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谢海定:作为法律权利的学术自由权

更新时间:2006-07-25 01:39:22
作者: 谢海定  

  ”阿富汗1987年宪法第58条:“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公民有从事科学、技术和艺术活动的自由。”在非洲,乌干达宪法第26条第1款:“非经本人同意,不得妨害任何人民言论的自由,亦即任何人民主张接受任何意见,接受或附和任何思想及知识而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通讯不受干涉的自由。”肯尼亚1963年宪法第23条第1款:“除其本人同意者外,任何人均不得被妨碍享受其表达的自由,即不受干涉而持有任何意见的自由、不受干涉而接受思想与知识的自由、不受干涉而传达思想与知识的自由及不受干涉的通信自由。”埃及宪法第49条:“国家保证公民的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自由,并给予鼓励。”索马里1960年宪法第35条第3款:“教学的自由受法律保障。”[14]另外,还有许多国家的宪法尽管没有使用“学术自由”、“教学、科研自由”的语词,但是其关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条款逻辑地包含了学术自由的某些重要方面。例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在1957年被最高法院认定为包含了对学术自由权的确认和保障。

  在国际人权法领域,《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第1款:“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第3款:“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必不可少的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利和义务宣言》、《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等国际人权法文件中有关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意见自由等的规定,也涉及到学术自由的一些方面。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框架下,《教师地位规约》、《科学研究者地位规约》均涉及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问题。此外,在世界大学会社、国际大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国际大学教授和学者联合会以及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还诞生了许多直接针对学术自由的宣言、声明,例如:《学术自由和高等教育机构自治宣言》(Lima,1988)、《欧洲大学宪章》(Bologna,1988)、《学术自由和学术社会责任宣言》(Dar Es Salaam,1988)、《知性自由和社会责任宣言》(Kampala,1990)、《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声明》(Sinaia,1992)、《学术自由波兹南宣言》(Poznan,1993)、《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社会责任宣言》(1998)等等。

  在实行判例法的国家,除制定法外,很多有关学术自由的判例也成为学术自由权的法律根据。美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四、学术自由权的构成

  

  (一)学术自由权的主体

  关于学术自由权的主体,学术界至今仍存有一定程度的争论。有学者认为,学术自由权的享有者主要限于大学及其教师,在某些国家,还包括大学生;另有学者提出,学术自由权是与所有国民皆受保障的公民自由相同性质的权利;甚至有学者提出,学术自由权属于人权,具有超越公民权的特质。

  产生此种分歧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1)学术自由权的最初起源与大学联系在一起,尽管如利奥塔所言,与过去相比,学术规范、学术组织机制以及大学的功能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5]但至少迄今为止,大学仍然是学术活动的主要场所和组织者,大学及其成员很容易被当作学术自由权的主体,至于大学外的社会成员是否享有学术自由权的问题则意见纷纭;(2)在某些国家,作为学术自由权之法律根据的宪法规定,在语词表述方面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从而导致在进行宪法解释时,既有学者追溯学术自由权诞生时的学术自由观念,也有学者根据社会发展及学术活动领域的变化作出新的解释;(3)学术自由权自19世纪至今,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是此种发展是就整体而言的,不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发展形态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国家根据其国内及国际学术活动已经超出大学或高等教育机构的范围,对学术自由权的解释进行了扩展,而在有的国家,则由于大学仍然垄断了学术活动的资源,学术自由权也就仍然只限于大学范围内;(4)对学术自由权的关注和研究,既有大学的成员,也有大学外的人,而且关注和研究学术自由权的角度,也既有以大学研究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学,也有以公民权利和人权为着眼点的法学和哲学;而不同的研究主体、不同的研究角度往往侧重于学术自由权的不同方面。

  1849年法兰克福宪法草案及1850的普鲁士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权的规定,基本属于对学术自由权的“个别保障”,学术自由权属于“仅限于大学社会才有的一种特权自由”,“当时,‘学术与教授自由’被解为大致上是与‘大学的自由’(akademiche freiheit)同义”。[16]此种关于学术自由权主体的理解,在20世纪的大多数国家宪法中被扩展,从宪法条文的语词运用来说,不少国家宪法明文规定了学术自由权属于全体国民。[17]例如:我国宪法第4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韩国宪法第19条第1款:“国民有学术及艺术之自由”;朝鲜宪法第60条:“公民有科学及文学艺术活动的自由”;阿富汗宪法第58条:“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公民有从事科学,技术和艺术活动的自由”等等。此外,阿根廷宪法第14条规定,“凡本国境内的居民,均享有学术研究及讲演的自由”,[18]此规定实际上蕴含了学术自由权有超越公民身份的特质。当然,大多数国家宪法条文的用语仍然类似于1850年普鲁士宪法的规定——“学术及其教学是自由的”,或者以“国家保障学术、教学的自由”的语词表述形式,但按照语词逻辑分析,这类表述的关键词是“学术活动”、“自由”,亦即只要属于学术活动的范围,其自由即受到保障,而不论学术活动究竟是由大学里的成员进行还是由其他社会成员或公民从事。日本宪法学者在解释日本宪法第23条关于学术自由的规定时指出:“大学无疑是学术研究的中心机关。但此并非意味,由于大学的研究者系‘精挑细选者’,故学术自由系‘精挑细选者’的研究活动、教授自由。因为此种理解,违反保障‘所有人’人权的日本宪法之基本原理。学术自由所保障的,并非是仅限于大学才有的一种特权自由,而是任何人皆有的学术活动自由。从而,学术自由系与一般的自由、市民的自由同性质。”[19]

  由于学术自由权的发生与大学密切相关,而且中世纪的大学自治是塑造学术自由概念的重要传统资源之一,学术自由权自诞生时起,即包含了作为整体的大学的学术自由。在Sweezy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承认了大学享有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其学术自由权的保护:“提供一种有益于思考、实验和创新的环境与氛围,是大学的职责。在这种环境里,大学的‘四项基本自由’——基于学术自主决定谁来教、教什么、怎样教以及谁获允来学——得以盛行。”[20]

  德国是“学术自由的故乡”,大学自治可谓是德国学术自由概念的一部分。有学者指出,在德国,“属于(大学)自治事项者包括:全体教师的构成、学术及非学术工作人员的聘任、学期学生计划的制定、考试的举行等,而教授资格(Habilitation)的授予及剥夺、博士学位授予权(Promotionsrecht)、教师的补选权(Kooptationsrecht)、学习形态(Studiengestaltung)以及对学生之惩戒权皆属于大学自治之范围亦无争论”。[21]

  当然,大学只是学术机构之一种。学者们在论及学术自由权的主体时,常常在整体上将学术自由权分为个人的学术自由(Individual Academic Freedom)和机构的学术自由(Institutional Academic Freedom)。[22]以此来看,大学的学术自由只是机构的学术自由之一类。[23]在日本,研究自由及研究结果发表自由的权利主体包括个人、大学以及大学之外的其他组织、机构,此被视为通说。“通说认为学问研究自由和研究结果发表自由,其权利主体不限于以学问为职业者,而是包括所有的国民;同时亦不限于在大学,而是无论在其他学校或私人地位进行的学问研究,举凡一切的学问研究之自由均受保障。此外,在多数人结合成团体而共同研究之情形,由于一团体之研究活动应该是由该团体之构成员的研究活动所结合而成的,因此其团体本身亦应解释为受学问自由之保障。至于法人,则因为学问自由不仅是一种内面的精神活动,同时也包括表现的活动;并且日本宪法第3章之基本人权在性质上可能之范围内,亦适用于内国法人,所以,内国法人亦可作为学问研究自由及研究结果发表自由之主体。”[24]

  但是,个人和机构、组织同时作为学术自由权的主体并非没有矛盾和冲突。在学术实践中,个人的学术自由权常常受到来自其所在学术机构在“机构自治”名义下的限制或侵害。因此,确立调协两种学术自由权的原则显得极为重要。对此,有学者认为需要对机构的学术自由权作出界定和限制:对学术机构而言,“‘学术自由’术语应该被限制为,为保障大学发挥其独特功能而为必要的权利,尤其是为了客观的学问和教学之类的目标”,“那些不尊重教授之学术自由权的大学……不应该享有机构自治的权利。这一限制……可以减轻对学术机构的自由可能导致这些机构以知性传统的名义侵犯教授之学术自由的恐惧”。[25]该种观点的重要性在于,尽管学术自由权的主体包括了大学等在内的学术机构,但是,从根本上说,学术自由权是一项公民权利或人权,学术机构的自治权利/自由权是公民权或人权的引申、派生,是为了更好保障个人的学术自由权,是个人学术自由权实现的一条途径或一种方式,而不是个人学术自由权的对立物。

  (二)学术自由权的客体和内容

  一般地说,一事物成为法律权利的客体,[26]至少必须满足四个条件:(1)该事物是有价值的,即能够满足主体的需要、欲求。不能满足主体之需要、欲求的事物,不可能构成利益的对象,也就无所谓通过法律明确其正当性;(2)该事物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稀缺的。“稀缺”可以是绝对量上的不足,但形成法律权利之客体的事物稀缺更可能是表现于特定时间、空间、场景中的相对稀缺。供呼吸的空气一般不存在稀缺问题,但是当由于大气污染造成正常质量的空气稀缺时,它就可能成为法律规制的对象,成为权利、义务的客体;(3)最终成为法律权利客体的事物,仅仅限于被人们的认识/理性所把握了的事物,而且,仅仅限于该事物被人们的认识/理性所把握了的那些部分。就任何既定的历史时段来说,人类的理性都是有限的,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只是局部的、片面的。权利、义务以及法律都主要是人类理性活动的产物。随着对某一事物理性认识的提高,该事物可能成为法律权利的客体,或者该事物的那些曾经不被认识的方面,会逐渐在法律规制及法律关系中得到体现;[27](4)满足上述条件的事物,只有在被法律明示或默示地确认为权利指涉的对象后,才成为法律权利的客体。

  权利的内容是对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之间关系的表述,即权利主体以何种合法的、有约束力的方式及于客体,或者说,是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以何种方式“相遇”可被认为合法、有效力的问题。因此,一般来说,在权利存在的规范结构中,权利内容的展开既可以权利主体为线索也可以权利客体为线索,但是无论以哪一个为主线,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另一个。 就学术自由权而言,其客体主要有三类:(1)从事学术活动的行为,具体包括学术研究、学术成果的发表、学术交流、教学、学习以及这些行为的辅助行为或派生行为(例如学术机构中日常生活的管理、学术课题申报和评审中的纯事务性工作等);(2)学术观点、思想,形成和表述这些观点、思想的方法,以及这些观点、思想和方法的载体(如书籍、论文、言论);(3)与学术活动不可分离的资源,如接近学术机构的机会、学术职位的占有和维持、开展学术活动所需要的适当场所、学术成果发表的途径、学术交流的渠道等。

  1.学术活动及其自由

  学术活动是学术自由权最为常见的客体。《学术自由和高等教育机构自治利马宣言》对“学术自由”概念所下的定义是:“‘学术自由’指学术团体(academic community)的成员,个人地或集体地,通过调查、研究、讨论、文献整理、发表成果、创作、讲学、演讲、著述等方式追求、发展和传播知识的自由。”[28]就语词使用来说,此中的调查、研究、讨论、文献整理、发表成果、创作、讲学、演讲、著述等等,并没有穷尽学术活动的范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476.html
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刊载时版式有改动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