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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水法:东亚的未来:概念·方法·视野

——欧盟的借镜

更新时间:2017-05-19 16:40:11
作者: 韩水法 (进入专栏)  
他们的认同就会简单地跳出东亚这个范围,从而寻求自身自主性的其他定义。因此,就这一点而论,东亚国家和民衆又分别处於不同的政治地理区域;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他们具有选择其他区域认同的可能性和条件。\r

  

   但是,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却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恢复了东亚国家与民衆之间的天然联系。东亚各国之间越来越紧密的经济联系,不仅使得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樊篱上撕开的口子越来越大,而且也在持续地冲刷历史恩怨的心理堤岸。尤其是经济上密切联系带来的人员之间的频繁往来造成了彼此之间的新型的相互影响——文化的尤其是生活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日流”,“韩流”),乃至宗教上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似乎在重复历史共同性的某些形成过程,但却是以相反的方向,而且直接通过开放的、民间的途径。对这种相互的影响,乃至一定范围的融合(譬如,各国民衆之间的日益增长的跨国婚姻,尤其是中国与日本、韩国之间的跨国婚姻),人们通常会予以轻视,而主要关注那些冲突的事件,就像现代媒体定式以及它们所欲造成的结果那样;但理性的思考和有效的理论研究则无法忽视这样的趋势和现象,而是必须予以十分的关注。

  

   上述这些共同性和差异都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在现实上远比理论上来得具体和生动,因此,无论冲突和融合都显得更加鲜明。从表面上看,人们所见及的常常是彼此矛盾的现象,比如中日民衆之间情感对立的日趋恶化与中日之间跨国婚姻的日趋增长,以及中国留日学生数量的持续增长。当我们讨论东亚的未来时,至关重要的立场就是如何来面对、分析和研究各种经验现象的因果关系,各种潮流之中的主流。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关涉洞察力和方法:一方面,民衆情绪通常是各种差异最具体的和现实的表达,它们能够放大各种差异,直至导致大规模的冲突和对立的局面; 而在另一方面,正是民衆的实际考虑和行爲又形成了超越这些差异的最主要的和现实的力量。无论是经济行爲,还是人员交往乃至移民,都以巨大的力量来突破这些差异的局限,通过建立新的、具体而微的联系而达成某些新的共同性。\r

  

   (三)历史与历史记忆

  

   无论理论解释、民衆的实际行爲甚至刻意宣传如何,历史事件和民衆的历史记忆作爲一个基本的但通常是隐伏的背景,在今日东亚国家和民衆之间的关系中,始终是一项伺机而起的重要而活跃的因素。这些历史事件和记忆虽然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却很容易爲东亚不同国家之间和民衆之间的现实冲突所激发。同时,政治家们或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也经常会操弄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记忆而爲自己的利益和目的服务。与密切的经济依赖和人员往来这样一些事件相比,甚至与潜移默化的、日常而具体的生活方式的影响相比,历史事件和记忆的某些因素如侵略、殖民、屠杀以其简明的印象和概念直接诉诸於人们的情感,从而是一种更容易发动和操弄以造就对立扩大差异性的因素。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後的现代化进程,激发了原先潜伏的各种自大的观念和欲望,如以自己爲中心,扩张的冲动,以及迅速崛起而导致的鄙薄东亚其他国家和民衆的暴发户心态和气势,在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行爲、理论的教育、示范、鼓励、合作的情况之下,侵略和殖民整个东亚地区,并进而侵略整个亚洲。日本社会的领导力量和精英阶层固然爲这种侵略和殖民制造了许多理由,包括冠冕堂皇的亚洲独立和东亚联盟的藉口。在直接的占领、屠杀、掠夺的现实面前,这种藉口的自欺欺人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还有无法抹煞的当时日本精英所公开表达的征服中国和亚洲的愿望、计划和目标。日本侵略对东亚乃至整个亚洲造成了极爲深重的灾难性後果。它打断了东亚尤其是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进程,包括走向宪政的进程,进而中断了亚洲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由此,日本摧毁了东亚已经大体形成的国际秩序和力量对比,从而促成西方帝国主义更加深入地介入、干预和殖民东亚和整个亚洲,尤其大大地有利於苏联在东亚和整个亚洲扩张它的势力范围,埋下了此後许多灾难性事件的祸根。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期间,从整体上来说,日本对整个东亚地区的现代化转型和宪政秩序的建立所发挥基本都是消极的作用。时至今日,日本精英阶层(包括知识分子),一直对此缺乏深刻的反省;而实际上,即便受害国家的人们对此也同样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理解,而仅仅将这种消极影响理解爲当时的侵略行爲,包括屠杀、侮辱、掠夺和破坏。

  

   日本归附以美国爲首的西方阵营,使得日本(包括精英阶层和民衆),卸却了对这种历史罪行进行反思和检讨的外在压力和理由,并且日本的民主化以及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包括占领和赔偿),又使日本政府和民衆免除至少削弱了对其长期的侵略和野蛮战争的道义责任。

  

   而亚洲其他国家囿於各自的现实利益、阵营归属、意识形态和眼界等原因,譬如苏式制度在中国的推行,对此同样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尤爲关键的是,受害最烈、被祸最深的中国,反思却最浅,不仅多数民衆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恩仇怨恨的情感层面,而且精英阶层也缺乏宏观的眼光,学术界页缺乏全面、综合、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这就使得中国社会既无法全面、客观、合理地认识和理解现代历史这些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历史後果和深远影响,也无法使中国民衆求得从这种历史记忆和深重後果之中走出来的合理而正确的途径;自然,也难以获得走出这种由双重的历史效果造就的消极情绪的正当理由。

  

   东亚各国之间围绕历史事件和历史记忆而形成的复杂政治、社会和情感的局面,有多重原因,而如下几个方面无疑是主要的: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後的西方国家的现实政治态度,二是以意识形态冲突和“冷战”爲主要内容的两大阵营的对立,三是东亚各国和地区的自主性缺乏和相对落後。这些因素,严重地妨碍东亚以及亚洲各国之间通过合作建立和拓展彼此之间的共识和信任,包括对历史事件的事实认定和性质判断。

  

   即便从今天的立场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後的日本民主化以及它进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阵营这个事实并不能够抹煞日本历史上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和所应当承担的道义和法律责任,当然也不能够抹煞它曾经起的破坏作用,就如同德国的战後民主化并不能够抹煞纳粹的罪行和战争责任一样,它现在对欧洲的贡献也不能抹煞它对欧洲曾经造成的破坏。而这一点,正是许多人没有清楚区分的。在西方世界,许多人更愿意从现在的亲近感来判断历史事件。这是诸多导致历史误解原因中的重要的一个。

  

   与此紧密相关的另一点是,对许多历史上受害的国家和人民来说,日本的历史罪责和各种责任虽然无法由它的自由民主化而得以消除,但也不能由此推断自由民主没有导致日本的改变,更不能进一步得出要拒绝自由民主的制度和价值的结论。

  

   (四)心态

  

   现代国际关系的大纲虽然是经济、政治和法律关系,但每个国家民衆的心态[3]不仅在通常情况下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政治、经济的决策,而且在关键时刻直接爆发出巨大的力量,而其一时发作所造成的社会後果的影响则通常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民衆的心态,或准确地说,围绕国与国关系的民衆心态虽然在短时期内会出现较大的波动,在长时期内是稳定的;但是,短期的波动不仅会使民衆本身态度的偏颇,也会导致决策者的判断失误,做出情绪化的、短视的、错误的决定,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使得国家之间的关系受到重大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倘若这种情况持续,那麽原本暂时的心态也就会渐渐地成爲持久的心态。诚然,这种情况在那些缺乏政治共识和共同的基本观念的国家之间最容易出现,但即便在那些价值层面具有高度共识的国家、共同体之间或者内部,由於利益的冲突——甚至表面上的利益冲突,语言文化和习惯的差异,加之历史的因素——甚至是变异的历史记忆,也会导致共同体内不同民衆或族类的心态的波动,从而导致诸如分离主义的要求与运动,比如历史悠久的魁北克的独立运动,以及近来渐成势力的苏格兰分离运动——而今天苏格兰地区的多数民衆可能与历史上的苏格兰人没有多少关系。\r

  

   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区,在现代经济、社会、政治上的成就率先树立了东亚各国民衆对自己族类、社会和个人的自信心,同时建立了现代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并爲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树立了榜样。这个现象对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具有巨大的社会心理的影响和意义。但这种心理意义并非是一维的,而是多维的,并在不同的关联中会产生相当不同的效应。\r

  

   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神户所做的《大亚洲主义》的讲演中指出,日本的崛起、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战胜俄国曾经使亚洲各国民衆生发了一个大希望,即可以以之爲榜样而达到自身的独立。但是,日本当时对东亚和亚洲各国的所作所爲又使孙中山不得不直接对日本发出这样的警告:“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後对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4]这个警告也具有一般性,它是针对所有国家的警告,包含正面的和反面的双重意义——既告诫已行霸道的日本,也警告可能受霸道之害的中国和其他国家。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後就非常有效地仿效了当时西方国家通行的双重标准:对本国人民是一种标准,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和弱小国家采取另一种标准。在19、20世纪之交的东亚所存在的这种复杂的心态,是理解东亚各国关系的一把钥匙。同样,它也有助於人们理解今天东亚各国民衆心态的复杂性。\r

  

   这种心态当然是过去的历史、历史记忆和现实状态的复合体。在今日东亚,能够合理地思考的每个人都会针对不同的关系而持不同的态度和判断,要他们采取一个一般的态度来对待所有事情是相当困难的。倘若东亚各国民衆对彼此之间的关系具有更多的知识,他们的心态就会变得更爲复杂。这种复杂性其实也同样困扰社会精英阶层。对学术研究来说,这也许是一个宝藏——越是复杂的现象越有研究的价值;而对行爲的决定和政治的决策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困难。与今日相比,在孙中山发表那篇着名讲演的时代,从民衆到精英阶层,只是少数人才具有这样复杂的心态,以及相应的复杂思考。

  

具体论及曾经拥有的共同文化,东亚各国民衆的心态十分不同,情况不同而互有交错。比如,日本政府废除了所有从中国获得的历法、节日系统(在偏僻的农村地区,人们曾经通过抗争保留了几十年),但部分保留了汉字,以及从中国传过去的生活方式,包括饮食方式、服饰方式等;不过,今天也开始趋於式微。韩国和朝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废除了汉字,但保留了来自中国的主要的节日系统;不过,韩国国民衆倾向於把这些至今有价值的东西视爲本民族的东西,从而与中国的渊源分离开来。然而,传统文化在中国本土上遭到了最爲严重的摧毁。中国县以上城市除个别之外,传统的建筑和街道基本上消失了;而按照中国行政区划,市(地区)以上的城市的传统城区格局和建筑,除了北京等个别城市有少部分残留外,几乎荡然无存。如今,传统节日系统在勉强的恢复中,但其意义类似於新酒装旧瓶。这里生发出的一个问题是,既然各个国家及民衆与传统的关系都日渐疏离和淡薄,那麽传统、历史事件和历史记忆在今天对民衆心态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就东亚各国及民衆之间关系而论,究竟历史的什麽部分才是人们最爲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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