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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昌东: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方案之辩正:属性、职能与职责定位

更新时间:2017-06-10 23:03:14
作者: 魏昌东  
简称JO),是由瑞典国会所推选并赋予其正式头衔,以确保政府机关及其职员遵守法律及其他规范他们行为的法规。监察使评估及调查来自民众之陈情,巡查各级政府机关,并且自行发起各种形式的调查工作以行使其职权。

   [11] 丹麦和挪威是监察使制度的第三个与第四个输入国,分别于1953年、1963年正式设立监察使。因国际活动和丹麦第一任监察使史蒂芬?赫尔维茨(Stephen Hurwitz)的声誉,使监察使制度成为北欧的输出品。

   [12] “四次传播浪潮”分别是:(1)首次传播浪潮。以瑞典监察史制度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国家的传播为标志,创立形成了瑞典模式与丹麦模式。(2)第二次传播浪潮。1962年新西兰成为北欧以外第一个引进监察使制度的国家,监察使开始向英美地区传播。(3)第三次传播浪潮。以议会监察制度在欧洲转型国家及整个欧洲地区的传播为标志,形成了波兰模式与欧盟区域性国际监察组织。根据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欧洲议会于1995年选出第一任欧洲监察使,对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内各机关组织的行政疏失陈情案进行调查。(4)第四次传播浪潮。以监察制度在后现代化的非洲地区国家的传播为标志。

   [13] 根据“国际监察组织”(International Ombudsman Institute, 简称I.O.I)的资料,截至2012年全球已有超过160个国家或地区设立独立的监察使职位或监察机制。

   [14] International Ombudsman Institute and Linda C. Reif ed., The international Ombudsman yearbook (2000, vol.4), The Hague; Boston; Lond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1, p.1.转引自李文郎:《修宪后我国监察制度与芬兰国会监察使制度之比较分析》,台湾政治大学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2005年博士论文,第57页。

   [15] 孙中山先生最早在1922年为上海新闻报三十周年而撰写的《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一文中使用“监察权”一词,其后在1924年所作《民权主义》的演讲中提出:“纠察权,专管监督弹劾的事。这机关是无论何国皆必有的,其理为人所易晓。但是中华民国宪法,这机关定要独立。……现在立宪各国,没有不是立法机关兼有监督的权限;那权限虽然有强有弱,总是不能独立,因此生出无数弊病。比方美国纠察权归议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权,挟制行政机关,使他不得不俯首听命,因此常常成为议院专制,除非有雄才大略的大总统,如林肯、麦坚尼、罗斯福等总能达成行政独立之目的。况且照正理上说,裁判人民的机关已经独立,裁判官吏的机关却仍在别的机关之下,这也是论理上说不去的,故此这机关也要独立。”

   [16] 监察权需要独立的原理在于,“如果监督主体对权力主体的监督是在权力系统内运行,监督主体本身被权力主体‘同化’而成为另一个需要监督的权力主体,监督就不可避免地流于形式,甚至出现官官相护,监督失灵是必然的。其结果就是社会民众对当权者更无信任可言。因此,在权力系统内运行的监督不可取。”参见戴月波、徐玉生:《论权力监督的“内部人陷阱”及其对策》,《河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17] 一般而言,“第四权”的范围包括:独立的监察权、审计权和文官保障机制等。

   [18] 周阳山、王增华:《监察权、监察使与监察院——监察功能的跨国分析》,《展望与探索》2015年第1期。

   [19] 叶建勋:《瑞典监察专员制度评析》,《清华法学论衡》2002年第2期,第530-544页。根据瑞典《议会监察专员指令法》第2条规定:“监察专员监督法院、行政机关及地方和区域性政府机构及其公职人员和雇员、监督其工作涉及公共权力行使的其他个人、公共企业中的官员和雇员等。”值得注意的是,瑞典监察使的监督范围与其历史传统有关。尽管监察使有权监督法院,但是,无权干预法院的个案审理,其监督仅限于是否符合法律程序、是否于合理时间内裁决及裁决有无逾越其职权。

   [20] 吴秀玲:《论我国监察权的演变与未来发展》,《国家发展研究》2006年第1期,第39页。

   [21] 芬兰国会监察使在处理公务员违法案件上,具有特别检察官的身份,具有法定资格与能力调查有关民众陈诉检察官不当行为的案件,虽然实际上该陈诉是交由检察长调查。如果检察官对某特定案件决定不起诉,国会监察使有权下令重新调查或由自己提起告诉。除此之外,芬兰国会监察使的公开训诫、批评公务员执行职权的方式(或态度),通常被认为是非常严重的制裁,具有相当程度的道德约束力。

   [22] See Bent Christensen. The Danish Ombudsma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via Law Review, Vol.109,No.8,Jun,1961, pp.1077-1099.

   [23] 同前注[18],周阳山、王增华文。

   [24] 参见徐玉生:《论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0期。

   [25] 参见魏昌东:《积极治理主义提升立法规制腐败的能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31日第2版。

   [26] 参见钱小平:《贿赂犯罪情节与数额配置关系矫正之辨析》,《法学》2016年第11期。

   [27] 参见魏昌东:《腐败治理模式与中国反腐立法选择》,《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6期。

   [28] 参见刘艳红:《中国反腐败的立法战略转型及其体系化构建》,《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

   [29] 同前注[1],童之伟文。

   [30] 我国学者何增科教授提出,反腐倡廉和廉政建设的目标应当是实现廉能政治,即,建设一个廉而有为、廉而有能的政权,这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参见徐玉生、刘俊杰:《反腐专家共话全面治党》,《检察风云》2016年第18期。

   [31] 参见钱小平:《积极治理主义与中国贿赂犯罪刑法立法之全面更新》,《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2期。

   [32] 参见钱小平:《中国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立法运行宏观效果考察》,《暨南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6期。

   [33] 参见魏昌东:《英国贿赂犯罪刑法治理:立法发展与制度创新》,《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2期。

   [34] 参见孙国祥:《财产申报制度建构中的相关问题刍议》,《江海学刊》2010年第2期。

   [35] 参见魏昌东、钱小平:《当代中国“寻租型”职务犯罪衍生机理与控制对策》,《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原载《法学》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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