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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儒家自由主义对“新儒教”的批判

更新时间:2017-06-19 10:23:41
作者: 黄玉顺 (进入专栏)  
他们自己其实是被大众的民粹情绪所裹挟的。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那是别有用心地利用民粹情绪。

  

二、被“新儒教”所掩灭的真正的儒家传统


   要说“新儒教”最具欺骗性的地方,那就是打着“儒家传统”、“中国文化传统”的旗号。对于真正的儒家传统来说,这也是最具毁灭性的招数。为此,我们特别需要阐明:何为真正的“儒家传统”?

   (一)儒家传统的三个历史形态

   说到儒家传统,人们通常想到的是前现代的儒家,而且将古代儒家传统想象为一个凝固不变的东西。事实上,儒家传统一直在发展中,至少可区分出三大历史形态:

   1、宗族时代、王权社会的原始儒学

   原始儒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原典儒学:所谓“原典”是指的“六经”或“五经”,它们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传世文本的源头。之所以称之为“儒学”,乃是因为:尽管作为一个学派的“儒家”是孔子所创立的,然而作为一个伟大文化传统的“儒学”却是周公开创的,《尚书·周书》、特别是其中的“周公书”是其经典文本。所以,儒学也叫“周孔之道”。

   (2)原创儒学:这是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亦即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这个时期即雅斯贝斯所谓“轴心期”(Axial Period)[⑨],我称之为“原创时期”[⑩]。

   2、家族时代、皇权社会的帝国儒学

   要注意的是:“宗族社会”和“家族社会”是不同的;所谓“家-国-天下同构”只适用于宗族王权时代,而并不适用于家族皇权时代。

   帝国儒学通常被划分为汉代经学、隋唐儒学、宋明理学等等,这其实是似是而非的,遮蔽了儒学发展史、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真相。

   中华帝国时代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帝国前期自秦至唐、或至北宋,是帝国的上升期,儒家经典是“五经”体系,最终形成唐代的《五经正义》;帝国后期自宋至清,是帝国的衰落期,儒家经典是“四书”体系,代表作是朱熹《四书集注》(阳明心学也未跳出这个经典体系)。

   这种划分的重大意义在于:与西方一样,中国社会内在自发的“内生现代性”发轫于中世纪的中期,具体来说,至迟是在两宋之际。城市的繁荣、市民生活方式的兴起,必然在各种观念形态中、包括在儒学中反映出来。可惜这一切都被现有的儒学哲学史、儒家思想史的研究模式遮蔽了,例如所谓“宋明理学”研究模式就是一个糟糕的典型,所以我主张“重写儒学史”[11]。

   3、国族时代、民权社会的国民儒学

   到目前为止,中国真正的民权社会尚未到来,近代、现代和当代都是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的时期。但是,“走向现代性”的社会历史进程却早已启动,儒学亦然。

   儒学的现代转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一是“西学东渐”之前的、帝国后期的某些阳明后学、明清之际儒学、晚清某些儒学;二是“西学东渐”以来的、近代以来的洋务儒学、维新儒学、尤其是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12]

   以上就是儒学传统的三大历史形态。儒学历经发展演变而仍然是儒学,乃是因为儒学传统具有一套可以穿透历史时空的一以贯之的原理:

   (二)儒家传统一以贯之的原理

   儒学的原理涉及一系列的观念和范畴,限于篇幅,这里仅讨论其最核心的理论结构,即“仁→义→礼”的结构。

   1、仁:作为大本大源的仁爱情感

   儒家所说的“仁”,在不同的文本语境中,有时指形而下的道德情感、道德规范,有时甚至指形而上的心性本体、宇宙本体;但就其本义而言,乃是说的天然本真的情感。

   儒家所说的仁爱情感,本然地蕴含着两个维度:差等之爱;一体之仁。

   (1)差等之爱导致利益冲突问题的发生

   这个观念至关重要,否则无法保证儒学以彻底一元论的方式阐明世界,从而无法保证儒学成为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儒家各派虽然不尽言及此点,但均逻辑地蕴涵此点,例如“推己及人”的逻辑起点就是“自爱”或者“爱己”;而荀子则给予了非常明确的论述,即关于“仁者自爱”[13]与“爱(则)利(之)”[14]的思想。[15]

   (2)一体之仁保证利益冲突问题的解决

   儒家的仁爱观念,除了差等之爱以外,还有一体之仁,韩愈谓之“博爱”[16],即通俗讲的一视同仁,王阳明《大学问》对此特加阐发。只讲差等之爱,必然导向杨朱的“为我”之学;只讲一体之仁,必然导向墨子的“兼爱”之学:两者均非儒学。

   需特别注意的是:差等之爱和一体之仁的适用领域是不同的:差等之爱适用于私域(private sphere),一体之仁适用于公域(public sphere)。这就是《礼记》讲的“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17]。这里的“恩”即“爱”,指差等之爱,适用于私域;“义”即源于一体之仁的正义原则,适用于公域:

   2、义:作为价值尺度的正义原则

   儒家一体之仁、一视同仁的博爱情感,贯彻到公共领域——关于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领域中、并加以理性化,就是正义原则。所谓正义原则,是指赖以建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价值尺度。这就是儒家传统的“仁→义”理论结构。

   考虑到社会生活方式的流变,尽管是同样的一体之仁的情感,其具体的实现方式却有所不同,因此,儒家实际上有两条正义原则:

   (1)正当性原则: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动机,必须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这就是孟子讲的“义,人之正路也”[18]。

   (2)适宜性原则: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效果,必须适应特定社会历史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这就是《中庸》讲的“义者宜也”、或韩愈讲的“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19]。

   3、礼:作为规范体系的制度安排

   儒家传统最关注的是社会群体的生存秩序问题,即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问题,亦即“礼”的问题。孔子讲“义以为质,礼以行之”[20],这就是儒家传统的“义→礼”理论结构。

   要注意的是,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必须遵守社会规范,否则便无以立足,所以孔子讲“立于礼”[21]、“不学礼,无以立”[22]、“不知礼,无以立”[23],讲“克己复礼”[24];

   但另一个更为根本的层面,则是“礼有损益”,没有任何一套具体的制度规范是普遍而永恒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25]

   因此,孔子要求根据“义”(正义原则)来对“礼”(制度规范)加以“损益”变革。

   “新儒教”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就是不懂得儒家传统的“仁→义→礼”的原理,而将“礼”视为儒家传统的根本,并且对专制帝国时代的“礼”特别青睐,从而主张“三纲”之类的家族伦理、帝国政治,然而回到前现代又是不可能的,于是变成现代的极权主义。

  

三、作为“新儒教”对立面的儒家自由主义

  

   我本来想借这次会议的机会,讲讲儒家自由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念,但限于时间,我就只能简单谈谈了。

   (一)儒家自由主义的历史

   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儒家自由主义的存在早已是事实,尽管其发展完善的过程尚未完成。迄今为止的儒家自由主义,至少可以分为这样几个形态:

   (1)维新派儒家的自由主义。除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外,如果把严复也归为维新派儒家,那么,维新派儒家自由主义的“自由”价值观是异常鲜明的。

   (2)现代新儒家的自由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徐复观、张君劢。[26]

   (3)新时期的儒家自由主义。我注意到,今天已经有一批中青年儒家学者可以归为儒家自由主义。我本人就认同儒家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理念。[27]

   (二)儒家自由主义的理据:儒家的社会正义理论原理

   儒家自由主义的学理依据,就是儒家的社会正义理论,我称之为“中国正义论”[28]。儒家正义论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理论系统,最基本的结构是“仁→义→礼”,即“博爱精神→正义原则→制度规范”。

   限于时间,这里不能充分展开,只能简要说说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我刚才谈到过的儒家正义论的两大正义原则:

   (1)儒家正义论的正当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的建构及其制度的安排出于博爱的动机。

   (2)儒家正义论的适宜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的建构及其制度的安排基于特定历史时代的基本的社会生活方式。这两条原则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的政治效应,就是儒家自由主义的“国民政治儒学”[29]。

   (三)儒家自由主义的要义

   在我看来,面对目前的情势,儒家自由主义应当申明这样几个方面的基本主张:

   (1)拒绝国家主义。这是与迄今为止的西方自由主义很不同的地方,后者在相当程度上还停留于国家主义的或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阶段,其效应之一就是在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上的双重价值标准。其实,上文谈到的中国过去既有的儒家自由主义也有这个问题,即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自由主义”。

   (2)彰显个体主义。个体主义的价值观,源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它应当成为儒家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限于时间,这里就不展开了。

   (3)承认现代政治文明价值。根据儒家传统的儒学原理,落实到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政治文明的八大价值,就是:个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

   我想指出:这八大价值之间并不是并列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后面七者——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都不是专属于现代性的概念。

   刚才已经有学者谈到其中的某些价值,例如宪政、共和,都是既有古代形态,也有现代形态;其实,其它各条也是如此,唯有建立在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它们才成为现代性的价值观。

   这就是说,全部现代政治文明价值的核心、根基,不仅不是任何集体,而且不是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等等,而是个体。

   最后再谈一点:关于民主的一种最普遍的误解,就是将民主仅仅视为一种制度安排,即是一种途径,一种属于工具理性的东西,其目的是通过民主这种手段达至民主之外的某种目标,诸如经济上的效率、政治上的稳定等等。

于是,一种最常见的争论就是: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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