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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玉珍:托克维尔预言的中国命运:当人民开始变成独裁者

更新时间:2017-05-10 10:40:58
作者: 倪玉珍  
民主在法国:行政集权与“阴魂不散”的专制

  

   1852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覆灭和第二帝国的确立,使托克维尔对法国确立稳固的自由民主制的期待破灭了。回首1789年以来法国争取自由的历程,托克维尔悲伤地感叹道:“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专制在法国的“阴魂不散”似乎表明,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存在着某种重要的延续。1853年,托克维尔前往位于法国中部的图尔档案馆。在那里阅读了大量与旧制度时期的行政官员──总督相关的档案后,托克维尔发现,拿破仑帝国时期的中央行政集权制并非像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大革命的创造。它实际上是旧制度时期中央行政集权制的延续与发展。他认为,在大革命初期,旧制度的行政集权伴随着绝对王权一起轰然倒塌,然而它不久却得到了重建:“统治者垮台了,但是他的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仍然未倒;他的政府垮台了,他的行政机构却继续活着……”

   那么,行政集权为何能在旧制度的废墟之上复活?托克维尔分析了旧制度时期中央行政集权的运作机制及其后果。这构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核心主题。托克维尔首先描述了绝对王权如何用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官僚体系替代了封建时代广泛存在于各个层级的地方自治。在他看来,绝对王权逐渐用行政监管吞噬了政治生活,并塑造了不利于确立和维持自由制度的民情,如对政府的依赖、利己主义、不善于协作、抽象地思考政治,以及在奴性与任性之间摇摆的习惯。托克维尔实际上揭示了制度与民情之间的复杂关联。一方面,制度可以塑造民情:中央行政集权制培育了某些特定的思想、情感、心态、习惯;另一方面,民情一旦养成,又具有相当顽固和持久的生命力,因而会不利于与其不相适应的制度的维持。当然,托克维尔也注意到,大革命前法国的民情中存在着颇为复杂的因素:既有中央行政集权制塑造出的某些心灵习性,也有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所催生出的渴望自由平等的观念和情感。不过,相较而言,后者是较为短时段的因素,其力量不如前者强大和持久。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大革命追求自由平等的事业遭遇严重挫折时,人民会在慌乱中抛弃最初的理想,并从废墟中找回中央集权制,并甘于做拿破仑治下平等的仆役。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托克维尔是如何分析行政集权制所塑造的民情的:

   首先,在他看来,行政集权造成了一种严重失衡的政治结构:一个庞大的行政机器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成为后者的“头脑”和动力。与行政机器的强大和活跃相对应的,是社会机体的羸弱和被动;与行政权力的扩张相伴随的,是社会自组织能力的不断丧失。托克维尔举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来说明行政集权在法国的扩张:在中世纪,法国的农村教区有过和美国新英格兰的乡镇类似的自治制度,由全体居民选举官员,管理教区事务;然而到了十八世纪,一个农村教区想要修补被风刮坏的教堂房顶或者仅仅是想要开支25里弗尔(livre tournois,大革命前的流通货币),必须获得作为最高行政委员会的御前会议的批准。重农学派经济学家、财政总督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指出,旧制度末期的法国教区只剩下“一片茅屋和与茅屋一样被动的居民”。

   其次,行政集权制造成了社会的分裂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嫉恨。行政集权带来了充满悖论的后果:一方面,它剥夺了贵族在地方的统治权,加剧了贵族的衰落和平民的崛起,使法国人彼此变得更加相似,因而推动了社会的平等化进程;另一方面,它又使法国社会分裂为一个个彼此孤立并相互嫉恨的小团体。这种情形是如何产生的呢?托克维尔对比了封建时代与绝对王权时期的政治社会状况。在封建时代,由于广泛存在着自主的地方政治生活,不同等级的社会成员可以经常性地相互往来。然而,行政集权用行政监管限制甚至阻断了这种往来,各等级的人们逐渐相互疏离:贵族纷纷离开领地进入宫廷,有产者千方百计离开乡村到城市谋求官职,农民则被贵族和资产者这两个拥有知识和财富的等级抛弃。与社会纽带的松弛和瓦解相伴随的,是各等级彼此之间冷漠和仇恨的增加。贵族由于不再享有对领地的统治权,因而不再愿意承担庇护农民的义务。有些贵族甚至比以往更加苛刻地向农民索要残余的封建权利,因为他们与农民已经不再休戚相关。更重要的是,王权在剥夺贵族的政治统治权的同时,为了对其进行安抚,加大了其金钱特权──免税权,这不仅使贵族更加遭人嫉恨,而且使资产者更加热衷于通过买官获得贵族头衔[26]。于是,传统的佩剑贵族、通过买官或国王的加封晋升而形成的穿袍贵族以及资产者,现在成了竞争对手,热衷于彼此倾轧。

   再次,行政集权制促成了激进的革命习性,它集中表现为一种彻底变革或全盘推翻现有秩序的心态。表面看来,托克维尔揭示出的这种革命习性有点令人费解。中央行政集权制不是造成了人们普遍依赖政府的习惯么?这样的人们为何又会具有革命习性呢?托克维尔认为,行政集权制塑造了一种在奴性与任性之间摇摆的人格。具有这种人格特性的人,一方面习惯于行政力量的监管,另一方面又蔑视法律:“人民对当局的服从还是全面的,但是他们遵从当局却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因为,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

   那么,那些思想最为开明的知识精英──启蒙哲人的情形又如何呢?托克维尔认为,尽管他们认识到了旧制度的种种弊病并试图实行变革,但由于长期的行政监管使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因而养成了抽象地思考政治的习惯。他们热衷于抽象而宏大的理论,对于哪些现实可能构成改革的障碍,以及革命可能带来哪些现实的危险缺乏认知。他们真诚地相信,无需对这个复杂而陈旧的社会的实际情况做细致的研究,光凭理性的效力,就可以对其进行全面而即时的改革[28]。在这里,托克维尔显然忽略了启蒙哲人内部的差异性,不过他对行政监管与抽象文人政治之间的关联的揭示,是富有洞察力的。

   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还揭示了行政集权带来的社会分裂与抽象的文人政治之间的关联。旧制度末期的法国社会分裂为许多相互孤立的社会集团,它们彼此疏离甚至相互隔绝。这种情形容易导致每个社会集团的人都只是封闭在社会生活的某一个碎片之中,既无法与生活在其他碎片之中的人们达成真正有效的相互沟通,也无法获得关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整全认识。它很可能进一步导致关于社会或政治的片面或极端的理解成为流行于全社会的认知方式。

   通过分析中央行政集权制的运作及其后果,托克维尔揭示了法国大革命从追求自由到走向奴役的根源。由于充分认识到了行政集权制及其塑造的民情在法国的强大而持久的影响力,托克维尔晚年表现出了对法国民主未来的悲观情绪。不过,他并未放弃写作《论美国的民主》时的政治理想:在法国确立人人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的自由民主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大革命最初的抱负表示的由衷赞赏表明了他的这一态度[29]:

   这就是1789年,无疑它是个无经验的时代,但它却襟怀开阔,热情洋溢,充满雄劲和宏伟:一个永世难忘的时代,当目睹这个时代的那些人和我们自己消失以后,人类一定会长久地以赞美崇敬的目光仰望这个时代。那时,法国人对他们的事业和他们自身感到自豪,相信他们能在自由中平等地生活。


培育社会中间团体的重要意义

  

   托克维尔对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和法国的两幅民主图景所作的深入细致的分析,揭示了民主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的复杂面貌。对于身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读者来说,阅读托克维尔的著作,其意义不仅在于了解美国和法国的政治现代化道路的差异,还在于运用托克维尔的思想资源来反思我们自身的生活处境。在笔者看来,托克维尔关于社会中间团体的论述,对于我们反思今天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有着重要启迪。

   托克维尔可以称得上是孟德斯鸠(Charles de Montesquieu)的重要传人。孟德斯鸠曾在《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中分析过独立的中间团体在君主政体中扮演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独立的中间团体是抵御专制的重要堡垒,是区分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的重要因素。托克维尔继承了孟德斯鸠对中间团体的重视。他笔下的美国民主和法国民主,正好构成了两幅关于社会中间团体的迥异图景:在前者那里,各个层级的社会中间团体所实践的自治带来了自由与活力;在后者那里,独立的社会中间团体的衰落和自治精神的丧失伴随着专制和阻滞。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并未局限于将社会中间团体视为防范国家权力过度扩张的力量,事实上,他对于国家与社会中间团体的关系有着相当丰富的理解。

   托克维尔提醒人们,社会中间团体的存在与活跃恰恰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与社会秩序的维持。托克维尔比较了美国社会与法国社会。他所描绘的美国社会,就像一个既由中央权力这个“大发条”、又由许多大小不一的“发条”来驱动的大机器,独立自主的个人是所有这些发条中最小的一种,但它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种,因为它构成了美国社会活力最根本的源泉。在个人之上,还存在着各个层级的社会中间团体。这个结构巧妙的社会机器会带来一个显著的好处:由于它是由许多大小不一的“发条”自主驱动的,因而某一个或某几个“发条”的故障至多只会导致社会的前进出现意外,而不会使整个社会倾覆。旧制度时期的法国社会则不然。中央行政集权逐渐摧毁了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成为了社会的“头脑”和动力。表面看来它十分强大,但却隐藏着自我摧毁的危险。一方面,“全能”的权力需要负全责,旧制度末期的法国人凡事都祈求政府的帮助;反过来,当他们遭遇不幸时,也把一切归咎于政府。另一方面,中央行政集权造就了羸弱的社会机体,因而,一旦中央行政集权的运转出了问题,危机时刻降临,社会既无法援助政府,也无法自救,很容易就陷入严重的动荡之中。托克维尔由此提醒我们,社会中间团体可以成为“减压器”和“减震器”,有助于避免发生大的社会动荡。

   托克维尔还提醒我们,社会中间团体可以成为养成公民德性的公共空间。通过描绘旧制度末期法国社会的图景,托克维尔揭示出:当一个社会裂解为相互孤立的团体或原子化的个人时,人们就失去了经常性地相互往来和相互协作的公共空间。久而久之,人们将会习惯于把自己包裹在自我的硬壳里,变得冷漠而自利,不再关注公共事务,同时也不再懂得如何与他人协作。他们将会像陌生人一样生活在自己的国度,“对自己村庄的遭遇、街道的治安、教堂教士的处境,都无动于衷”。相反,在一个广泛存在着各个层级的社会中间团体的国家,个人将从关注和参与身边的公共事务开始,逐渐学会与他人协作。当个体通过日常的实践,逐渐明白了个人利益和公益之间的关联后,就能够自愿地牺牲一部分时间和利益,关注和参与更大范围的公共事务。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社会中间团体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上述两个方面──避免社会动荡与养成公民德性,还在于它可以增进社会团结。近年来,伴随着经济领域的变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中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社会成员的利益、思想和情感日益发生分化;另一方面,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传统的共同体日益消失,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成为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陌生人”。这两方面的变化都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与原子化。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逐步培育社会中间团体,社会分裂的趋势将日益加重。尤其对于一些边缘人群来说,当他们处于一种完全孤立的境地、缺乏社会中间团体来帮助他们表达利益诉求或纾解不满时,他们对某些具体对象的怨恨和不满就很容易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仇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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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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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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