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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海定:作为法律权利的学术自由权

更新时间:2006-07-25 01:39:22
作者: 谢海定  

  而且这些语词相互之间也存在语义重叠以及并非处于同一逻辑层次的情况。不过,如同对任何其他概念的解释一样,“学术活动”一词也只有相对的确定性,随着学术本身的发展和社会整体环境的变化,作为学术自由权之客体的“学术活动”概念的含义也将在人们的认识中发生转移。[29]

  从现有相关讨论文献来看,学术活动一般可从总体上分为学术研究、学术成果的发表、讲学、学习等,相应地,也就存在学术研究自由、学术成果发表的自由、讲学自由以及学习自由等权利。[30]在学术实践中,上述活动是否具有学术性质,不仅涉及人们对学术特征的一般认识,也涉及人们关于学术内在品质的信念,甚至,如果从学术自由的理念出发,法律不应该对何谓“学术”概念加以界定,因为对自由的学术来说,法律的界定即是对此种自由的一种外部干预。[31]但是,当涉及法律上的考量,如判断一个活动是否属于学术活动从而决定是否应该受到法律保护时,则不得不为“学术”概念设定一定的识别标准。[32]不过,鉴于任何从外部介入的学术定义在本质上都毕竟与学术自由权的理念相违背,法律对学术标准的设定只能限于学术的一些外在特征,如研究手段方法、研究计划的选择与安排是否符合学术界一般所认可的规范,而不能对学术的观点、思想和研究目的加以规定和审查。

  “所谓‘研究’,意味着‘方法上批判的追求新的认识’,或以自然和社会之所有素材为对象的‘新的学术认识方法之探究、或真理之方法论上的考量、或学术判断的证明’。”[33]理论上说,研究自由权的主体可以是任何自然人。当自然人以集体的方式共同参与某项研究时,虽然可能存在一个独立于自然人的研究实体,但是具体的研究活动仍然由每个成员进行,对该项研究的干预实际上是对每个成员或其中部分成员研究自由权的干预。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排斥学习自由的法律制度也并非完全排除了学生的学术自由权。从内容上说,研究自由既包括主体从事研究活动不受国家、组织和其他个人的干预的权利,也包括要求国家提供积极保障措施以防止和排除社会组织和其他个人侵犯研究自由,以及要求国家对公共政策、法律等关系国民生活的重要课题、关系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研究项目等提供适当物质资源保障的权利;[34]既包括自由选择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的权利,也包括按照科学的一般准则进行调查、实验的权利;[35]既包括正在从事的研究活动不受干预的权利,也包括拒绝承担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所强行交付的研究课题的权利。

  从学术活动类型上说,尽管发表研究成果可以被看作是研究活动的延伸,但两者并不具有包含关系,而是相互独立的。研究成果的发表通常包括出版著作、论文,提交研究报告,编辑内部研究资料文集等。其中,发表的渠道既包括在正式出版物、内部出版物、研究资料文集等刊物、著作中刊载,也包括在网络媒体上发表、传播以及在学术会议中宣讲、交流。学术成果发表的自由权,在主体方面与研究自由权大致相同,但是研究活动主体可能通过研究合同的规定,在研究开始阶段即自愿舍弃相关成果的发表权。在内容方面,学术成果的发表自由主要是指学术成果的所有人可以自由选择发表与不发表、以何种方式发表、在何种媒体上发表,甚至包括自己创办报刊、出版、网络媒体进行发表的权利,[36]而国家、社会组织和他人不得禁止特定成果的发表,同时,国家有义务提供一个开放的、自由的出版、发表环境,不得对学术成果进行事前或者事后的政治、宗教审查。[37]

  讲学自由是指以讲学为主要目的的传授知识的自由。讲学活动的范围,一般包括高等教育机构内的课堂讲解、讨论、作业、实习、用于教学目的的实验等,课堂教案、教材、教具的使用也包括在讲学概念之中;高等教育机构之外的机关、组织或个人群体邀请学术界人士就某方面的问题进行学术演讲的活动,也可算作讲学的范围。[38]讲学自由的权利主体一般限于附有教学职能的学术人员。当然,非学术人员(如国家机关公务员、律师)在被邀请从事长期的兼职教学或临时的学术演讲时,也可成为讲学自由权的主体。在多数国家,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机构中的正常教学活动通常被认为不受讲学自由的保护,但这种情况正在变化。有学者认为,包括讲学自由在内的整个学术自由,是一种公共理想,是所有人的权利,至于讲学自由,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领域里,同样应该得到保护,而且现实中这些它们所得到的保护过于薄弱。[39]例如,在许多国家或地区,政府强制要求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机构的教师讲授某些特定课程,或者禁止讲授某些课程。

  学习自由作为学术自由的一部分,早在中世纪的大学自治传统中就已经存在。19世纪学术自由概念在德国正式形成时期,洪堡等教育学家大多承认并强调学习自由。1967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发布《学生的权利和自由联合声明》(Joint Statement on Rights and Freedoms of Students)强调了学习自由权利。世界大学会社《利马宣言》第9条规定:“高等教育的学生均享有学习的自由,此种自由包括从可选课程中选择学习领域的权利以及其所取得的知识和学历得到官方认可的权利。高等教育机构应该以满足学生的专业需求和渴望为目标,国家应该为学生提供追求其学业的充分资源。”[40]与讲学自由权相似,学习自由的权利主体一般也限于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随着社会发展,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也有成为学习自由权主体的趋势。由于教与学在某些方面正好对立,学习自由和讲学自由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都有许多冲突。其中,有些冲突可以通过互相尊重予以缓解甚至化解,例如,一般认为讲学自由包括对教学内容、形式、方法、时间的自主选择,不受学生意见左右,而学习自由包括学生对自己所选课程、所学领域以及学习方法等方面的自主权,如果各方相互尊重,则此种冲突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有些冲突则难以协调,例如,教师对学生成绩的评定、学位的授予等,此种情况下,宜采用尊重讲学自由为主导原则同时给予学生以正当程序的权利作为补充。

  2.学术思想、观点的形成和表述及其自由

  从逻辑上说,学术活动不可避免地涉及学术思想、观点的形成和表达,而学术思想、观点也必定要通过学术活动形成和表达出来,这乃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但是,由于法律关系的构造,尤其是作为法律关系之客体的事物乃是由人的有限理性来把握的,从学术自由权的客体角度来说,二者又可能被视为不同的事物,特别是当涉及法律对学术自由权的实际保护时,两者的区别就可能明显表现出来。例如,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注意到,美国大学教授协会1915年的《原则声明》实际上把宗教的机构建制排除在大学之外,“因为至少在一个特定问题上,它们不接受研究自由的原则”。[41]费什据此认为,学术自由只是保护学术活动的自由而不保护学术思想、观点的自由,就如言论自由只是保护说的权利却不及于说的内容一样。但是,如果学术自由权仅仅保护学术活动的自由而不保护学术思想、观点的自由——“你可以随便研究、到处讲学,但你只能按照我的观点去做这些事情”——或者相反,只保护学术思想、观点的自由而不保护学术活动的自由——“我不反对你持有任何思想和观点的权利,但你不能将它们表现出来”——学术自由权的实质性意义都将消失殆尽。 学术思想、观点的自由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任何人不能因为其所坚持的或表达的学术思想和观点,而造成其被解聘、罚款、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法定权利等直接的利益损失,但其他人以学术论辩方式对其思想和观点进行攻击、批判从而导致其名誉或地位的损失,则是允许的;第二,任何人不能被强迫接受某种特定的思想和观点,国家的意识形态灌输、宗教机构的教义灌输、商业利益所要求的为特定观点的辩护等等,均与学术思想、观点的自由相违背,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均无权要求学术人员在研究之初接受某个既定结论。但是,此两层含义均以思想和观点的表达为限,以思想、观点为基础实施的实践行为,不受学术自由权的保护。下面以Adler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he City of New York(1952)一案为例,[42]说明二者的界限。

  纽约市属公立学校教师Adler等人,因参与颠覆性组织,遭纽约市教育委员会依照《纽约公务员法》解雇。该法规定,为以非法手段颠覆政府作辩护,或隶属于具有此等目的之组织的教师或其他政府雇员,得将其从公立学校中剥夺资格并予以解雇。原告Adler等人主张该法违宪,案件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Douglas)和布莱克(Black)发表少数派意见认为,纽约市公务员法所确立的学术审查制度的“最大威胁,是必然引起对学术自由的恣意破坏”,“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只要那儿充满着猜疑,并且由于担心他们的工作而抑制了这些学者,那儿就不可能有自由思维之运作”,“这个刺探和监视的系统以及其伴随着的报告和审判,是不可能和学术自由携手并进的。它形成标准化的思想而非真理的追求”,“如果我们支持这个法律,我们便忘却了第一修正案所给予的这些教训”。而以大法官明顿(Minton)为主的多数派意见则认为,该法并未违宪,故支持原法院判决。

  以上述提供的材料为限,该案判决中的两种意见其实并非完全对立。道格拉斯和布莱克法官所强调的,只是政府不能插手学术领域的工作,不能运用政治权力对学术工作进行刺探和审查。而案件的核心应该是“为以非法手段颠覆政府作辩护”和“隶属于具有此等目的之组织”究竟是否属于学术领域范围之内。笔者以为,“为……作辩护”仍然属于学术思想和观点的范畴,而“隶属于具有颠覆政府目的之组织”则已经涉及具体的实践行为;如果政府对前者进行审查,必将导致政府对学术领域的干预,而对后者进行审查,则完全可以不涉及学术领域的工作。因此,Adler等人参与颠覆性组织的行为不应该受到学术自由权的保障。至于“隶属于具有颠覆政府目的之组织”是否就应该被解聘,则属于另一个问题,即:是否因为一个人在一个方面犯错误或违法犯罪,就可以剥夺其在他方面的权利?或者,是否因为一个人有错误或违法犯罪行为,就丧失了学术自由权利?

  3.学术职业自由和职业安全的保障

  《利马宣言》第5条规定:“所有社会成员均享有不受阻碍地进入学术团体的同等权利。以能力为基础,任何人均有权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作为学生、教师、研究人员、工人或管理人员而成为学术团体的一部分。旨在促进学术团体中处于不利条件的成员获享事实平等的临时性措施,不能被视为具有歧视性,但当机会和待遇的平等目标实现时,这些措施不能延续。所有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应保证提供教师和研究人员得以稳定、安全地被聘用的体制。学术团体的任何成员,在未经学术团体内部民主选举的机构进行正当听证的情况下,均不得被解聘。”[43]《堪培拉宣言》第8条规定:“知识团体中的教学和研究成员享有长期聘任的安全保障。除非基于与其学术职业相冲突的重大错误、过失或者被证明专业不合格,不得将他们解聘或调离。基于本条而实施的解聘或调离的惩罚,其实施应遵照知识团体内民主选举机构进行正当听证的程序。”[44]这些规定所保障的,主要是学术职业的自由。

  学术职业自由,主要是选择从事学术职业、成为学术职业人员的自由和职业安全受到保障的权利。[45]选择从事学术职业、成为学术职业者的自由,既包括《利马宣言》第5条所规定的“任何人基于其学术方面的能力,均享有不受任何歧视地进入学术机构作为学术团体之一部分”的权利,也包括任何人可以组织、创设某种学术团体或机构从而开展学术活动的权利;后者常常表现为学术结社、私人办学以及创办学术类杂志、报纸、出版机构或者网络媒体的权利。学术职业安全得受保障,则主要指学术职业者不因其职业外因素而被解聘的权利。在西方,该权利常体现于“学术长期聘任制度”(academic tenure)中。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1915年的《原则声明》是较早规定“学术长期聘任制度”的文本。《声明》中建议:“每个学术机构都应该明确其各种职位的任命条件;教授和副教授,以及达到十年服务期的讲师以上的所有职位,聘期都应该是永久的;在那些按照法律规定合同期不能超过限定期限的公立大学中,管理机构应该公开声明其各种职位予以重新任命的条件,这些声明尽管不具有法律上强制执行的效力,但应被视为具有道德上的约束力;对于任何学术职位的大学教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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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刊载时版式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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