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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新文化运动一个歧路:改造国民性

更新时间:2017-05-31 23:24:59
作者: 马勇 (进入专栏)  

  

启蒙真谛


   严复“国民性改造”路径受传教士启发,不过严复并不认为改造国民性主要是因为中国人“丑陋”,或劣根性,中国人需要更新人生观、价值观,是因为时代在变化,一个与农业文明全然不同的工业文明、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国民、公民,而不再是奴隶、仆役。

   “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辟韩》)

   显然,严复所谓“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之“三民主义”,其价值诉求就是将传统中国引向现代,重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新社会。(《原强》)

   谭嗣同“冲决网罗”的启蒙路径将“秦制”作为攻击目标,严复“新民德”以西方近代价值引导中国,他们的讨论虽然触及传教士提及的中国人负面形象,然总体上并不认为中国需要一次彻底的“国民性改造”。到了康有为,情形则发生了变化。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说:

   “(康)先生又宗教家也。吾中国非宗教之国,故数千年来,无一宗教家。先生幼受孔学,及屏居西樵,潜心佛藏,大彻大悟;出游后,又读耶氏之书,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绍述诸圣,普度众生为己任。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专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圣一体诸教平等之论。然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涣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

   改造国民性,培养国民公德意识,以先觉觉后觉,成为康有为自以为是的历史使命。

   接续乃师,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所以一败再败,主要在于国民性:

   “以吾中国四万万戴天履地含生负气之众,轩辕之胤,仲尼之徒,尧舜文王之民,乃伈伈伣伣,忍尤攘诟,缅然为臣,为妾,为奴,为隶,为牛,为马于他族,以偷余命而保残喘也。《记》曰哀莫大于心死。心死者,诟之而不闻,拽之而不动,唾之而不怒,役之而不惭,刲之而不痛,縻之而不觉。此其术也,自老氏言之,谓之至道;而自孔子、孟子言之,谓之无耻。”于是,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全方位的:官惟无耻、士惟无耻、商惟无耻、兵惟无耻、民惟无耻,“吾中国四万万人者,惟不知无耻之为可耻以有今日”,因此中国只有痛下决心,彻底改造国民性,“愿吾侪自耻其耻,无责人之耻,贤者耻大,不贤耻小,人人耻其耻而天下平。”(《知耻学会叙》)

   梁启超所谓“新民说”,就是期待中国人洗心革面,从头开始,“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之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新民说》)

   康有为、梁启超以先觉者姿态指责国民麻木不仁、缺少公德,不关心公共事务,不关心国家前途。他们忘了从孔子到顾炎武的教诲:国之大事,肉食者谋之。政治家不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博弈政治,而是博取民众同情,借力民众,进而指责民众愚昧,又有多少道理呢?

   沿着康梁思维路径继续演化,遂有陈独秀对成年人彻底失望,转而将希望寄托在年青一代身上,近乎完全放弃了与同龄人周旋: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敬告青年》)

   陈独秀对“新青年”的恭维,意味着他对中国政治整体失望。他在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一系列失败后,深切体会中国问题积重难返,就是因为国民不觉悟,不觉醒,普遍处于麻木愚昧状态。因此,他期待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期待将民众从专制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构全新价值观。新价值观标准,就是他在《敬告青年》中强调的六条: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革命一再失败不仅影响了陈独秀,而且使孙中山、李大钊、蔡元培、鲁迅,乃至毛泽东等人思想都在变。孙中山原本对中国人国民程度有过相当高的估计,但在二次革命后也激烈抨击中国人奴性、保守、自我封闭。李大钊将中国人劣根性放到“东洋民族性” 框架中进行讨论,以为麻木、自私、愚昧、不洁、诈伪、奴性、守旧等,除了专制主义、纲常名教影响,主要还是以为东方国家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与近代西方不同。(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由此,五四思想家渐渐将对专制主义制度批判转换为对底层民众的嘲讽,这一点尤以鲁迅最突出。

   鲁迅强调他之所以将制度批判转换为国民性批判,是因为革命失败: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实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还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哪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

   于是,鲁迅为后世留下了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中国人形象,艺术展示国民愚昧无知、自私自利、奴性卑怯等性格。至此,因西方因素进入而引发的新文化运动,终于从对专制主义批判,完全转向国民性批判。

   由国民性改造、批判,进而引出毛泽东“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一判断,将民众视为教育对象,于是领袖成了神仙,成为社会发展引领者。其实,传统中国政治伦理素来强调的是“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人民的喜怒哀乐是政治家的行为依据,足以决定政治统治兴废存亡。君行道,民必归之;君行不义,民必叛之。是民众决定统治者的命运,而不是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国民性改造,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歧路,将制度性批判转换为批判民众,从而为二十世纪持续不断的愚民政策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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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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