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虞崇胜 何路社:实现反特权腐败关键在全面治本

——从全面从严治党的视角解析

更新时间:2017-06-29 18:55:05
作者: 虞崇胜 (进入专栏)   何路社  
建立健全执行督查机制,明确督查主体和职责,保证具体规则出台后有机构、有人监督落实,违者严格追究敢于较真、碰硬,一般就大致能管用。但对于深层隐蔽性的特权腐败行为,则由于其发现取证十分复杂繁琐困难,特别是再加上特权腐败分子各种关系网的保护,甚至他们联手起来进行反抗、抵抗,所以,有关具体规则实施的可操作性弱、难;除非遇到“千载难逢”的特殊偶然情形,否则,查处时的交易成本极大,甚至有时办案经费超过了案子金额。具体规则只有消极、被动利益因素的行为反向激励方式,其的动力不足,效率不高,往往对深层隐蔽性的特权腐败行为难以奏效,操作者的能力或精力以及道德性等稍有差欠,便可能“功亏一篑”。

  

   何况规则反腐存在以下悖论,亨廷顿曾指出,在一个腐败成风的社会里,采用严厉的反腐败举措反而可能增加腐败的机会,因为反腐败机构强化了的权力会加大被滥用、收买的风险。如明代宣宗时监察御史权力极大,苏州知府况锺即对明宣宗说,御史与地方官见面,本有一定的礼仪,但近来违反礼仪的事经常发生。各府的知府有的自知庸碌、低劣、贪暴,害怕被弹劾,在接见御史时,谄谀跪拜,甘受辱骂。而奉公守法的知府,不肯阿谀屈从御史,御史便作威作福,吹毛求疵,使得贤良不安于位。十八大以后,随着中纪委巡视工作的权威增强,现实中竟出现了冒牌的“中纪委巡视专员”,其在一部反腐题材电影座谈会上的发言,还冠冕堂皇地登上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主流媒体《检察日报》。?【6】谁来监督“监督权力的权力”?怕还是只有通过人民的选择权来最终制约权力,才能解开这个“死结”。而且反对特权腐败,浅层暴露性的与深层隐蔽性的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着,必须两者的治理都整体同时有效才真正可行。否则,必然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从长远根本看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所以,用具体规则反特权腐败,尽管公众看得见的特权腐败行为得到某些遏制,若既有权力运行宏观制度从整体上说具有负能量的积极、主动利益激励机制,只要这种造成以往浅层暴露性的与深层隐蔽性的特权腐败行为的权力运行宏观制度环境不变,权力者特权腐败行为就还是会转向天知地知见不得人的方面去。相反,一种科学公平的权力运行宏观制度,具有正能量的积极、主动利益激励机制,即使在现有社会风气下面临阻力与困难,甚至有风险,但只要一旦建立起来,就必然对浅层暴露性的与深层隐蔽性的特权腐败两者的治理都整体同时有效,并最终也一定能因此而改变社会风气。

  

   比如,针对我国公款大吃大喝问题,有人对重典寄以厚望,以为严刑峻法才是灵丹妙药,实则大谬不然。“严刑重典”惩治公款吃喝之风是治标不治本,根本的问题是权力运行的制度和规则。权力腐败是个整体,公款大吃大喝只不过是权力腐败冰山一角,仅治理此,从长远看不太乐观。尽管公款吃请之风如今得到明显遏制,但更可能或更担心的则恐怕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要权力运行的制度和规则不变,权力的腐败值就是一个常数,不廉政减少的同时,不勤政则会增加。当前,不仅对政治效率危害更大的懒政怠政消极腐败行为明显增加,而且相对应的积极腐败行为之方式手段则朝更加隐蔽巧妙的方向发展,其被暴露的几率变小,出现了查处的难度变大等新情况、新问题。目前,就已经出现了不少这类案例,预计今后还会有更多更典型的这类案例不断产生。

  

   曾有西方学者研究得出,因为腐败会增加官员收入,从而提高官员的激励(Leff,1964);而反腐败则会减少官员的收入,从而降低他们的努力水平(Aidt,2003)。但这其中还有一个必要前提是,他们缺乏正常合理的激励机制,而权力道德化下正是这种情形,即权力道德化下的反腐败会使政治效率降低。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李琛收集了2011-2014年各省的经济增长和反腐败数据,以各省每年GDP的增长率来度量经济增长,以各省当年查处的副厅级以上贪官度量反腐败力度,结果发现各省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反腐败力度是负相关的。【7】总之,只要权力道德化这一根源没有消除,尽管不廉政的积极性腐败会向减少变化,但在政治效率上却不会得到明显提高。若非从改革宏观权力运行制度上治本,确立起一种权力优越、制约和竞争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新权力配置架构,从长远根本而不是暂时表面、全部整体而不是某些局部来看,不勤政的消极性腐败程度不会变小,仍然会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继续发展,这是一种十分令人担忧的趋势,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二)必须高度重视对不勤政的消极性腐败以及侵犯群众利益之类积极特权的治理

  

   反特权腐败具体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权力者行为的“负面清单”。其正如人们常说法律(正式规则)所不禁止的就是自由的,只受道德(非正式规则)的软约束。这种权力者行为“负面清单”,不仅存在对深层隐蔽性的特权腐败行为难以凑效的问题,对不勤政不作为之类消极腐败以及“合法伤害权”(吴思,2001)之类积极特权(权力优越越位)则更是鞭长莫及。且与积极腐败和消极特权相比,其在现实中更为普遍常见,对社会的危害也更为恶劣严重。如权力缺位不作为,即是黑社会或黑恶势力产生的重要原因。消极腐败还与积极腐败密切联系,正是它制造了权力寻租的社会环境气候,于中极易滋生公权力私用的各种特权腐败行为。因为若公众处处时时得不到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务,则时时处处都埋下了权力寻租的种子与诱惑,令权力者和非权力者都“无可奈何”。

  

   以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找个熟人,寻些门路,拉点关系,哪里还办得成事?如常常是这样的情形:国人生活中存在大量求人的事,生老病死都要求人,生育了生得好要求人,患病了治得好要求人,上学了学得好要求人,毕业了找工作要求人,工作了想调动要求人,晋级了想升迁要求人,最后到死了想去好也要求人,不一而足。若为了捍卫道德和尊严不从俗,你的事就可能办不成,甚至会碰得头破血流。所以,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月7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段话:“过去讲‘有理走遍天下’,现在有理的也到处找人。这从另一角度说明,老百姓要办点事多么不易,不打点打点,不融通融通,不意思意思,就办不成事!这种现象一定要扭转过来!”【8】

  

   其实,相对基层老百姓来说,权力者不作为更为普遍,危害也更加巨大,影响还更加恶劣、更加直接。如危害公众的食品安全问题:地沟油充斥全国中小餐馆,工业盐冒充食盐,含硫酸铝钾的泡打粉制作包子,甲醛浸泡毛肚,硫磺熏烤辣椒……总之,各种各样的劣质有害有毒食品,还有食品生产中千奇百怪的造假等,出现这些极大地损害着中国公众利益甚至身体健康的现象,各级政府及质量技术监督、工商管理部门的不作为难辞其咎。尽管公共传媒多年来一直向公众传授着识别假劣的本领,但要让普通民众在购买吃、穿、用的每一件商品上都具有专家般的鉴别能力,简直就是奢望,也是何其的可悲。

  

   不久前,笔者实地考察了一中部省份某县后,发现反腐败给社会究竟带来哪些变化应实实在在体验一下老百姓的生活:是上学不难了?还是看病不难了?或者说找工作不难了?现在不求人那件事能办痛快了?贫富差距、环境污染、权力腐败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吗?除开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现象有所明显改变外,在其它方面,如民生保障、市场秩序、生态环境、医疗卫生、三农问题、社会治安、食品安全等上,形势依然严峻。党政机关公务人员仍普遍“游手好闲”,工作轻松惬意,甚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部分领导及干部还开始暗地里私下产生某些不满。如中央国家机关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监督检查工作会议即指出,存在“对改进作风的要求明里不反对,心里不认同,甚至因纪律收紧而抱怨为官不易,思想有抵触”的情况。【9】

  

   强力反腐下绝大多数官员虽不敢再顶风作案,但你无法通过这一方式驱使官员勤政。似乎应考虑提高官员的基础待遇,待遇太低连体面尊严都困难,何来的工作积极性?说实在点,他们就没有为民请命的激情。如给纪检部门人员多增加待遇和精神上的支持力度,让他们不惧怕各种压力和恐吓。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腐败是有所收敛了,但工作也不做了,到处推诿扯皮。如果反腐败不能促进官员勤政,民众依然会怨声载道。虽然中央上面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但是,老百姓并没有看到基层的政府和官员对于老百姓的态度有什么改变,老百姓解决问题仍然很难。究其原因,还是官员的升降去留与老百姓一点关系没有,仍然是由上级领导决定的缘故。只有选举,才能把官员和人民群众制度性、利益性地密切联系起来。如果以后各地官员的升降去留由老百姓直接投票决定的话,官员的作风和权威便会明显改善。

  

   当下的反腐败治标实践与笔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两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及建议如出一辙,但这正是我们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察觉发现并开始走出来的权力道德化死胡同。【10】其实际效果与人民的期盼还相差很远,便不足为奇。在老百姓看来,听到的、看到的种种腐败现象照样存在和大大小小的许多贪官还在逍遥法外,官员作风也没见有什么根本改变!苍蝇至多只是现在不公开飞,改成暗地爬而已。地方基层的干部认为,天高皇帝远中央管不到他们,还在不断的伤害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使老百姓的反腐败获得感大打折扣。

  

   (三)反特权腐败必须解决政治效率问题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有的腐败存量非常大,特别是地方基层腐败面更广,苍蝇蚊子数量庞大,就连小办事员都要吃黑钱,不通过优化宏观权力运行制度来解决政治效率问题,怎么打击得过来?所以,仍有不少存量腐败者还很得势,在相互包庇与掩护。这些人不敢公开抵制中央,只是行为更加隐蔽。消极怠工属于政治社会学里的“软抵抗”范畴,是力量相对弱的一方最常用、代价较小的反抗手段。现行政治治理体制下,中国的官员尽管在中央面前,是相对弱的一方,“软抵抗”才是他们最方便的武器。但在民众面前,官员却是相对强的一方,从来霸气得很。

  

   比如,中共历史上1951年年底发动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当时中共刚取得全国政权,掌控了大量的新资源后,马上就面临着大批干部迅速贪污腐败的情况,“三反”于是成为不得不下的猛药。可惜它是非常短命的,只操作到1952年1月下旬就突然转移目标了,从主要打击党内的腐败分子,变成主要打击党外的“剥削阶级分子”。【11】此中极为深刻的个中缘由归结为一点即是,新政权的运作,靠的是各级干部。当时我们党刚刚执政经验不足,还没有找到一种和平建设时期能使干部既廉政又勤政的正确途径。

  

   现在中央轰轰烈烈的打虎现象值得人们思考!为什么只有中纪委在全力以赴、风风火火?地方纪委却大部分按兵不动或装模作样!市级以下的反腐是死水微澜,偶有涟漪荡漾。尽管反腐败电视报纸上轰轰烈烈,人们身边却安安静静。地方基层反腐败轻飘飘,几乎是走过场。其实,能够让老百姓最直接感受到的是基层干部,基层才是离广大人民群众最近的。基层群众急盼反腐向县乡村延伸,必须从宏观制度层面上形成对各级纪委履行职责的激励与监督,防止打虎拍蝇者变成老虎苍蝇。

  

所以,瞅着苍蝇蚊子们种种耀武扬威的情形,群众心里那个痛啊、恨啊和无语无奈。而地方基层纪委书记,多沦为附庸于一把手的闲职,缺乏打“苍蝇”、“蚊子”、“老鼠”的动力、胆略和本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490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