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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月军:锻造激情的木偶──论“红卫兵”的政治社会化

更新时间:2006-07-25 01:37:58
作者: 李月军  

  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它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13]”

  第五,当时教师的政治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直接影响着“红卫兵”一代的政治社会化。从代际的政治文化特征来看,当时的教师属于“顺从的一代”,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为主流政治文化驯服,并将其价值观内化于心。他们基本上缺乏思想道德上的独立,在社会和经济方面也无法独立,他们把主流政治文化的霸权视为当然,因此教师作为一个群体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灌输和控制机制的一部份。“学校中政教合一,几乎所有教师都是政治辅导员。[14]”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积累的政治经验和学会的行为准则决定了他们与学生之间政治文化代际传承的特点。由于学校的高度政治化为教师增加了一层代表当局的政治教化者的“光彩”,学生们一般对教师存在着敬畏与顺从心理,而教师则体验到行使权力的权威快感。青少年对权威的认知和子民型人格模式就在这一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这还影响到学生们对所在班集体的态度。

  第六,“政治挂帅”的学生评价机制对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有深刻的影响。由于学校对学生的评价关系到学生的未来前途,“政治挂帅”的评价机制就引导着学生们在校期间力求政治“表现”。对普通家庭或“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而言,一旦校方在其档案里留下“不良”评语,他或她几乎永远也不可能有为自己“辩护”和“纠错”的机会。有的学生档案被班主任写上这样的评语“此人对党和社会主义有不满情绪,建议大学不予录取[15]”。学校和教师往往利用学生评价机制和对本人保密的档案制度迫使学生顺从主流政治文化的要求。

  

  三、同辈群体的活动产生“革命崇拜”和单一的政治认同

  

  政治文化是被一定群体共享的,其群族性对它的传播与维持有重要影响。在“红卫兵”一代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同辈人群体的作用也很明显。“红卫兵”的同辈群体主要有班集体、阶级家庭背景相似的伙伴们、学校中的“政治学习小组”、少先队、共青团等。组织建制内成形的同辈群体具有制度化、正式化特征,其活动也受到教师、管理者的干涉和指导。[16]

  “红卫兵”的同辈群体之间的行为和特征相似性及其频密接触交往为互相认同、形成共同政治文化提供了重要条件。1960年代初期,一些学校中的学生自发地组成“学毛著小组”,这种形式的同辈影响使学生为了取得同伴的认同而自发地把日常行为纳入“革命化”的轨道。在北京市的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四中等干部子女集中的学校,干部子女群体政治信息灵通,具有相近的政治观念、对“接班人”这一集体角色的高度认同感,他们常聚在一起讨论政治形势和感想,从而形成了彼此之间的政治认同感与从属感等。后来“红卫兵”从这些学生里发源显然与此有关。此外,许多学生还自发地组织群体性的“向往革命”之类的活动,如编演歌颂“革命”的文艺节目、参观革命“圣地”、举办“革命”的纪念性集会、“重走长征路”、模仿毛泽东等领袖的行为等。这些活动本身具有凝聚同伴、产生群体认同、造成观念一致化等效果,并通过再现“革命”历史来形成共同回忆和政治认知,并排除或中止异质的记忆。面临群体压力,学生们有很强的从众心理,通过相互模仿、唤醒、感染等形式,“从有意操演的回忆和复活原型的活动中得到有价值的思想[17]”,从而使个体与同辈群体贴得更近,群体的政治文化也得到传播与强化。“革命”就是这样在同伴的自发活动中被进一步神化的,而“革命干部”子弟借此机会也在同辈群体中树立起以“政治优势”为基础的权威地位。后来“红卫兵”组织及其头目的形成与“文革”前干部子弟的自发性群体活动有密切关系。

  

  四、社会政治环境对青少年的全面压力

  

  人们的政治记忆与文化的形成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红卫兵”一代生活在封闭且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环境里,日常生活已经严重泛政治化。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使青少年的头脑高度简单化,他们几乎接触不到多少与政治宣传无关的信息。这样,本来就十分单纯的青年一代更不容易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思考,结果造就了政治上盲从轻信的一代。“文革”前,在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强制性控制与引导下,社会舆论完全政治化,“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家之言,它不受干扰地向下流,从不中断[18]”。青少年本来就缺乏足够的独立识别和判断力,很容易成为接受大众传媒传播内容的“容器”。在“政治挂帅”的高压下,他们就更没有别的选择了。同时,学生们在课外所能接触到的主流文学作品基本上是政治宣传品,如《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欧阳海之歌》、政治抒情诗《雷锋之歌》等。青少年被置于无法自我选择的文化空间里,主流政治文化就通过业余阅读悄无声息地注入青少年的心田,驯化了整整一代人。

  同时,当局还要求他们参与各种政治和道德教化运动,以此作为政治训练的场所。在这些活动中,不是养成学生们独立的政治人格,而是把他们当作“思想改造”和“政治受训”的对象,培养他们对政治体制和领袖权威的顺从与依附。例如,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指出,如此安排之目的是“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和锻炼,提高社会觉悟,进行世界观的改造[19]”。据不完全统计,到1965年底,全国有395所高等学校的22万余名师生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起,在少数高等学校和140余所全日制中学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进而开始部署面向学校的“社教运动”[20].这些政治运动对“红卫兵”一代政治文化的形成有很深的影响。在“红卫兵”一代的各项社会技能中,参加政治运动、从事政治动员成了他们的“拿手好戏”,这种在社会环境中有组织的政治训练等于是为他们完成了“文革”的“预备役”演炼。

  

  五、青少年心理对“红卫兵”一代政治社会化的影响

  

  “文革”前的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人格尚未形成的成长期,此时他们的自我意识不断加强,渴望得到成人的认同,容易受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爱慕虚荣,不仅具有浪漫情怀而且更渴望献身正义,充满激情却又极易走向极端,富有理想却分不清梦幻与现实,有独立反叛的倾向又极易模仿和盲从冲动。当时那些“革命化”宣传训练最容易征服的就是具有上述青少年心理特征的人群。他们的心灵犹如一张被风吹动而又等待着色的白纸,“文革”前那具有强烈色彩特征的、在高压下实施的政治训练和教化,那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与理想主义、革命化、阶级斗争的政治教育,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他们政治价值观和思维模式的领地,几乎没留下一点空余的地方。“影响每一代的集体记忆的主要是他们相对年轻的时期的生活经历[21].”属于这一代的卜大华回忆道:“对内‘四清’,对外反修防修,这一切都对我们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1964年提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更使我们激动不已,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空前高涨,报纸上和社会上所开展的一切讨论都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政治”、“接班人”、“修正主义”、“红色江山”、“阶级斗争”等等词汇、观念、概念、理论,“与我们这些十七八的学生的青春期一起,融进了我们的头脑和血液,迎着我们一张张洞开的饥渴的精神大门,走进了我们的灵魂。……当毛泽东把他的思想化入社会的伦理,他的思想不仅仅再是某种理论,而且成了千千万万青年做人的道德标准”。政治运动“将无条件服从革命利益的清教徒式的极端生活方式推及整个社会。而我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了青年时代[22]”。

  政治社会化一旦完成,青年人初步形成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就有了惯性,他们会在人生相当长的时期里按照这一观念和思维定势来认知政治社会现实。除非受到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或外来异质政治文化的冲击,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的这种观念和思维定势是难以改变的。尽管这样的观念和思维定势实际上常常经不起逻辑上的挑战,但它既然已内化在青少年的头脑中,而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又决定了他们一旦相信了这些价值观就习惯于受其支配,所以“革命神圣”之类的观念和思维定势就具备了无与伦比的“精神原子弹”那样的力量。“文革”时期有不少红卫兵到江西省井冈山参观过革命圣地。后来有人这样回忆道:一农家父女为他们做了顿当年慰劳红军的红米饭,南瓜汤,还特意为我们多加了几个咸鱼干。那一餐饭香极了。那时,我们从来没有想过,革命成功30多年了,为什么老区人民还那么贫困?革命给了他们什么?那是个可以怀疑一切的时代,你可以怀疑某人是反革命,可以怀疑某人对革命不忠诚,唯独不能怀疑伟大领袖以及他们所领导的革命。一丝怀疑的念头也不能有,更不用说喊出口。[23]

  

  六、余论

  

  在“红卫兵”一代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他们的长辈、学校和同辈群体都把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信息以聚焦、辐射包围的方式传递到他们身上,生硬地塑造着他们的政治认知、政治心理、政治评价标准与政治价值取向,使其政治文化的内容趋同、结构单调畸形。这些政治社会化方式的酝酿、发展及其影响过程充分渗透着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的上层主导政治文化,其目的是强行改造青少年学生的政治文化观念。从青少年的角度来看,他们相近的心理文化特征和所处的社会与群体环境,都使他们面对强大而霸道的主流政治文化只能吸取而不能排斥,这就强化了主流政治文化对他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从这两方面看,与其他世代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相比,“红卫兵”一代的政治社会化具有鲜明的强制性、社会性、快速性、持续性、特殊双向性(即一方面是主流政治文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传输,另一方面则是青少年对强制性传输的主流政治文化表现出极大的认同与亲合)。“红卫兵”一代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就是这样塑造了这代人的行为和心理特征。

  青少年学生的心理与人格特征远未定型,他们本不应该在以成人为主的社会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在“文革”初期,年青幼稚而又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被塑造成充满“革命狂热”的“红卫兵”一代,却被利用来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文革”前的政治社会化把具有动员性、革命性、二元对立性等特征的政治文化内化到他们的意识之中,为他们设定了所谓的“革命接班人”的社会政治角色定位,刺激了他们原有的对成人角色的渴望感,更强化了他们的政治优越感和责任感;阶级斗争教育使他们对“革命”有无比的向往甚至崇拜感;动员型政治文化刺激了“红卫兵”的反叛意识、张扬个性的心理及表演欲,唤醒了他们在权威体制造成的压抑感下的独立意识萌动;主流政治文化制造的政治危机感、焦虑感与仇恨意识也被内化到青少年学生中,变成了他们的心理渴求;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则满足放大了他们的偶像崇拜需要。动员型政治文化与“红卫兵”一代青少年心理的相互激荡、积累,把作为微观个体的“红卫兵”联合成一个同质群体,使“红卫兵”们产生了体认社会政治现实的一种共享激进政治情绪,进而将之投入到“文革”这场社会政治运动中去。

  “文革”爆发后,学校、教师、上级等外在约束和管控消失了,各级权力中心出现纷争与缝隙,“阶级敌人”又被制造出来,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通过政治社会化积累起来的阶级斗争、对立仇恨、对革命的渴望、权威体制造成的压抑等如同长期埋藏在地底的岩浆突然找到了喷发口,“红卫兵”冲上了毛泽东搭起来的“文革”大舞台,被推到了社会政治运动的前沿和中心。他们的社会政治中心的角色其实只是表面上的,是政治权力意志支配的结果,“红卫兵”终究只是拱卫“元帅”的“士兵”,只不过是在政治高层权力政见纷争的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激情“木偶”。本该处于社会政治边缘的青少年突然被置放在社会政治运动的中心,一度以“毛主席的革命小将”的身份充当了只有成年人政治权威才能扮演的角色,这导致了“红卫兵”在文化和社会政治角色上的双重错位。

  通过多种政治社会化途径形成的“红卫兵”政治文化只是当时社会政治之树结出的一枚畸形果,其强烈的反社会、反文化色彩决定了它必定是短命的。它试图以极端的反叛形式来表达与“敌对阶级”的分野,其“敌人”实际上是主观制造的;它疯狂地冲击传统文化(如“破四旧”),但“越是激烈地拒绝一切旧事物,就越是依赖过去[24]”;它把仇恨情结看作冲决罗网的动力,结果是拥抱了“仇恨”这个自由民主的天敌;它宣称自己的理想是要解放全人类,实际上是把自己的狂想当作裁决一切的普遍真理;它认为自己的反叛是正义的,但后果却是背叛了正义;它以集体主义始,却以无政府主义终;被称为“初升太阳”的“红卫兵”们刚刚“升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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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总第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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