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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泉: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是“劣质民主”吗:中华民国早期政治实践

更新时间:2017-06-24 00:36:02
作者: 严泉 (进入专栏)  
所获致的唯一成果,也是省宪的制定。”“省宪运动的潮流,可谓激荡全国。”在联省自治运动的影响下,1923年民国正式宪法也采用联邦制度。

   作为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与经济安排、规则、制度的市民社会,其雏形开始出现。这意味着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力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是政治权力聚散的另一个突出表现。

   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基础。晚清自强运动以来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被打破,北洋政府对官办、官商合办的工业、金融业、交通等企业失去控制能力,中国经济从1911年开始进入自由市场经济的黄金时代,“20世纪10、20年代之交,中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一时期是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期。一直处于不发达状态的资本主义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才得到蓬勃发展的。”从1912年到1927年的16年中,中国历年所设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总数约达1984家,创办资本总额约为45895.5万元。无论就创办企业家数或创办资本总额而言,后16年都超过了前72年(1840-1911年)的一倍以上。同时官办企业的资本额逐年下降,商办企业投资成为主体。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1912开始的8年里工业年增长率达到13.8%。

   与此同时,城市资产阶级、现代知识阶层等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出现,社会政治影响日益扩大。从晚清以来,绅商阶层继续成为民国初年城市资产阶级的主体。1912年全国加入商会的商号有19.6万个,商会会员有20万人。46到了20年代,工商资产阶级构成发生变化,工业、金融业领域的新兴企业家开始发挥主导作用,“随着士绅集团的衰落,资产阶级就成了在城市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的力量。”新式学生的数量增长非常迅速。从1872年中国正式派遣留学生留洋,至1911年为止,各省派遣留学生约3320人,加上自费留学,共有数万人。国内新式学堂学生数量更多。民国教育部统计,1911年全国各类学生达2933387人,1914年为3643206人,1916年高达4034893人。工商业者、教育家、律师、新闻记者等中产阶级迅速兴起,“他们构成了一个与传统社会士大夫全然不同的社会阶层。”现代精英阶层的社会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在民初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中,受过国内外新式教育的比例将近90%,议员、教育界人士超80%。51第一届国会议员新式教育比例超过80%,其中教育、议员、新闻、工商、律师等职业阶层议员所占比例超过总数一半。即使是保守色彩浓厚的第二届国会,议员中新式教育的比例也不低。在一些地方省议会中,商人等新兴阶层也占有绝对多数,居于支配地位,商会会长兼任地方议会议长也不鲜见。中产阶级的出现,对民国初年的民主转型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大众传媒的发展亦相当迅速。与晚清及后来的国民政府时期比较,北京政府对言论自由的管制相当宽松,严格的新闻管制只是短暂地实行于袁世凯两年多的威权统治时期。新闻媒体的社会影响也迅速扩大,全国邮递报纸的投递数1912年已经达到3716万份,1915年为3922万份,到1924年已经达到13746万份。551912年、1913年分别新增报刊150种、180种,是历年来(1900-1928年)最高。报刊总数在1913年达到487种。1912年8月广州出版日报24种,内地重庆、成都两地,日报竟也分别有6、7种。一些商会也自办报刊,借以表达自身利益的诉求,比较有影响力的有上海的《银行周报》(1917年)、《上海总商会月报》(1921年)、北京的《银行月刊》(1921年)、汉口的《银行杂志》(1923年)等。五四时期,政治思想评论和学术自由遍地开花,新闻界更是呈现出百家争鸣的自由景观。

   不受国家权力监护下的自由结社组织的出现,是市民社会在最低限度上的含义。58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各地商会在这一时期也充满了活力。“由于商会对地区事务的经济支持,所以也赢得了人们更多的尊重。并且商会积极参与地方事务,成为地方政治中主要的参与者。”1912年,全国共有华商商会794个,1919年已经增至1238个,其中总商会55个。此外,经济协会、拓植协会、中国实业研究会、中国实业会等实业团体其他一些社会经济组织也应运而生。据不完全统计,1912年创立的各种实业团体就有40多个,遍及西北、华东、东北等省区。与晚清时期的商会一样,这些实业团体也成为公共领域的重要内容,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而公共领域的发展正是市民社会的重要基础。

   当然,社会经济团体只是市民团体的一部分,大量政党、政治组织的风起云涌更值得特别关注。从1911年10月到1913年4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先后成立的党、社,加上少量1911年10月前成立在民国初年继续活动的团体,共计386个,其中政党与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社团271个。这些政治社团基本上集中在大中城市,其中上海、北京两地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与世界各国政党发展均在大城市的特点相似。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形成了“政党林立时代”。教育会、律师会、报界联合会、各种学会纷纷出现,数量在1912年以后不断增加。从1915-1924年,学会呈指数增长,成立的学会超过400个。1912-1921年江苏省南京、苏州、淞沪三地的政论、公事社团总数分别为319、245、208,共752个,加上1912-1919年各县结社641个,总数达1403个。

   不难看出,在1915-1927年这十二年间,“中国的市民社会在政治衰败与军阀混战的背景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军阀主义毫无疑问对中国社会产生消极作用,对现代化工业的发展也很少有贡献,但是它并没有阻碍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条约口岸的发展。贸易和工业继续增长,学校与大学的数量持续增长,杂志和报纸的发行数量也节节上升。”

   民国早期的市民社会,“虽然它还存在一些致命的弱点,但从本质上说,它已成为制约国家权力,制衡国家政权的社会实体的胚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自由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快速成型,传统的强势国家、弱势社会的政治权力格局,受到了短暂而有力的冲击。日益自由化的政治社会环境对政治转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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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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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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