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马勇:大众历史写作:意义与方法

更新时间:2017-05-31 23:31:16
作者: 马勇 (进入专栏)  

   非常高兴有机会到《中国国家历史》“大众历史写作研修班”和大家一起交流。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大众历史写作的意义与方法”。这是主持人给我出的题目。之所以出这个题可能是因为我这几年确实写过几种“大众历史”小册子。我就先从我为什么写作这些作品开始讲起,不对的地方,大家批评。

  

引论

  

   1986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就来到社科院工作,几十年一以贯之,没有一天离开研究岗位,也没有换过工作。在前面二十多年,我的研究、写作,为考评,为职称,为博导,为课题写作,基本上除了单位规划的,或受上级指派的,我从来不敢轻率地答应出版社写通俗历史。各位有机会可以查看我的作品目录,2011年之前,我的作品还是很学术化的。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一年,就有出版社约我就这个主题写点东西,而我自己也觉得读书一辈子,应该为自己的兴趣而写作,说高一点的应该是,为人民而写作,为尽量多的读者而写作,所以从这开始,我才尝试着写一点不那么学院气的作品,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读懂。

   我个人的经验是,即便自己有写大众历史读物的想法,也不必急于实现,不妨在学术化写作方面多积累一些,特别是我们目前这样的考评体制,更应该注意本职工作,注意积累。所以我一般不太主张我的学生过早做这些事情,职称没有评完之前,尽量不要写通俗作品。这是外部环境的制约。

   当然,各地情况也不尽然相同,各人的情况也千差万别,如果确实喜欢,放弃职称,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条条大路通罗马。成功没有固定模式,性之所近能之所及就好,凭着自己的兴趣去做。

   另一方面,不管大众历史写作,还是小众历史写作,其实最初都要好好去读书,好好去研究。这是历史研究与写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大众历史写作比小众历史写作难度要大得多。我最初就是小众写作,纯粹为学术刊物发表而写作,不必考虑读者,只要有新资料、新看法,论证严密,逻辑清晰,总会有发表机会。后来当我为大众媒体开专栏,写连载时,我觉得大众写作比小众写作难,因为你要考虑非专业读者,你必须将史料化为非专业读者能理解的语言,你必须考虑文章结构、语言、内在张力,要想着让读者有阅读冲动、兴趣,爱不释手。这是专业写作不需要考虑的问题。

   大众写作是给非专业读者看的,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大段抄写史料,不必也不可能繁琐注释、引证、论证,必须直奔主题,以第三者、旁观者身份直接论述。读者信任写作者的专业身份,这是应该这样做,也可以这样不加注释,或稍加注释的前提。当然,这样的写作也必须面对专业研究者的责难。记得我那几本小册子出版后,一位同事有一次餐聚时喝了酒,实在忍不住心中久已积存的愤怒。他说:“老马,你那几本书,没有引文,也没有注释,很不严肃。我在书店里站在那看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还是没有买。”

   由这件小事继续引申,我渐渐意识到,任何作品,都必须有清晰的读者群。一本书,究竟写给谁看,必须在写作前就清楚。我们都不能穷尽所有读者,不论我们是给大众写,给小众写,我们都不要想着把所有读者穷尽,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也做不到,圣经影响力最大,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兴趣读。《毛主席语录》当年发行了多少万套,多少亿人读,那也不是人手一册,也不是每个人都要去读。一本书,只能解决一个问题,也只能有一个大小不一的读者群。

   我们不可能在一个作品当中满足所有读者,这是做不到的。因此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预设读者对象。你的预设对象究竟是什么?是给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史研究、哲学研究投稿,还是给大学本科各专业读者都能阅读。这是写作前就应该想清楚的事情。

   今天在这里我想集中讲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大众历史”。大众历史与学者有什么关联,和社会有什么关系?第二,大众历史的文学性及其限度。第三,大众历史的可读性。这是写作方法问题。大众历史的写作肯定不同于学术作品的写作,其叙事方式也不同于学术作品,学术作品是描述跟着史料走,有一份史料说一分话,没有史料就不说话。但大众史学的写作必须注意读者的阅读心理,要注意历史的真实、历史的逻辑,要将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的逻辑最大限度的一致,因而大众历史的写作要注意篇章布局,注意结构,注意叙事,注意营造内在紧张,注意起承转合,让读者在阅读中找到愉悦,有自然的阅读兴趣。简言之,在不违背历史真实前提下,要适当增加可读性,要让读者发自内心爱不释手。

  

什么叫大众历史

  

   根据我们在前面的描写,所谓大众历史,是相对于小众历史而言。而小众历史,就是专业研究,是学术圈子里的学问,不需要读者,不需要别人懂或不懂,其要旨就是能否推动学术进步,能否解决历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样的学问就是专家之学,可能只有一个读者,即责任编辑。而很可能这个责任编辑也没有读懂,只是在履行编辑的技术责任。比如钱钟书先生《管锥篇》的责任编辑周振甫先生,其学问也非常不错,写过有关严复思想研究的学术专著,但其编辑《管锥篇》,据说并不是都懂,因为这部书涉及的语言太多,东西方典籍太多,除了钱先生自己,好像还没有一个人读过钱先生这部书中引证过的全部资料。小众史学当然也有自己的评估标准,比如规范化、新资料、新思想,但更主要的,小众史学的评估在真诚的学术追求,要经得起良心和学术史的双重考验。作品完成后,起码良心是安宁的,不能有学术规范问题,更不能有抄袭,要问心无愧,知道哪些是自己的独创,哪些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推进。

   不论大众还是小众,学术研究都必须经得起学术史的检验。“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你的作品一发表就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因而任何写作都要怀有一颗敬畏的心,敬畏文字,敬畏立论。作者可以欺负人们一时不读书,一时没有看破书中的问题,但要相信学术史不会永远便宜投机取巧的人,更不会宽容偷鸡摸狗的行为。中国学术史上许多抄袭大案,真正案发并被揭穿确实需要很多年,要遇到一个对同一问题有兴趣的人,但是只要遇到,都会被揭穿。这样的例子学术史上很多,我就不细举了。简而言之,我的看法是,不论大众还是小众,都必须经得起这样两个考验:

   一个是良心的考验。

   一个就是学术史的考验。

   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在《汉代春秋学研究》中提出许多新看法,也有系统的论证。不过在书出版的时候,只有很少研究同类问题的研究者读过,我也看到过一些引证、评论。我自信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还是力所能及往前推进,比如《左传》作者的研究,在过去两千年里,学术史上有很多讨论,像猜谜一样,从汉代刘向歆父子一直到近代章太炎,当代杨伯峻,对《左传》作者,都有不同的推论、论证。

   从学术史的观点看,大众历史实际上是中国历史学的主流。在中国史学史上,严格意义上讲,真正构成原创性,并带有理论色彩的,大概就是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以及章太炎的《訄书》,梁启超的几本书。这就是胡适讲的,中国历史上有这种主观诉求要建构体系的作品很少,大众历史学始终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

   大众历史学写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不惟传统社会如此,即便在新史学传入中国,史学革命发生后,中国历史学主流依然没有偏离大众历史的轨道。我们今天回望民国时期主要的历史学著作,其形式可能是大众历史的,但其内容、内涵,却又蕴含着浓郁的学术气息。比如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钱玄同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周予同先生的《经今古文学》,顾颉刚的《古史辨》长篇序言,以及其《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些作品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同时又具有广泛的读者群,作者在写作时,就已经设定了这样的读者群。这才是我们值得期待也值得奋斗的大众历史写作。

   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大众历史读物,一定是研究后的产物,不是简单地东拼西凑。是一种大众可以接受的通俗表达,但一定要具有足够的学术含量。这样的作品并不影响作者的学术品位、学术贡献。这是我们讨论什么是大众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格外谨记的。

  

大众历史的文学性及其限度


   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的描写都很注意生动、传神,注意适度的文学性。比如我们去读顾颉刚的《古史辨》长篇序言,我们丝毫不觉得枯燥无味,不觉得是一篇所谓学术论文,作者用流畅的文学笔调,像说话一样叙说着自己的心得,几万字的文章,会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爱不释手一气读完。读这篇序言,犹如读一个中篇小说,没有什么阅读障碍。这个特点存在于顾颉刚大部分作品中,只有非常专门化的《尚书》,一般读者就读不懂了,因为这需要知识门槛,没有足够的经学知识储备,就没有办法阅读这类作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顾颉刚的历史写作,大部分时候就是大众历史写作,就是为具有一定知识储备的中等读书人写作,并不都是对着专业研究者,因而可以看到他比较注意描写,注意适度的文学手法。

   大众历史写作,一定要具有学术的根基,要有研究。没有研究的写作,是没有生命力的抄写,不可能获得读者的认同,更不可能传之久远。这是我们讲大众历史写作时需要格外强调的。

   另一方面,大众历史写作毕竟是为专业研究者之外的人写作,主要不是给专业研究者看的,因而一定要适度注意其文学性,要有适度的想象力,要有相当的文学素养、文字功夫。范文澜曾经说过,他写的历史没有一字没来历,但我们看到范老的作品并不会大段征引史料,更没有那些欧化语言,连自己都分析不清的句式,范老的文字简洁明白流畅。

   其实,就中国历史学传统而言,范老的做法本来就是中国历史学的正宗,中国历史学本来就是文史不分。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最好的历史作品应该有文有质,“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中国历史学的最高境界,我的理解,就是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我们现在很多研究者写论文时只注意到史料证据,而忽略了历史本身的逻辑。

   大众历史写作应该注意文质彬彬,注重文字表达,注意历史的逻辑性,另外要有适度想象和文学性。我们去看中国最好的历史学作品,一定有它的文学色彩和想象。我们去读司马迁描写的鸿门宴,惊险、刺激,对话极富个性,画面感超强,我们从来不会去怀疑司马迁的描述,但是我们也一定感到疑惑,司马迁的依据何在,档案在哪里?

再比如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写“霸王别姬”:“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如此栩栩如生的描述,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有几个人敢这样写。如果这样写,批评者一定会问:依据何在,档案何在?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历史学读物不是没有人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4530.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