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谁能代表国民党正统，谁才有可能被视为孙中山的继承人，这对其能否“名正言顺”地拥有最高领袖地位、建立起稳定的统治至为重要。

　　 有论者称：“建党的第一代领袖去世后的权力继替问题”，将“导致党的裂变”。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的这种派系冲突即已显现，只是因为孙中山在党内具有无人挑战的地位，才使这种派系斗争得以缓和。然而孙中山生前并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他一去世，领袖权的继承问题在国民党内马上浮出水面，各派政治势力经过反反复复多次冲突，始终都没有很好地解决。

　　 在国民党内，资格最老、同孙中山关系最深的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三人。特别是胡、汪两人地位相当：胡汉民在孙中山北上时代理大元帅职务；汪精卫随孙中山北上，在孙病逝前曾负责起草“总理遗嘱”。后因汪精卫得到廖仲恺、许崇智等人和苏俄的支持，当选首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取代胡汉民代理的大元帅一职。但这尚未引起党内的分裂。

　　 至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只能说是“后进”。国民党一大时，他连代表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进入党的核心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以后，他从黄埔军校校长起家，透过他掌握的这支“党军”，在东征陈炯明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军的行动中表现突出，逐步引起党内高层的注意。

　　 陈独秀曾有一段名言：“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统一，同时对内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加紧了内部的团结，这是一个公例。”对国民党来说，其内部派系矛盾的起伏，几乎都反映了这一“公例”。虽然党内的正式分裂始自孙中山去世，源于继承权之争，但并没有形成流血冲突。而当国民党由“革命策源地”广东一省走向全国，成为国家执政党的同时，它的内部分裂即演变成巨大的武装冲突，特别是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常常是一派以在野的地位，公开领导其他派系反对当权派。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汪精卫、胡汉民在党内地位最高，但后起的蒋介石倚仗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又利用汪、胡二人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强权统治。在此期间，三人的分合关系，经常保持着二对一的局面，二对一者始终取得优势。蒋的地位也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而汪、胡二人则分别以党内元老的地位辅佐蒋氏对抗另一方。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首先因是否坚持“容共”问题，导致高层分裂为两派。以汪精卫、廖仲恺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实行与共产党合作的路线，被视为党内“左派”；而坚决主张反共的国民党元老林森、邹鲁、谢持等人形成党内右派。这一派在党内虽然享有很高地位，但并没有多少实力，不足以同广州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相抗衡。而此时的胡汉民在政治上更接近右派。

　　 汪精卫、胡汉民两人间真正的分裂，则是由廖仲恺被刺案引起的。

　　 1925年8月，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遇刺身亡。当时，廖仲恺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汪、胡，一人身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广东省财政厅厅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因他支持孙中山生前提出的容共政策，被视为国民党左派领袖。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顿使国民党“陷于危疑震撼的境地”。汪精卫更将此比喻成“丧了慈父，又丧了最亲切的兄长”。廖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召开临时会议，决定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廖案及应付时局。

　　 特别委员会经过几天的调查，确信暗杀廖仲恺的主谋是国民党右派团体“文华堂”，其主要成员有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等人，因此人们自然认为胡汉民与廖案难脱关系。尽管汪精卫称“胡先生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付法律上的责任”，但胡汉民从此威望大损，难以安居广州。9月15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请胡同志往外国接洽。以非常重大任务付之胡同志之手……对于胡同志并无任何芥蒂”。就这样，胡汉民被以赴莫斯科考察为名逐出广州。在同一天的会议中，汪精卫还借口声援五卅惨案，以中常会的名义决议派林森、邹鲁率广州国民政府外交代表团北上。汪氏又顺利地将坚决反共的林、邹二氏逐出广州。

　　 在处理廖案过程中，蒋介石同汪精卫始终密切合作，翦除异己。虽然汪、蒋和许崇智三人同为特别委员会成员，但实际上特委会完全被汪、蒋二人所控制。汪氏借此打击胡汉民，蒋氏则将矛头对准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特委会在侦办廖案期间，发现许崇智部下有与廖案主犯通谋及勾结陈炯明，危害广东国民政府之罪嫌。蒋介石以此为借口打击许崇智，逼迫许氏辞职出走，并将许部“全被缴械”，军队部分改编为第一军第三师。

　　 这是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的第一次大分裂。从此形成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控制中央政权；而谢持、邹鲁、许崇智、林森等一批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元老，于同年底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不久又在上海成立同广州相对抗的中央党部。此时，尽管胡汉民和西山会议派同被汪精卫打击，但胡对西山会议派的行为并不认同。胡氏一生坚持国民党的“法统”，有着极强的党性。当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国民党，否认广州中央的合法性时，他毫不犹豫地站在广州中央一边。这也正是他在国民党内始终拥有一定政治号召力的原因所在。

　　 在这次国民党内的分裂中，蒋介石可以说是最大的受益者。他全力支持汪精卫，打击胡汉民，赶走许崇智，从此成为党内真正的军事领袖。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当选为中常委，一跃而为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

　　 国民党的第二次分裂，是1926年3月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逼走汪精卫，并在苏俄的支持下，戴上了北伐军总司令和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的桂冠。同年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到11月9日率部进入南昌，北伐军出师刚好四个月，攻占了两湖和江西三省。

　　 随着北伐军事的突飞猛进，原来隐藏的矛盾也不断暴露出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为了限制蒋的权力，积极展开恢复党权运动。在此期间最活跃的人物“自然以孙哲生和邓择生是两颗亮晶晶的明星”。孙科的政治立场原本倾向西山会议派，邓演达则是著名的左派，同时孙、邓二人又都是广东人，而在反蒋这一点上，两人立场完全一致。

　　 武汉时期的孙科似乎给人一种相当左倾的印象，但其真实心态并非如此。当时，陈公博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分裂，特意从江西到武汉找到孙科，开门见山地说：“局面太坏了，我们应该想出一个办法。我现在急于要知道的，这里局面是不是给共产党操纵？”孙科的回答异常干脆：“哪里干到共产党的事，这是国民党本身的问题。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国民政府必须迁汉，才能表明蒋介石服从中央，才能免去党的分裂。”陈公博又找顾孟馀，“孟馀的议论竟直和孙哲生相同”。孙科的上述言论颇能代表当时国民党内，特别是粤籍党内高层干部对蒋介石不满的普遍心态。一方面是对蒋的专制不满，另一方面是内心的不服。

　　 1927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颁布一系列决议限制蒋的权力，同时还极力鼓吹“迎汪复职”，希望通过汪精卫来抗衡蒋介石。而汪精卫自海外返回上海后，并没有同蒋介石达成一致，于4月5日悄然奔赴支持自己的武汉。4月12日，蒋介石被迫另立门户，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蒋虽然军权在握，但鉴于自己在党内的资望不够，拉出正在上海赋闲的胡汉民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宁汉对立的局面由此形成。

　　 宁汉分裂，最终以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而结束。此时支持南京政权的胡汉民也随同蒋一同下野。不久，汪精卫率武汉政府公开反共，与南京政权合流，并吸收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中央党部，合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行使中央职权。会议还决定，今后所有决议“不采用表决手续，以全体一致为原则，避免多数压制少数之嫌疑”。三方推定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32人为特别委员会委员。

　　 特别委员会的成立，表面上结束了国民党内自孙中山逝世后引发的分裂状态，使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结合成一个新的中央机构，借此消除各方歧见。但党内的矛盾并未真正消除。汪精卫原本希望趁蒋介石下野之机，通过宁汉合流，重掌国民党中央大权。然而，事与愿违，特委会的成立等于宣告他这一企图的失败。胡汉民更因汪精卫的反复无常，拒绝同汪相见。对此结果，汪精卫自然心不甘情不愿。李宗仁曾评论道：

　　 在特委会成立后，西山派声势大张。原来希望在蒋中正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兆铭，在特委会成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今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他原为特委会的发起人之一，到特委会成立以后，汪氏却一变而反对特委会。汪派人士也纷纷离开京、沪。

　　 此时汪精卫依靠的武装力量，主要是驻军武汉的唐生智和张发奎部。汪精卫首先动员唐生智“东征”南京，失败后又鼓动张发奎回师广东，驱逐桂系李济深、黄绍竑，推陈公博为广东省政府主席。恰在此时，共产党利用张发奎率主力离开广州同桂系作战之机，发动广州暴动，公开建立苏维埃政府。尽管张发奎立即率部返回，将共产党暴动镇压下去。但“广州暴动后，全国舆论大哗，粤人身受切肤之痛，群起吁请讨伐。张发奎、黄琪翔固罪不容究，而汪兆铭尤为众矢之的”。这实际上是将汪推上了被告席，汪精卫被迫再次出洋。

　　 1928年1月，国民党为了顺利完成二次北伐，恢复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但蒋此时的地位仍不稳固，虽然中山舰事件后，蒋一度行使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当时的蒋介石相当自负。从国民党粤籍元老程天固的一段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蒋氏的心态：“国民政府出兵北伐初期，蒋氏耀武扬威，大有继承总理之大志。由渠于印发个人革命史之小册子一事可以见之。该册子之字里行间，排挤胡、汪二氏，原欲借此压低彼二人在党之声誉和资格，以为自己争长之武器。册中引用总理平日闲谈，对汪、胡二人之评批，一则曰：‘汪氏做事多拖泥带水，不能彻底，故他只长做和事佬。’二则曰：‘展堂个性倔强固执，故对事多有不够豁达之嫌。’蒋氏引述总理之批评，其作用如何？明眼者自能了解。闻戴季陶见了这册子之立论太过露骨，立劝蒋氏收回，不可发送。我当时收到一份，后来询及同志中，收到者甚少。此当是戴氏劝他之结果，因戴氏与他友善，他每以师长称之。”

　　 蒋介石自第一次下野后，渐渐明白了一点：在“老一辈同志”眼中，“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在国民党内，此时的蒋介石仍无法代替汪、胡的领袖地位，这也是他第一次被逼下野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最有资格同蒋介石谈“党纪”、“党权”，而又敢于同蒋争“党统”的并不是那些地方实力派，而是党内同蒋派平行的胡派、汪派、太子派及西山会议派等政治派系。

　　 1928年8月，蒋介石完成二次北伐，实现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随着北伐的胜利，国民党一跃而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但军事的胜利并没有带来政治的统一。各军事集团间的明争暗斗仍在不断加剧。此时，蒋介石心里十分清楚，只有争到国民党的领导权，才意味着真正取得对全国的统治权。而胡汉民所标榜的“以党治国”，正是他最需要的。为此，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接受了胡自欧洲寄来的《训政大纲》提案。胡汉民也启程回国，于月底抵达香港。当时，广东军政要员陈铭枢、陈济棠等百余人到港迎候，劝胡留驻广东主持广州政治分会，与南京“分治合作”。胡汉民为了实现自己“以党治国”的理想，坚持予以拒绝。他明确表示反对地方分权，力主取消各地政治分会，并公开声明：“余在粤组织政府说，全非事实。政治分会为过渡办法，现已入训政时期，无存留之必要。”这颇像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自海外返国，过香港时不愿在广东主持小局面，径直北上的情景。

胡汉民的政治主张正好符合蒋介石实行中央集权的愿望。羽翼尚未丰满的蒋介石，还需要胡汉民这块“党”的招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