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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特拉娜·萨伏兰斯卡娅:1989年之逻辑:苏联从东欧的和平撤出

更新时间:2017-06-08 00:14:53
作者: 斯维特拉娜·萨伏兰斯卡娅  
该文攻击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正在施行的新政策[17]。文章的作者是苏共中央与执政共产党联络部(更常被简称为“那个部”)第一副部长奥列格•拉赫曼宁(Oleg Rakhmanin)。文章反对兄弟国家中社会主义的“民族模式”,指责他们引发朝向民族主义的有害趋向,甚至是恐俄症,呼吁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加强纪律性。文章特别批判了匈牙利的改革和布达佩斯与西欧的经济关系。据当时同在苏共中央这个部门任副部长的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Georg

   Shakhnazarov)称,这篇文章在东欧被看做是“勃列日涅夫主义”的“重新临朝”。[18]该部马上接到诸多从东欧盟友打来的电话,询问这篇文章是否真的代表了莫斯科的立场。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正确地认识到这篇文章是对他对待东欧新方式的破坏,甚至伤及他的个人形象,使他看起来像一个“爬上权位的怪物”。[19]他决心把自己“解救”出来,他以确定东欧领导人是否知道这篇文章不代表克里姆林宫的意见为“借口”,与几位特定的东欧国家领导人进行了联系。[20]在1985年6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表达了他的不满和困惑,特别严厉地批评了拉赫曼宁的上司,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康斯坦丁•卢萨科夫(Konstantin Rusakov)。不久,他任命志趣相投的改革者瓦季姆•梅德韦杰夫(Vadim Medvedev)取代了卢萨科夫任部长,以克里姆林宫最激进的思想家之一沙赫纳扎罗夫取代了拉赫曼宁的副部长职务。这一事件及其后续人事变动在中央机关中获得广泛讨论,而且成了总书记以毫不含糊的新方式对待东欧国家的证据。

   如果这一信号在克里姆林宫外还不够清晰的话,那么1985年10月21日,在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做了长篇分析性讲话,称国际共运目前处于困难时期,每个共产主义国家应当独立地解读这一局面。戈尔巴乔夫还对盟国宣布了一项新方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及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同时在所有方面进行互利合作。他强调称,这些新的原则也意味着各执政党独力承担本国条件下带来的所有责任。[21]

   这样,戈尔巴乔夫在上台后的第一年,已经让人们意识到新任总书记对于改变盟友间的关系状况,使相互间的关系更加平等互惠的态度是严肃的。当然,对于一个习惯了从莫斯科接受指令,并明白借助武力的“兄弟般的支持”随时存在其可能性的集团而言,这些信号并没有立刻被视作可以追求真正的独立和改革的“全权委托书”。但是,风格的变化的确被苏联和国外注意到了,苏联方面新的明显的灵活性成为整个东欧希望的来源——同时,对东欧强硬派来说——成为其心中之患。

   戈尔巴乔夫的新方式并未在国内逃脱抵制,一伙已经习惯了像对待家臣一样对待东欧国家的苏共官员最为显眼。为了改变集团内国家间关系,戈尔巴乔夫不得不首先在他自己的外交团队,和中央委员会组织内打破旧思维带来的惰性。1986年5月,在同外交部官员和驻外使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展开尝试:“由我们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经济,他们的党和他们的政治机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像领着小孩子去幼儿园一样领导他们。”他宣布,他愿意相信“他们对民族方式进行的探索,即便我们的朋友采取的某些步骤对共同事业而言有损害。”他同时号召更大的政策协调性和盟友间的相互尊重,特别提出创立一个领导人级别的多边工作会议机构。[2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改变多为苏联国内感觉到了,然而对外界观察家而言,东欧国家好像是被好心肠地忽视了,或者像勒维克所说的,几乎直到1988年末保持“默然不动”。[23]对这一小心谨慎的行为的解释,一方面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后院里有紧迫的危机,另一方面是他不愿做出任何等于是干预兄弟国家内部事务的决定。戈尔巴乔夫在最高领导层的最亲密支持者,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及其外交政策顾问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Anatoly Chernyaev),两人分别对国内自由化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更感兴趣,这一事实,相比其它因素,必然对促成戈尔巴乔夫相对关注东欧较少起了作用。切尔尼亚耶夫在其回忆录中,对戈尔巴乔夫看起来不愿与东欧国家领导人打交道评价说:“就‘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我在戈尔巴乔夫身上没有看到任何对其特别的兴趣。……我觉得他和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打交道时缺乏热情,仅仅勉强同意出访,而且明显不愿意展示‘他的领导角色’。”[24]就社会主义阵营来说,对戈尔巴乔夫最重要的问题是,经互会中缺乏真正的一体化,这在当时看起来仍是可以修缮的。

   1986年6月,在从布达佩斯举行的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PCC)回国之后,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发言的提纲,并描述了他对这些成员国所面临的问题的印象。他讲话时充满乐观和赞扬,称赞盟国正在增长中的独立性,称“他们仍然被拉向我们”,还提到与西方对话的兴趣,这在他看来不成问题。接着他以一定篇幅谈到经互会中的经济问题。这一问题占用了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三分之一的时间,并引起了真正的讨论,这一点相比以前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正式演讲形成过程,确为一个变化。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经互会(CMEA)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间一体化不足,这一不足造成他们依赖双边协定,这也是“避免一体化带来的问题”这一普遍倾向的结果。主要问题是创建外交政策决策协调机制,特别是在经济事务上。戈尔巴乔夫强调盟友们的独立性和需要“完全在互利基础上”重构经济关系。另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各国和西方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和西德。(“每个国家都想更接近联邦德国(FRG),”他提到。)戈尔巴乔夫谨慎地提到这些关系,并未直接禁止之,提醒卡达尔应当“靠着我们的肩膀,这样和西方的关系才更好相处。”苏联领导人相信,首先在经互会内推进一体化,然后以集团对集团方式,联合起来应对欧共体,辩称从长远观点来看,两个集团的一体化是走出目前经济困境的最好途径。要紧的是,戈尔巴乔夫并未把整个情况视为危机,也未把东欧盟友视为债务或者是负担。在政治局会议上,他表示强烈地相信,在苏联提供范式和在前方引导的前提下,东欧国家将跟上来,并且在一个经过改革的社会主义联盟内保持有价值的伙伴国的地位。[25]

   或许1986年6月26日戈尔巴乔夫提交给政治局成员的一份备忘录是最关键的文件,能够让人们深入认识戈尔巴乔夫早期对东欧的想法,这一备忘录是用于7月3日政治局讨论的。[26]作为总书记的一份个人备忘录(由沙赫纳扎罗夫和梅德韦杰夫起草),它是一份相当特殊的文件。在文件中,戈尔巴乔夫再次强调经互会缺乏真正的一体化,同时注意到在大多数东欧国家中,领导层正做出重要人事调整。他强调了苏联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命运的特殊责任,和由苏联的榜样作用加以引领,而不是依靠强加其意志。在诸多任务当中,备忘录把经济一体化描述为主要任务,包括外交政策上的真正协调,对国内政策方面经验和信息的分享。在结尾部分,戈尔巴乔夫做出结论,建议政治局开会讨论东欧问题,然后向外交部、克格勃和中央其它相关部门做出指示,以便在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问题上建立一种战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份文件以把发展苏联同盟友国家的关系放在更优先位置的号召结尾,但是在当时,这些关系显然没有相应的地位。有人也许会猜测,戈尔巴乔夫感到,因为意识形态上和战略上的原因,他被迫把这些国家视为至关重要的关切,然而实际上对此心不在焉。6月26日的备忘录是他日后对领导层所做的诸多号召的源头,这一号召要求面向东欧制定出新的协调战略。然而直至1989年,在这个方向上并没有任何具体步骤被制定出来,到此时,采取任何措施都为时过晚了——事变正在压倒甚至是最雄心勃勃的战略。有一个大胆的新视野是一回事,制定出一项官方政策以便执行是另一回事。

   为了加强东欧国家共产主义改革派的力量,苏联领导人不得不解决以往苏联在东欧的干涉引发的问题,诸如对1956年匈牙利革命和1968年捷克事件的镇压。1987年4月,当戈尔巴乔夫访问布拉格时,现实给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当地愉快的民众向戈尔巴乔夫发出欢呼,而对其陪同者,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av Husak)视而不见。[27]这个国家的人民普遍希望戈尔巴乔夫能够改变对“布拉格之春”的官方评价:外部势力煽动的反革命事件。然而,戈尔巴乔夫没有这样做,反而严守标准公式。从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施加了强大压力,要求他不要改变官方解释,因为正如瓦西里•比拉克(Vasil Bil’ak)强调的,“那将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引发一场大难。”[28]据陪同戈尔巴乔夫访问捷克的瓦季姆•梅德韦杰夫称,苏联代表团敏锐地认识到他们正在步入捷克领导层关于变革的激烈政治争论当中,这一争论一直为“1968年综合症所支配。”实际上,当戈尔巴乔夫和胡萨克会见的时候,比拉克和米洛什•雅克什(Milos Jakes)正和雅科夫列夫在一间单独房间中,就保持官方对1968年事件评价不变的重要性进行会谈。[29]

   苏方最终做出的决策是,对此问题不发表公开声明,以便不介入捷克国内政治斗争。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官员们的私下会谈中,戈尔巴乔夫仅仅谨慎地宣称,捷克领导人应该为由于参加了杜布切克(Dubcek)时代的政治事件而被开除出党的公民恢复名誉。曾经流亡在外的捷克知识分子兹德涅克•姆林纳日(Zdenek Mlynar),早先是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同学和密友,他分析此事并得出结论称,戈尔巴乔夫自己成了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人质——“勃列日涅夫令人窒息的拥抱”,他这样写道。“但是他对此无能为力——政治继承往往接手负面问题。”这样,苏联领导人不能公然抛弃胡萨克政权,该政权的政治身份与对往事的看法捆绑在一起——“躺在陵墓中的布拉格之春的遗体。”[30]

   如今回头来看,这一评价恰如其分。在文件和回忆录当中,我们可以读出这样的双重情感:对于变革的热望和对于由苏联扶植的政权所负责任感。当戈尔巴乔夫做好准备,要宣布放弃以往的干涉政策时,他总是对于公开宣布存在矛盾心理,因为在诸多因素中,他担心西方可能会利用他政策的灵活性,并且试图在东欧鼓动彻底迅速的事变。在这一时期,这一问题在苏联领导层的讨论中不断被提及。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逐渐地开始依靠西欧和美国领导人,把他们当作同侪。在后来与西方政府首脑的数度会谈中,他公开请求支持,要求他们利用自身的政治分量警告他人(通常意味着是美国总统)不要干涉东欧。[31]这一模式的作用是加强了戈尔巴乔夫对于西欧的认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成为他在德国问题和东欧演变问题上特别信任的伙伴。戈尔巴乔夫在他与法国总统的会谈中不断指出,苏联接受逐渐进行的演变,不会考虑对其盟友使用军事方法。[32]

1985-1988年期间,苏联领导人试图在东欧鼓励改革的同时,把后者限制在一定限度内,以便让事态的发展处于这块大陆上渐进变化的框架之内——如同戈尔巴乔夫所言:“在欧洲进程当中。”为此目的,与西欧领导人达成良好共识是绝对必要的。然而,与此同时,华约成员国常常感到困惑,拿不准戈尔巴乔夫的真实意图。如同往常一样,他们研究苏联的每一个进展和革新,特别关注总书记的每一次演讲和公开出版的著作。东欧百姓关注着戈尔巴乔夫,并且把他们对于国内自由化的期望与他联系在一起,以便对国内保守的政治领导人施加压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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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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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冷战国际史研究》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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