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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崇胜 何路社:权力道德化:腐败的政治哲学根源

更新时间:2017-06-19 13:04:17
作者: 虞崇胜 (进入专栏)   何路社  
把道德的作用夸大到不恰当的地步。反对道德化,不是要否定道德的作用,而是反对将道德与利益本末倒置。我们这里的确看重利益的理性,但这绝不意味着对道德的放弃。那个强调德治的传统对道德的推崇,其实并没错,只是在对利益与道德二者的把握上出了致命的偏差。

  

   而且,问题的复杂性还并不止于此。效率是政治的生命,国家治理中,权力者存在的真问题不是不“享受在后”,而是不“吃苦在前”,没有那种治理国家的素质能力,使权力缺乏权威,不足以服人,从而政治治理绩效低下。权力者肩负着重大职责,最大的道德是“吃苦在前”,不“吃苦在前”是一种最大的腐败。政治效率不高,国家治理不佳,在暗流汹涌的政治竞争中,正是内忧外患使得政权崩溃的根本原因。权力道德化哲学上的错误是本末倒置以德为本,实质上降低了对权力者的素质要求,衡量官员的标准道德化的以德为本,官员就只要不贪便是好官。而客观规律是利益决定道德,实际中必须以利益为本,不贪仅是为官之底线,“能干事,干好事”才是为官胜任与否的核心标准。在清代文人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讲述了这样一则寓言故事:一个官员在阎王面前自称生时所到之处只饮一杯清水,以“虽无功,但总无过”自辩。阎王斥道:如果不贪就是好官,那在公堂中设一木偶,连水都不用喝,岂不更好?此故事虽为虚构,道理却发人深省:权力道德化虚伪的以“享受在后”为本,其只能是唯心主义的。

  

   三、权力道德化成为腐败根源的客观评述

  

   权力道德化这种唯心主义的政治意识,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比西方更早就从另一种权力神化的唯心主义政治意识中走出来。中国虽夏商周也曾是宗教占统治地位,但到春秋战国,中国的先哲即已发现“敬天”“祀神”不如“敬德”,从而完成了从宗教政治向世俗政治的转变。当时,诸子百家便提出“敬鬼神而远之”,开始从宗教占统治地位中走出来,对权力神化乃取一种务实之道。于资产阶级之前,封建专制的儒家学说早已集权力道德化“萌芽”之大成,为权力披上了半神化半道德化的“外衣”。对此,拟挂一漏万式地进行概要性评述。

  

   (一)对权力道德化治国客观意义的评述

  

   从道德上神化统治者就是传统儒家文化政治价值体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偏面鼓吹权力者的道德能动性,大肆宣扬统治者要成为道德的表率,要施仁政,要克己、修身,树立正人君子的形象,才会获得权威这类空洞的唯心主张。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4],“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5],这都是一些正确的废话,要害在儒家将政治清明的理想完全寄托于道德完美化了的统治者身上。在他们看来,政治的决定因素仅是人,而人的根本又在于他的主观道德修养。因此,为了政治系统的稳定和久长,必须培养贤人,即“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6]。还有什么“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7]其实质是通过权力者修身养性,以道德的人格力量感化民众,而上行下效威令天下,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即内具圣人才德,对外施行王道;以圣贤施仁政来争取民心,以权力者的道德完善来达到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稳定。所以论政者总希望出现圣君、贤相、清官,最为崇尚中国古代那些德才兼备的所谓圣人。

  

   可问题是本末倒置不高度重视利益,在唯心主义道德真空里能培养出贤人或圣人吗?康德说:“道德是理想的,而制度是现实的;道德是扬善的,而制度是抑恶的。”[8]道德政治文化强调的一些应然性事理,其实可以说对所有的人都不言自明,现实中的真问题是那些实然性的事理,儒家们却视而不见。儒家道德政治文化那些看似真理的东西,其实都是应然判断,而不是实然判断。黑格尔认为:“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个民族中都找得到,可能还好些。”[9]现实生活是复杂多变、形形色色、多姿多彩的,人们无法将它纳入一个严谨的道德体系之内。不是利益要服从道德,而是道德要服从利益。现实可行性是事物唯一的尺度,成为政治理论的基础的乃是现实生活中各种利益关系,而不是儒家们所宣扬的抽象道德原则。

  

   历代儒家都很重视德治,并把德治看治国的基本原则。儒家德治思想中既包含了对政治生活崇高性的追求,也包含了政治权力道德化的倾向。[63]儒家传统道德政治文化之核心也正就是权力道德化,基于内在的道德情理价值,其为统治者的合法性披上一件漂亮的外衣,最适合于统治型政治不过,为统治艺术之最高境界。从消极的角度言,其具有极大的虚伪欺骗性。而从积极的角度讲,权力道德化的“以心治民”胜于“以力治民”。如果采取直接的暴力统治手段,交易成本极大,权力者当心力交瘁,甚至无以维继;而采用间接的道德化手腕,则可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因为只要人们还对权力道德化存在幻想,便不会去死究利益而进行斗争,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权力者何乐而不为?

  

   王蒙先生在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个特点 》的一文中便认为,中国历史上长期把道德作为权力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我们要珍视中国文化把权力道德化的传统,它客观上形成了对权力的道德监督、文化监督、秩序监督。但道德很容易变成道德激情、感情、群众舆论,缺乏法律那样具体严格的界限。[10]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也指出,老中国是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气氛持重。当然,儒家倡导的德治,着眼点多在于对统治者的道德教化和道德约束。但和儒家们的良苦用心相比,权力天然优越的统治者对德治的接受,从来都是着眼于对社会的整合,即通过道德说教和道德模范,为民众树立榜样,规约民众行为,而对加诸于己的道德约束却不以为然,实际上欲去之而后快。

  

   总之,儒家政治文化的实质可以概括为“道德的政治”。如思想史家金观涛先生就用“道德是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正当性的基础”[11]来概括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本质。再如,黄仁宇先生也说得够透彻:“中国2000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12]还有王沪宁更曾指出: “中国治国的传统总体上说不强调制度和法度,而强调人伦和德政。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的特征促使历代统治者都注重公务道德。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13]中国历来就高扬起“权力道德化”的旗帜,对权力者的道德品质不断提出日益系统日益严格的要求,并历朝历代实施着内容方式五花八门的官德教育,谓之廉政文化。由于这些要求和教育唯心地将利益与道德本末倒置,不但实际在增强权力者道德素质上于事无补,反而大大助长了官场说假话、大话、空话的虚伪风气和行为流行。权力道德化下,道德摆在明处,利益则在暗处。诗人北岛所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成为不幸的现实。

  

   可以说,儒家的权力道德化服务于帝王专制,其主要作用负面为主,几千年来未能真正克服专制权力者滥用权力。这种道德政治文化与小农自然经济、中央计划经济以及之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专制、集权政治制度相适应,是统治型政府依赖人治的自然结果。统治和管理者政府与被统治和管理者人民之间的关系不对等,呈单向被动性,即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利益政治文化与市场经济以及之所决定的上层建筑民主政治制度相适应,是治理型政府强调法治的必然结果,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双向互动的。由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政府进行统治和管理的复杂性逐渐增强,尤其是市场经济诞生后迅速壮大表现不凡,使小农自然经济、中央计划经济的传统国家统治和管理模式受到了严重挑战,统治职能中开始离析出某些社会管理性职能。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开始实践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出现一种现代功能型、服务型的政府,即类似市场经济中现代企业的一种向公众生产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现代行政组织——其由一群具有相同政治理念的政治家或政治精英、政治人士组成。传统国家统治和管理的道德政治文化,其是适应专制、集权政治下对人民实行统治管理的,而不适应现代国家治理下向公众生产提供公共产品服务。

  

   (二)对权力道德化治吏客观作用的评述

  

   在道德政治文化影响下,中国历朝历代即存在着一种官员表面上低薪的传统。这种道德政治文化的“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黄仁宇,1997)在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的治吏实践中,按照权力道德化逻辑的思路,以德为本、崇德抑利及以德为先、重德轻能成为治吏指导思想中的主流意识,其影响延续至今。直到今天,中国现实社会中依然否定官员逐利的合理性,人们对官员追求利益采取贬低、压抑的态度,片面地注重依靠对官员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来约束引导其行为。这方面,在中国古代最极端的典型是王莽道德反腐治吏和朱元璋铁腕反腐治吏。然而,他们苦心孤诣经营,以励精图治,却发现官场越治越乱,贪官越反越多,两者在治吏实践上最终都是失败的。反之,中国历史上一些客观务实的帝王,凭着朴素唯物主义的感性经验不自觉地认同或意识到权力天然优越,在合理满足官员的正常利益追求基础上,选贤任能奖廉惩贪,相对而言治吏有方。

  

   比如,汉宣帝刘询曾大力整饬吏治,而其治吏的一个重要手段,竟是给基层官吏“加薪”。神爵三年,汉宣帝颁布了一个诏令:“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无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14]即他除了严厉惩治贪腐外,还注重从薪酬上给予基层官吏足够的生活保障,使他们不必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去从百姓身上搜刮钱财。总的说来,汉宣帝的增俸政策达到了预期效果。他在位统治期间,清正廉洁之官员大量涌现,史称“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汉世良吏,于斯为盛”,被后世誉为“宣帝中兴”,不少史论者认为其乃有汉一代最为鼎盛的时期。将保障老百姓的利益落实到给基层官吏“涨工资”上,看似背道而驰,其实,正体现出一种相反相成的辩证道理。至于汉宣帝将加薪对象仅限定在基层官吏上,则更说明他对当时权力优越的失衡状态有着清醒的判断:西汉官员的俸禄,从中央政府号称万石的三公到县里面百石以下的斗食佐吏,一共20多级,越往基层,职位越低,俸禄也就越薄,不能足以体面养家,故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无的放矢滥用权力。

  

又如,清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登基后,首先大力惩治贪官。当时国库亏空现象严重,省里、县里都如此。雍正命严查各地亏空,于元年成立了会考府,主要功能就是专门考察各地方亏空的情况,一旦发现就要官员们退赔。雍正惩处贪官力度大,手段严厉,而且不避亲,很快刹住了当时的贪腐风气。雍正还实行“耗羡归公”,[15]并以此设立“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员们的俸入来保障其不用贪腐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在此之前,清代延续明代低薪养吏的政策,直到雍正推行“养廉银”制度,才正式承认和给予官员较丰厚的收入。雍正给官员们高薪以解除后顾之忧,目的是让官员们好好为百姓工作,最终落脚点也是为了民众。史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其一定程度上既有助于官员廉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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