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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敏:蒋介石的 “安内”政策

更新时间:2017-06-15 23:32:30
作者: 罗敏  
与气候炎热的武汉、南昌相比,江西庐山是名副其实的避暑胜地。蒋曾在日记中记称:“山下岭上气候实差廿度,不啻有天壤之别矣。”庐山怡人的气候和清丽的山水成为蒋在内忧外患、万事繁错之中放松身心、静心思虑的场所。蒋曾为此而发“政治事业不能脱离,而此心未尝一日忘于林泉之间”之慨。1932年6月9日,蒋在发动新一轮“剿共”攻势前,曾偕同家人前往庐山休整,至27日才下山赴汉。蒋身处庐山林泉之间,慨叹道:“性情雅逸,精神愉爽,故心思专一,对于政治与国防皆能发幽抉微,虽劳不疲,山水之有助于人如此,殊足贵也。古人著作多成于山林间,谅哉。”同年7月24日,蒋因不堪忍受武汉的酷暑,偷得一日之闲,回山一览,不禁感慨“更觉古人所谓清闲静幽之福,真不易得而享受也”。五天之后,蒋又重上牯岭。他站在九十九峰亭眺望汉阳峰与鄱阳湖时,顿觉“心神怡悦,思想开展”,关于如何阐发建国中心理论的计划酝酿于胸,“拟著中山学社从书,题名‘国防为一切建设之中心’,而以建国大纲为‘政治建设’。又以民族为三民主义之主体,所谓民权与民生皆不能离开民族而独立也”。

   庐山对蒋来说不仅仅是纯粹地理意义上的休闲空间,更是开展整军、讨论决定党国大计的重要政治空间。借“剿共”之机整顿基本部队是蒋对日忍辱负重、卧薪尝胆背后的用心所在。1933年2月22日,蒋思考出处时,认为:“以剿匪整军未完,当以不出为原则”。蒋还在日记中多处强调:“整理部队与地方,以及基本组织,此三者如能按期进行,埋头做去,必有得济之时。”第四次“围剿”失利后,蒋下决心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整编。1933年7、8、9三个月,蒋在庐山举办了三期暑期军官训练团。他对在庐军官的训练不辞辛劳,用心“耕耘”。7月23日,蒋于晨4时半起床,静坐、早餐后,5时半由观音桥出发,经白鹿洞至海会寺军官训练团驻地后,对军官团训话长达一个半小时之久。中午11时,蒋又对军官团的教官训话约半小时。经过一上午紧张而忙碌的训话后,蒋虽自感体力渐强,“不觉其疲劳”,但陪同其前往的戴季陶却以其“过劳与舌齿音混为虑”。蒋驻庐山三个月期间,共培训军官7500余名,他对训练的结果充满信心,在日记中写道:“三月来,所组织之庐山军官团,至今日已三期完毕,自信训练之后,必于剿匪建国有一进步也。”

   蒋在北方危机不断的情形下,之所以选择坐镇华中,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安内”,剿除中共的武装,同时也是为了避责,避免成为对日妥协政策攻击的目标。1932年,蒋、汪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再次携手合作,大致形成了蒋专责“剿共”、汪负责对日交涉的分工格局。时任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对汪蒋合作时局的观察可谓一针见血:“蒋先生的意思是要汪先生在南京为其‘被黑锅’,且在此时亦无人能在南京胜其任”。汪在南京独守空城,背了四年的“黑锅”,曾在家书坦陈其中的艰辛借以表白自己的“贡献”道:“数年以来,因剿匪军事关系,南京实际等于空城。我以赤手空拳,支柱其间,最大责任,在使后方不至沦陷,前方军事不至因而扰动,其余皆放在第二著。此是数年以来我对于国家之最大责任,亦即我鞠躬尽瘁之最大贡献。”

  

巡视西北与华北

  

   东北沦陷不久,9月26日,蒋便开始考虑“移首都于西北”。10月3日,蒋与幕僚熊式辉讨论备战计划时,表示“余意无论此次对日和与战,而西北实为我政府第二根据地,万一首都陷落,即当迁于洛阳,将来平时亦以洛阳与西安为备都也”。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方以要求中国军队撤出闸北为由,挑起冲突,上海告急。蒋于是决定迁都洛阳,并于2月2日凌晨5时抵达洛阳。在洛期间,蒋获知“自黑石关以东至汜水之间地形复杂,虽有飞机大炮亦无所施其技,更知为迁都西北之必要也”。

   为了加强西北的经济建设,将西北建成国防据点,在193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要将国民经济中心逐渐西移。他认为,国家及私人大工业今后避免集中海口;开辟道路、航路,完成西向干线;建设不受海上敌国封锁的出入口;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地区,确立国防军事中心地;全国大工厂、铁路及电线等项建设,均应以国防军事计划及国民经济计划为纲领;等等。

   是年10月,蒋巡视了洛阳、西安、兰州等西北要塞,前往“规定陕南修路与经济方略”。10月10日上午9时,蒋到洛阳参加阅兵国庆典礼后,感觉“气象更新矣”。11日下午,蒋到孝义视察军用化学新厂,认为其“规模宏远”,“愿得如期生效也”。12日上午9时,蒋抵达潼关,先登东门,眺望“第一关风陵渡北之中条山与南十二塞。黄雒、渭水由西北会汇于此,直注东流”的雄伟景象,顿生“如此形胜而不图保存固守,何以对先人耶”之感。游览完潼关,蒋乘车向西安行进,华山雄伟奇丽的风光和关中平原“沃野千里、土地膏腴”,令他“注视不倦”,油然而生“大可经营”之慨叹。

   10月17日,蒋由西安飞抵兰州,视察黄河后,其内心澎湃不已,在日记中写道:“至此更知中国之伟大与可为也。左公规模之大尤为心领。黄河形势雄壮,西北物产之丰,倭俄虽侵略倍至,如我能自强则无如我何也,极思经营西北以为复兴之基地。”19日,蒋由甘肃飞宁夏视察,见到久未谋面的马鸿逵母子,感到“到此亲爱无比”,认为“宁夏政治渐上轨道,或在陕甘之上,可慰也”。亲眼见到“贺兰山之雄巍,与黄河之深长”,他内心“兴奋万千”,立下誓言称:“见贺兰山之雄伟而不起汉族复兴之念者,非黄帝子孙也。” 21日,蒋结束西北视察前夕,前往咸阳拜谒茂陵和周陵,“敬亲追先之念油然勃兴”,在日记中写道:“谒文武周公之陵,而不思发扬光大其先人之基业者,非吾族类矣。”

   视察完西北,蒋又马不停蹄,继续前往华北视察。华北一直处于地方实力派掌控之下,在蒋看来,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都有成为“边藩之第二”的可能,提醒自己“可不慎乎?”为增强华北的向心力,蒋于10月24日由济南飞抵北平。在北平期间,他先后视察了紫禁城东南角、朝阳门和瀛州白塔等地的工事,认为“以如此形势与坚城,若弃之不守,诚非黄胄矣”。11月3日,蒋在怀仁堂召集全体军官训话后,从西直门乘火车前往居庸关。登临长城后,他感慨长城之雄伟与精坚,提笔写下“未登长城不知中华民族之伟大,一入潼关更觉黄汉历史之光荣”之语。

   11月8日,蒋由绥远飞抵太原,他对阎锡山在山西从事的各项建设印象深刻,认为其规模与经营都很远大,只是惋惜其“奈何不用之于全国与民族之上也”。9日,蒋前往阎的故乡河边村,探望其封翁之病。途中,阎向他陈述三点建国主张:“一、对日不主准备武力,免日仇忌,使倭对我无法可施,而后我乃有法对倭,专重黄老之说也。二、对内中央有力,地方有权,注重集中人力,消除阶级斗争,奖励科学人才与造产,建设发展物力,而其造产方法,为以物品代币钞之信用基金。三、剿匪完成时召开救国会议,使地方军政长官免除中央救国障碍,中央为地方消除行政困难,如此则地方如不从令一致,是其自外救国之道,必为国人所共弃云。”蒋听后,认为其“研究颇深”,但对阎所虑“倭寇拥溥逆入关,对各省地方分地封爵,使各地受爵者有与伪倭存亡荣辱关系,不能不力护伪倭而抗革命”,又虑“倭于倭俄战前不仅占领华北,而且必占领南京”,不以为然,认为是“杞忧过甚之言,而于内外现状未甚注意也”。

   通过亲身巡视西北、华北各地,蒋深刻体悟到,由于中国各地差异太大,不适宜照搬西方现成的法规。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幅员之大,社会复杂,人情不同,不但自然地理关系,施政应分别彼此,而且时间与程度关系,亦应因时因地与因人而定其法律与制度也。故今日中国之法制应有重新产生自订,决不能抄袭现在欧美所定之法制,否则未有不谬柱鼓瑟,徒见其治丝益棼而已。”

  

经营西南

  

   “西南问题”是1930年代蒋介石在推进统一政策过程中的主要障碍。粤方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结成联盟,援引胡汉民等元老为奥援,成立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与中央分庭抗礼;同时,标举“西南”招牌,向外号召,力图拉拢川、滇、黔西南诸省,组成西南反蒋大联盟。蒋虽“急思统一广东”,但因日本对北方的侵略毫无缓和迹象,不得已出之“统一北方缓和南方”的政策,对粤桂暂时放任,“西南之事,只可听之一时,以力所不及,时所未到之事,虽强勉无益,而更不容其忿怒也”。

   本来,江西中央苏区的存在客观上为粤桂与中央之间提供了一个缓冲的空间。粤方对“剿共”依违两可,甚至借共以自重,陈济棠曾得意宣扬:“有共产党拦住”,蒋“因共不能即来”,“我非合力剿共,实则我欲占地盘耳”。然而,1934年下半年,随着红军向西转移,蒋借“追剿”红军之机,整顿川、滇、黔三省政治,开始经营西南根据地。是年6月9日,蒋在日记中写下“下任不做总统,亦不做院长,专意建设西南”之语。自7月10日起,蒋每日将“平粤计划”列入日记的注意栏内,“以为自检”。在蒋看来,“非平定两广,不能与倭交涉”,“粤非速征不可也”。蒋的行事风格讲求谋定而后动,其对粤方针之思考逐渐明确,认为:“对粤方针,应分大小先后,而重在基本之是否稳定,若问罪与其时间,则尚在其次,然粤不平定,则军事无从整理也。”

   蒋转战西南的实际经历远非预想得那般精准巧妙。一方是动如脱兔、行动敏捷的红军,一方是相互防范、反应迟钝的地方军队与手下各部,蒋的西南之行可谓“惊心吊胆,寝食不安”,被其视为“一生用兵莫大之耻辱”。由于“进剿”不利,加之黔军腐败无状,令蒋“性燥心暴”,“打骂恶习”屡犯未改。1935年4月30日,蒋在视察医院时,看到腐败情形,“愤恨不能自禁”,“以手杖击其看护”。5月5日,蒋视察部队营房时,见到“其内务之腐败无状出人意料”,又一时愤激难耐,“手批其官长之颊”。蒋接连“杖击”“手批”其手下的暴戾举止,令陪伴左右的宋美龄因惊恐而致病。

   蒋的西南之行虽然毫无当年敉平闽变时“从容乎疆场之上”的淡定,但其埋头苦干、不辞辛劳收获了堪称满意的回报。1935年3、4月间,蒋亲自坐镇贵阳,借王家烈“剿匪”大败之机,断然改造黔局。黔局的改造可以说是蒋在经历了入黔“剿匪”的那些“忧愁忙迫时现于声色”的日日夜夜后的莫大安慰。蒋在是月的反省录中记道:“贵州省政府完全改组,廿五军亦得如期改编,王家烈自动知难退职,从此贵州军政皆得整理如计,是国家之福利、亦一最大之进步也。”

   5月,蒋又前往昆明,与龙云相谈融洽。蒋在日记中称赞龙云是“明达精干、深沉识时之人,而非骄矜放肆之流”。蒋在昆明凭吊南明永历皇帝的骨灰,游览了圆通寺和滇池大观楼公园,还乘飞机由昆明经富明、元谋、金沙江、会理、永定营,前往德昌。蒋对云南印象颇佳,“沿途土地肥美,到处皆有水田森林,人烟亦不稀少,道路亦甚平坦,实与未见前所想像者完全不同,中华地大物博,何处皆可立国图强,倭寇必欲急急灭亡于我者,其果能乎,适足自召其亡耳,小子勉旃。”

   通过云南之行,蒋“对滇感想实益关切,经济方面应力谋发展,交通尤为重要”,并自认“此来得民众信仰倍增,结果对于国家前途之关系实大也”。蒋于是月反省录中写道:“滇行完成,实关乎国家之统一、剿匪之完成与个人之历史,皆有莫大之益也”,“昆明形势雄伟,气象清明,秩序整然,虽进步未完,但古风犹存,而其物产丰富,人性朴厚,实增吾复兴民族之信念甚大也”。

1936年,两广六一事变后,蒋又将粤桂收归中央。8月11日下午1时40分,蒋飞抵广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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