到新军里面,在陆军特别小学堂里读书。湖北黄冈熊子真先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很聪明,从没有受过任何旧式与新式教育,只读过半年私塾,要说文化程度,比梁先生低得多。熊十力生长在贫瘠乡间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为人牧牛。13-14岁时,他的父母相继病亡。日后他只是在父亲的朋友何柽木先生处读了半年乡塾。他学了半年,难耐约束,后来就跑了。16-17岁时游学乡间,完全靠自学。不久,他与同县何自新、浠水王汉共游江汉,受到维新派影响,读孟子、王船山、顾亭林书,发奋立志,要和豪杰们一起,共图天下之事。所以他后来就考上了新军,当上了“学兵”。1905年,熊十力由行伍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为学兵,宣传革命,联络同人。次年春,熊加入日知会,并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主持该社的革命活动,这比辛亥革命提前了五六年时间。由于熊十力在军学界图谋举事,奔走甚力,再加上1906年左右批评过鄂军首领张彪,遂被张彪所通缉,幸为友人掩护,秘密出逃。武昌起义成功后,熊十力回到武昌,曾任湖北都督府参谋。他和很多友人一起吟诗作画,讨论志向,他写的两句话就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里用的是佛陀的手印。民国元年,参与编辑日知会志。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曾去江西德安耕读、教书。1917-1918年间,曾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

   后来他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看到早期的国民党已经有一些腐败的现象,“革命成功,走狗当道……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军阀官僚贪鄙、淫侈、残忍、猜妒、诈骗、卑屈、苟且、伪善,党祸至烈,士习偷靡,民生凋敝,人道灭绝,痛惜“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慨叹“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转折。他曾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熊十力早年就有佛学的“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意识,他以此自学成才,特别有天赋,有悟性。

   熊十力先生是一个怪才,后来他在他的老师欧阳竟无先生那里学佛,学习唯识学,后来融会儒释,背弃了欧阳竟无先生的教育,批评佛教唯识学,创立了融会儒佛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佛学界对他有不少批评。

   他在北大讲课,或与友人交谈,谈到重要的地方,往往情不自禁,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据说有一次张东荪先生听他的课,也被他拍过巴掌。他的学生们都不敢坐第一排,怕被他拍巴掌。有的人躲在最后一排,他就从最后一排拍起。朋友们与他谈话,也不敢靠近他。我听他的弟子任继愈先生讲,熊十力先生讲课声振堂宇,声音很高,老远就听到他上课。他就是这样一个性情中的人。文学家、北大教授冯文炳(废名)先生是黄梅人,是大同乡,属晚辈。冯文炳先生抗战期间就在黄梅,他研究佛法。我们知道黄梅禅是很有渊源的。冯先生觉得熊先生讲的佛学没有忠实于佛学本旨,两个人常常辩论起来,甚至扭打成一团。熊先生有一次坐马桶,废名来了,一个人坐在马桶上,一个人就在旁边站着,两个人谈佛学,就争论起来了,争着争着就打到一起去了。过两天,两人又和好如初。这是他们的子弟告诉我的奇闻轶事。

   抗战时期,熊十力入川,到后方去了,颠沛流离,生活拮据。他凭着对国家、民族和传统文化执著的爱,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把他的哲学系统化起来。熊氏哲学体系之充实、发展、完善并在国内哲学界产生一定影响,亦是在抗战期间。抗战末期出版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是他的思想成熟、体系完成的标志。

   孔子被拘囚于匡地时,心地坦然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当公伯寮向季孙进谗,毁谤子路时,夫子坦然地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孔子基于上天不会丧掉华夏斯文的信念,自觉身系斯文之传的使命,一身担华夏文化之安危,是文化托命之人。中国文化的这些伟人,像“三圣”、陈寅恪先生等人,都是这样的文化托命之人。熊十力先生30年代在北平居住时,曾自题堂联:“道之将废矣,文不在兹乎?”熊先生以“上天将斯文属余”的气魄承担着中华文化的慧命。这是我们介绍的熊先生。

   马一浮先生(1883-1967)是一位大名士,大隐者,大儒,理学大师,也是著名的诗人、书法家。他早年到美、德、日游学,据说第一部《资本论》(德文版)就是他带回中国的。他是绍兴人,长年隐居在杭州。以前蔡元培校长请他到北大去任教,他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八个字回绝。因为《礼记》里面有这么几个字,“古语来学,未闻往教”,意思就是,你想要学习,就到我这里来吧,我不主动去你那儿教你。他不肯出山讲学,但是在特殊的年代也有变通。抗战军兴,他才出山讲学,他随浙大迁移到后方,先后到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讲学,讲学的内容后来编成《泰和会语》、《宜山会语》,从江西、广西后来迁徙到四川。1939年,马先生到四川乐山办复性书院,有《复性书院讲录》六卷。马先生认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有很多丰富的宝藏,可以统摄到今天包括西学在内的一切学术。马先生的儒释道学养特别深厚,佛学造诣颇深,对宋明理学也有精湛的研究。

   抗战时在后方,蒋介石以抗战领袖的身份,常常接见一些学者去谈话,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等都分别去见过蒋。据说这都是陈布雷安排的。我曾在贺麟先生家亲耳听贺先生对我说过,蒋委员长会见他们这些哲学、人文学教授之前,他一定要先看这个人撰写或翻译的书,在上面圈圈点点,见面时还针对著作问一两个问题。像他接谈冯友兰先生之前,看过冯友兰先生的书;接谈贺麟先生之前,看过贺麟先生翻译的《黑格尔学述》。大概是陈布雷的安排,蒋介石也接见过马一浮先生。我们知道,马先生这样的大名士,他们是以“帝王师”的身份见蒋的。过去,君主面对他们不能“南面而坐”,过去给帝王侍讲都是东西向坐,不能南北向坐。马先生见蒋是在抗战初,办复性书院之前。特别有意思的是,据说马见蒋时讲两个字:一个是“诚”,一个是“恕”。他希望蒋“恕以接人,诚以开务,以国家复兴为怀,以万民忧乐为念”,强调“诚即为内圣外王之始基”。据说蒋对这种劝诫甚为不快,因为蒋觉得“诚”“恕”这样的话是我对部下讲的。所以事后,友人问马先生对蒋的印象,马的评价很有趣,他说蒋“英武过人而器宇褊狭,缺乏博大气象”,他说蒋“举止过庄重,杂有矫糅”。他评价蒋是“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比之古人,不过是刘裕、陈霸先之流人物”。这个评价是很确当的。大家都知道,刘裕是南朝宋齐梁陈的宋的建立者,即宋武帝,虽代晋称帝,但没有统一中原。陈霸先是南朝陈的建立者,即陈武帝。这两个王朝都是短命王朝,都没有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业。大概从心胸、气度和霸业上看,蒋不过是宋武帝、陈武帝之类人物。马先生会看相啊,后来的历史果然验证了马先生的判断。

                         

   二、三先生的交遊

   1919年,熊十力先生执教于天津南开学校,教国文。这年暑假之前,熊先生写信给当时任北京大学特约讲师的梁漱溟先生,大意是说: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元”字也可以读“玄”,探讨的是佛学)我已经拜读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谈。梁先生1916年发表的《究元决疑论》的第三部分,对熊先生1913年在《庸言》上发表的《健庵随笔》批评佛学“了尽空无,使人流荡失守,未能解缚,先自逾闲,其害不可胜言”等提出批评,认为熊氏不了解佛学的真义恰恰是使人精神有所依归,不致流荡失守。当然,熊先生对佛学的批评也有他的道理,如果我们不把佛学作为解脱之道的智慧,只是用来顶礼膜拜的话,是不对的,比如现在很多人到寺院里烧头香,佛祖也不会保佑你升官发财,更不会保佑你做坏事。熊先生本来也是这个意思,当然,熊先生当时对佛学还没有登堂入室。所以暑假期间,他们两人相约在广济寺相会探讨佛学。熊先生由天津南开到北平回湖北度假,借居广济寺内,与梁先生讨论佛学。两人一见面就畅谈起来,但因看法相左,均未能说服对方。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这次会面决定了这两位学者一生的交谊,此后梁熊二先生交游了近半个世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个人相互支撑,也相互抬杠。梁先生此时劝熊先生好好研究佛学,参究佛理。

   梁漱溟二十四岁发表的《究元决疑论》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他到北京大学担任讲席,也是缘于此文。经范静生先生的介绍,梁携带此文去拜访蔡元培校长。蔡先生看了此文,非常赏识,便与文科学长陈独秀相商,聘梁讲印度哲学。1917年10月,梁氏就任北大教席,就任特约讲师时即向蔡元培申明:“我此来除了替释迦、孔子发挥以外,更不作旁的事。”意思就是,这次你们请我到北大来讲课,我就是来替释迦牟尼佛和孔子说话的,除此之外我不做别的事情。1919年,梁先生的《印度哲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他的《唯识述义》(第一册)由北大出版部出版。1920年暑假,梁先生赴南京访学支那内学院(以前是金陵刻经处),求教于欧阳竟无大师(杨文会先生弟子),并介绍熊十力先生入院求学。金陵刻经处一边刻书,一边有很多人在那儿学习,像章太炎先生、唐君毅先生父子等等都是欧阳大师门下的弟子。暑假过后,熊先生没有再去南开教书,而是由德安去南京内学院学习佛法。从1920年秋至1922年秋冬之交,熊先生一直在欧阳竟无先生门下学习佛法,特别是唯识学。唯识学有很多细密的心理分析,它有种子说,有四分八识之说,八识是眼、耳、鼻、舌、身、意、末那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种子识……关于佛经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大体知道熊先生是由梁先生介绍到欧阳竟无先生那里学习佛法的。这两年的学习是熊先生最重要的学历。

  1922年秋,在北京大学讲授佛教唯识学的梁漱溟先生顾虑自己学养不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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